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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少尉们、上士们则坐在驾驶室里。我们这辆车的驾驶室里坐的是一个军官的妻子和她的一个五六岁的女孩。每当汽车停下来休息时，小女孩就跳下去，在草地上跑，采集野花，大声和妈妈说话。对于冲锋枪、军犬、从车里露出头来的丑陋的囚犯们，她都毫不在意。我们这个可怕的世界并没有使草地和野花在她心目中有所逊色，她甚至没有向我们这边投过来哪怕是好奇的一瞥……这时，我想起了札哥尔斯克特种监狱里的准尉的小儿子。那个小孩最喜欢的游戏是：叫两个邻居孩子把手背在身后（有时还把他们的手绑起来）在路上走，他自己则拿着根子走在旁边押解他们。
有其父必有其子！父亲过什么生活，孩子们就玩什么游戏……
我们渡过了额尔齐斯河。汽车经过一大段浸了水的草地，然后行驶在平坦的沙漠上，黄昏时停下来休息。这时，飞驶的车轮带起的浅灰色旋风也随着平息下来，我们沉浸在额尔齐斯河的气息中，沉浸在沙漠之夜的清新空气和蒿草的芳香中。我们满身尘土，面向走过来的方向（绝对不许回头看前进的方向），沉默着（绝不许讲话），心里想着那个未来的特种劳改营，它的名称人像是俄罗斯人起的。换乘“斯托雷平囚车”时，车顶上吊看我们的“卷宗”，我们看到过那上面有劳改营的名称——埃克巴斯图兹。但是谁也想不出它在地图上的位置，只有奥列格·伊万诺夫中校记得这是一个煤矿。我们还曾设想它的位置在距中国边界不远的地方（某些人甚至为此而高兴，同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中国比我国还要坏得多）。原海军中校布尔科夫斯基是个新犯人，也是判刑二十五年的。他对谁都不屑一顾。本来嘛，他是共产党员，是被错抓的，周围这些人都是人民的敌人。但对我还算另眼看待，因为我曾经是苏军军官，而且没有当过德国俘虏。他帮我想起了在大学学过、但早已忘记的东西：在秋分的前一天在地上划一道正午线，在九月二十三日那天，从九十度中减去太阳处于中天时的高度，就能得出我们所在地的地理纬度数。尽管求不出经度来，但能知道纬度也多少算一种安慰了。
我们的汽车不停地往前开。天黑了。根据夜空中明亮的星辰，我们才明确地知道：我们正在被押往“南南西”的方向。
后面汽车车灯的光柱里，一缕缕灰尘在飞舞。其实，道路上空尘土飞扬，只不过在灯光下才看得见。我这时有一种奇特的幻觉：似乎整个世界都是漆黑的，整个世界都在摇晃，只有这些尘土的微粒在发光，在飞旋，在画出未来的不祥图景。
我们是被押往哪个天涯海角啊？去哪个洞穴啊？我们注定要在什么地方进行我们的革命呢？
蜷着的腿已经麻木，觉得已经不是自己的腿。半夜时我们来到了用高高的木板墙围起来的劳改营。在漆黑的沙漠中，在离开沉睡的黑呼呼的村庄不远的地方，这片营地被四周岗楼上的灯光照得通明。
又按各人的案情点了一次名（“一九七五年三月！”）。然后，把我们带进两道高大的门内去度过今后的四分之一世纪。
全营都在沉睡，但所有工棚的窗子都透出明亮的灯光，仿佛那里的生活正在沸腾。夜晚不熄灯，这就表明，这里实行的是监狱制度。工棚的门从外面用沉甸甸的挂锁反锁住，在一个个明亮的长方形窗孔里可以看到黑色的铁栅栏。
出来接人的生活助理员的身上缝着许多块号码布。
在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里人们身上是带着号码的，这你在报纸上看到过吧？
北极星书库（ebook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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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锁链，还是锁链……
但是，我们的激昂情绪，我们的急切期待，很快就被打得粉碎了。变革的微风不过是吹进递解站的一阵过堂风而已，它并没有吹进这用高大围墙圈起来的特种劳改营。虽然这里关押的是清一色的政治犯，但并没有看到柱子上有什么表示反抗的小传单。
听说，特种劳改营“敏拉格”里的铁匠们曾经拒绝打制劳改营窗上用的铁格子。光荣应该归于这些至今不知道姓名的人们！这才是人呢！后来他们被送进了加强管制棚。敏拉格营用的铁格子是到科特拉斯去打制的。科特拉斯人并没有支援敏拉格的铁匠们。
特种劳改营的生活是从驯服开始的。这驯服是无声的，甚至是曲意逢迎的驯服，它是过去三十年间在劳动改造营中逐渐培养形成的。
从权北地区押解来的犯人们并没有为哈萨克斯坦明媚的阳光而高兴。到了新鲁德诺耶车站，他们从红色车厢里跳下来，跳到褐红色的土地上。这里与杰兹卡兹甘的铜矿一样。在这种矿区劳动，无论多么健康的人的肺部都坚持不到四个月。刚到这里，兴致勃勃的看守们就在头几个稍犯点小错误的人身上试用了自己的新式武器—一手铐。原先在普通劳改营时是不给戴手铐的。在苏联，直到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的前夕才能够成批生产这种明晃晃的镀镍手铐。（是那些胡子花白的老工人们，即我们文学作品里称作典型无产阶级的代表们，在某个地方的工厂里制造这种手铐。当然，难道还要斯大林和贝利亚亲自制造手铐吗？！）这种手铐的优点是它可以根据需要铐得很紧：手铐上装有一个带齿的金属片，戴上之后，可以尽可能地把这个金属齿片压紧，使犯人感到更痛。这样一来，手铐便从原来的限制囚犯行动的保险性工具一变而成为刑具了。它会深深地咬过手腕，引起剧烈的疼痛；一戴就是多少小时，而且手是倒剪在背后的。此外，还研究出了一种只铐住四个手指头的铐法，使手指关节更是疼痛难忍。
别尔特种劳改营的看守们使用手铐可算是有独到之处：他们为了一点小事，例如，见到看守忘了摘帽子，就给囚犯戴手铐。倒．剪着手把人铐起来，在岗楼前面罚站。两手先痛后麻，直至失去知觉，竟逼得成年男子汉哭着求饶：“首长，我再也不敢了！摘掉这铐子吧！”（在别尔营里还有一种很好的制度：不仅去食堂时要按号令行动，而且站到饭桌旁时也要听号令，要按号令就座，按号令大家一起把汤匙放进汤盘。吃完饭后要按号令起立，按号令走出食堂。）
某人只须大笔一挥：“要建立特种劳改营！在某日前将其管理制度草案呈报上来！”这确实不费吹灰之力。可是那些勤勤恳恳的监狱当局（还有那些深知人的心理并熟悉劳改营生活的人们）可就得绞尽脑汁了：他们要字斟句酌地研究哪些地方还可以再紧紧扣，再使犯人难受一点？再增加一点什么负担，使他们更苦些？怎样才能使这些囚徒们本已不舒适的生活变得更凄惨些？必须让这些从普通劳改营转到特种劳改营来的畜牲们立即感受到这里的严厉和痛苦才行。可是，为此就得有人事先把制度逐条逐条地走出来呀！
还有，警戒措施自然也要加强。所有特种劳改营的隔离区四周都采取了进一步的戒备措施，增加了铁丝网，在障碍地带的前沿补充敷设了布鲁诺蛇腹形铁丝网，在囚犯上下工时经过的所有重要路口和拐弯处都布置了机枪，机枪手时刻严阵以待。
每个劳改地点都建起了砖石结构的监狱——加强管制工棚。凡是被送进加强管制工棚的，一律要脱去棉上衣：用寒冷折磨人，这也是加强管制工棚的重要特点之一。其实，加强管制工棚就是监牢，因为它的窗子上全有铁格子，晚间把马桶拿进来，把门反锁上。此外，每个隔离区都没有一两个惩戒工棚，那里加强看管，是隔离区中的小隔离区。被送进惩戒工棚的囚犯傍晚下工回来就马上被镇进屋里，和从前的苦役营一样。（这实际上也就是加强管制工棚，可我们都叫它惩戒室。）
此外，还公开采用了希特勒分子使用号码的全套宝贵经验，也就是用号码代替犯人的姓名，代替犯人的“我”和他的人格。所以，在这里，并不是以每个人的全部特征来区别囚犯，而只是单调的数列上的一个个位数的增减而已。这一措施，如果执行得非常坚决而彻底的话，可以使人十分难堪。劳改营当局正是在尽量做到这一点。每一个新来的人，都必须先在特别科“弹钢琴”（也就是和在监狱里一样按下十个指头的指纹。普通劳改营里是不取指纹的），然后，就用绳子把一块牌子挂在他脖子上，牌子上有他的号码，然后，便由专业科的摄影师给他拍照。（现在这些照片还保存在某个地方哩！我们还会看到的！）
拍照之后，把牌子从犯人身上取下来（他总不是狗嘛！），发给他四块（有的劳改营发三块）八公分宽、十五公分长的白布，上面印着他的号码。他应该把白布块缝在自己身上指定的地方。缝的地方各营规定不尽相同，但一般是：背上、胸前、帽子的正前方、还有裤腿或者袖子上。在发给的棉衣上，这几处的衣服面是事先就剪掉了一块的：劳改营缝纫厂有些裁缝的分工就是把新衣服弄坏——在应该缝号码布的地方把衣服面剪掉一个方块，露出棉花来。这是为了防止囚犯逃跑时把号码撕掉冒充自由工人。别的特种劳改营的作法更简单：用盐酸把号码直接蚀印在衣服面上。
看守们奉命只许叫囚犯的号码。不许他们知道囚犯的姓名，更不许记住它，如果他们真能作到这一点，那倒是很可怕的。但是，他们做不到（他们都是俄罗斯人，改不了老习惯，毕竟与德国人不同），没过一年，他们就已经记不清了，开始叫某些人的姓了，后来叫姓的人越来越多。最后，为了看守们的方便，就在每个人的“小车厢”——木板床前面钉上一块三合板的小牌子，上面写着睡在这张床上的囚犯的号码。这样，看守想招呼某个睡着的人时就可以不必看他身上的号码了，而犯人不在屋里时也可以立即看出谁的床上收拾得不整齐。看守们还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或者早晨起床前轻轻地打开锁进入工棚，把那些提前起床的人的号码记下来，或者在起床时间准时闯进来把那些起床动作慢的人记下来。只要抓到这样的人，就可以立即关进禁闭室。但在特种劳改营里多半是要求犯人写出书面检讨，可是这里又不许带钢笔和墨水，也从不供应纸。写这种冗长无聊、令人厌倦的书面检讨的一套作法，算得上是他们一项很不错的发明，反正劳改营里有的是拿着工资而终日无所事事的人，他们有的是时间分析。他们并不立即惩罚你，而是要求你检讨：为什么你的床铺得不整齐？挂在你床头的号码牌怎么会歪的？你棉衣上的号码布怎么会弄脏的？为什么没有及时洗干净？怎么在你的屋里还有纸烟？为什么见了看守不摘帽子？对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要回答这些含义深刻的问题甚至比没有文化的人更痛苦。但是拒绝写检讨就会加重惩罚！检讨要写得干净、整齐，对劳改营当局的工作人员要表示尊敬，写好后把它交给本工棚的看守，然后再转交劳改营长官助理或长官本人审阅。审阅人就在这上面批示应给予什么惩罚。
在各班组的各种报表上也规定要把号码写在姓名前面。代替姓名吗？不，他们还不敢完全不要姓名！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