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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隐瞒着自己的罪行。（只是到了赫鲁晓夫时代才谈开：这女孩子当时断定B·H或者是告密者，或者是专门搜罗不满分子的某个反苏组织的成员。）
这种普遍的互不信任把奴役制度的万人坑挖得越来越深。谁一开口大胆而公开地说点什么——大家忙不迭地躲得老远：“这准是故意挑动！”这样一来，任何一声冲口而出的真诚的抗议都注定会遭到孤立和疏远的对待。
4．普遍的闭塞。我们互相隐瞒，互不相信，从而自己促成绝对的封闭性、绝对的情报虚假性在我们当中生根。这是以往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成百万人的逮捕以及对这些逮捕的群众性支持——的最根本的原因。我们彼此间互不通消息，既不叫苦，又不呻吟，从别人嘴里什么也打听不出来，只好完全听从报纸和官方演说家们的摆布。他们每天都要塞给我们一点什么刺激情绪的东西，如像五千公里之外的某处发生的火车翻车事故（暗害分子造成的）的照片之类。可是我们应当知道的事，例如我们的楼道里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却没处去打听清楚。
如果你对周围的生活一无所知，你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公民？只有当你自己掉进陷阱之后才会知道真相，可是晚了。
5．告密制度。它发达到了使人无法理解的程度。几十万名行动人员在他们公开的办公室里，在机关大楼的普通房间里，在供秘密接头用的民宅里，不惜纸张和他们无用的时间，孜孜不倦地收买眼线，召他们来汇报。眼线的数量远远超过收集情报的需要。连明知没用的、不适合的、肯定不会同意干的——如死于劳改营的浸礼会长老尼基金之妻这样的女教徒———他们也要去收买，照样叫她站在他们面前受好几小时的审问。一时把她抓进监狱，一时通知厂子里派她干最吃亏的活儿。收买面撒得这样宽的目的之一很明显的是：要使每一个黎民百姓都能亲自闻到告密渠道的气息；要做到在每一群人里、每一个办公室里、每一所住宅里都有一名眼线或者使所有人都担心身旁有眼线。
我可以提出一个自己的粗浅的估计。每四、五名城市居民中必定有一个人一生中至少曾有一次接到过当情报员的建议。也可能超过这个比率。最近期间，我曾在几批前囚犯以及在几批从未坐过监牢的人们当中进行过抽查：我问他们之中有谁、在什么时候、怎么样被收买过？结果发现同我围在一张桌子边的人全都接到过这样的建议。
曼德尔施塔姆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结论：除了削弱人们之间的联系这个目的之外，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凡是被收买过的人由于害怕被社会揭露，必定非常关心现政权的持续稳定。
隐秘性向全体人民伸出了冰冷的触须。它潜入到同事之间，老朋友之间，同学之间，士兵之间，邻居之间，正在成长的少年之间——甚至潜入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接待室里的送牢饭的妻子们之间。
6．背叛成为生存方式。由于多年不断地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属担惊受怕，人们开始向恐惧纳贡称臣了。人们发现风险最小的生存方式就是经常地背叛。
最轻微然而也是最普遍的背叛行为就是不直接做任何坏事，但是：对在你身旁遭灭顶之灾的人视而不见，不予帮助，扭开脸，缩成一团。你的邻居、同事甚至你的密友被捕，你一声不吭，装做连看也没有看见的样子（你决不能失去你今天的工作啊！）。在全体大会上宣布了昨天消失的那个人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你虽然跟他在同一张办公桌上趴了二十年，现在却必须以自己高尚的沉默（有时候还得用谴责性的发言！）表明你与他的罪行是多么水火不相容。（为了你心爱的家庭，为了你亲近的人们，你必须做出这个牺牲！你有什么权利不考虑他们！）但是被抓走的人还留下了妻子、母亲、孩子。或许至少该给他们一点帮助吧？不能，不能，太危险：这可是敌人的妻子、敌人的母亲、敌人的孩子（而你自己的孩子还得上好几年学呢）啊！
帕尔钦斯基工程师被捕后，他的妻子尼娜在写给克鲁泡特金的信里说：“我现在已经身无分文。谁也不肯帮忙，所有的人都避开，都害怕。我现在总算看到了朋友是怎么回事。只有很少几个例外。”
窝藏敌人的人同样是敌人！帮助敌人的人同样是敌人！与敌人保持友谊的人也是敌人。这家凶毛里的电话变成了哑巴。他们再也收不到信。人家在街上不认识他们，不伸手，不点头。更不用说邀请他们去做客。也没人借钱给他们。生活在一座热热闹闹的大城市里，他们感到是生活在沙漠上。
而这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他，这个小鞋匠，正在胡子下面窃笑呢？
谢尔盖·瓦维洛夫院士在自己伟大的哥哥被镇压以后当上了科学院的奴才院长。（这也是那位胡子诙谐家为戏弄他而想出来的点子，同时也是对人心的检验。）苏维埃伯爵A·H·托尔斯泰不但避免去看望他被捕的兄弟的家属，而且连钱也不敢给他们。列昂尼德·列昂诺夫禁止他的妻子萨巴什尼科娃去看望她被捕的娘家兄弟C·M·萨巴什尼科夫的家属。
被法西斯法庭开释的波波夫和塔涅夫在苏联国土上以“企图谋害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罪名被各判十五年徒刑（并在克拉斯拉格服刑）的时候，传奇般的季米特洛夫，这位莱比锡法庭上的吼狮，竟置这两个老朋友于不顾，没有营救，甚至还出卖了他们。
被捕者家属的处境是大家熟知的。卡卢加市的B·H·卡维尚回忆说：父亲被捕后，所有的人见了我们就跑开，好像躲避麻风病人一样。我不得不退学——因为同学们都做得路（新一代的背叛者在成长！新一代的刽子手在成长！）。妈妈被工作单位解雇了。我们只好靠乞讨生活。
民警把一位领着几个小孩子的母亲带到火车站以便把他们送去流放。他们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某人的家属。经过候车室的时候，其中一个小男孩（八岁左右）忽然不见了。民警想尽办法也没有找到。于是就把这个缺了一个小男孩的人家送去流放了。原来这孩子钻进裹着红布的支着斯大林半身塑像的高高的支架里去了。他在里面一直坐到危险过去。事后他走回家。家的门上贴了封条。他去找邻居和熟人。去找爸爸妈妈的朋友。不但没有一家肯收留这个孩子，而且连一个晚上也不让住！他只好自己去投奔孤儿院……当代的人们！同胞们！你们认出了自己的嘴脸吗？
但上面这一切仅仅是背叛行为的最矮的一层台阶——摆脱关系。此外还有多少层诱人的台阶啊？曾有多少人沿着它一级级地走下去啊？那些解雇了卡维尚的母亲的人们不是摆脱了关系吗？不是为迫害他们也出了一份力吗？那些听从行动人员的电话把尼基金娜派去干粗活以便逼迫她当眼线的人们呢？还有那些忙不迭地抹掉昨天被捕的作家的名字的编辑们呢？
布柳赫尔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象征：他曾像猫头鹰一样坐在法庭主席团里审判过图哈切夫斯基（不过后者也可能做出同样的事）。图哈切夫斯基被枪毙，布柳赫尔自己的脑袋也搬了家。赫赫有名的医学教授维诺格拉多夫和舍列舍夫斯基也是一样。我们记得他们在一九五二年怎样成了恶毒毁谤的牺牲品，但是他们自己在一九三六年也曾在对他们的同事普列特涅夫和列文的同样恶毒的毁谤上签过名。（伟大的君主在安排情节和摆布人们的灵魂方面进行着反复的演习。）
人们生活在背叛“场”里——他们拿出最有力的论据为背叛辩解。一九三七年一对夫妇预料会双双被捕——因为妻子是从波兰来的。他们俩人商定了个办法：不等人家来抓，丈夫先去告发妻子！这样一来，女的被抓，男的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眼里“摆脱了干系”，得以留下。也是在那光辉灿烂的一年，革命前的政治苦役犯阿道夫·多布罗沃利斯基临去监狱之前嘱咐自己唯一的爱女伊莎贝拉说：“我们把一生都贡献给了苏维埃政权——一你可不能让别人利用了你的委屈心理呀！你一定要加入共青团！”法院判决并没有禁止多布罗沃利斯基通信，可是共青团要求他女儿不写信。女儿遵照父亲临别嘱咐的精神，脱离了和父亲的关系。
当时有过多少这类的脱离关系的声明啊！—一或是当众宣布，或是在报刊上声明：“我，某某，决定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脱离与变为苏维埃人民敌人的父母的一切关系。”用这个东西可以买到一条命。
没有在那时候生活过的人对这一点几乎是没法理解，没法原谅的。在通常的人类社会里，一个人可以一次也不掉进这种抉择的铁钳而活完他的六十年。他自己确信自己的行为端正，在他坟头上致告别词的人也确信这一点。一个人可以直到离开人世也不知道人会掉进怎样的罪恶的深井。
大片的灵魂疥癣并不是顷刻间就布满了整个社会。整个二十年代以及三十年代的初期，我国许多人还保持着他们的灵魂和原先那个社会的观念：扶危济困，为受难者仗义执言。直到一九三三年，尼古拉·瓦维洛夫和迈斯特依然公开地为全苏植物栽培科研所全体入狱者奔走营救。败坏也得有一个最起码的必要期限，在这个期限到来之前，伟大的机关还是对付不了人民的。这个期限的长短也决定于那些还没有衰老的执拗分子的年龄。对于俄国，这个过程用了二十年。一九四九年，大逮捕席卷了波罗的海各国，他们的败坏过程总共才开始了五六年；时间太短，所以那里受当局迫害的家庭尚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援。（不过有一个附带的因素加强了波罗的海沿岸人民的反抗：社会迫害是以民族压迫的形式出现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的反抗总是比较坚定的。）
当从群岛的角度评价一九三七年时，我们没有给它戴上荣耀的王冠。但是谈到那一年的狱外社会，我们不得不把这项锈蚀斑驳的背叛行为的王冠奉献给它。可以承认正是这一年摧毁了我国狱外社会的灵魂并使它遭到普遍的败坏。
但即使这样，那一年也还不是我国社会的末日！（正如我们今天见到的，总的说本日从未到来过——俄罗斯的不绝如缕的生命的细丝活到了、拖到了最美好的时光——一九五六年。而到了今天它更不至于死灭了。）反抗没有外露，没有给普遍堕落的时代涂上光彩，但是它的不可见的温暖的血管一直在跳动、跳动、跳动。
在这个可怕的时期，当珍贵的照片、珍贵的信件和日记在担惊受怕的独居中被烧毁的时候，当家庭柜橱里的每一张发了黄的纸片都突然变成冒着死亡的火苗的羊齿草叶，自己争先恐后地飞进炉膛的时候，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在好几千个夜晚不去烧掉，而是保存着被判刑的（如弗洛连斯基）或被公开批判的（如哲学家费多罗夫）人物的档案！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的中篇小说《索菲姐·彼得罗夫娜》在当时看起来一定是一桩多么触目惊心的地下反苏活动的罪证啊！伊西多尔。格利金却把它保存了下来。他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感到死亡临近的时候，挣扎着穿过全城，把手稿送到了他姐姐那里。
每一个和当局对抗的行动都要求具有和这个行动不成比例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