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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好结果当然是叫人高兴的事，没有人会反对。可是不能以丧失人的形象为代价呀。
如果重要的是结果——你就必须把全部精力和心计花费在逃避一般劳动上。必须卑躬屈节，巴结讨好，做出卑鄙龌龊的事情以求保住杂役的地位。并且靠这个——保住性命。
如果重要的是实质——那么，现在就到了应该安干一般劳动、安于破衣烂衫、安于磨破手皮、安于较少和较坏的面包的时候，也许还到了应该安于……死亡的时候。但是只要活着，就要骄傲地把你酸痛的脊梁挺直。只有当你不再害怕威胁、不再追求奖赏以后，你在主人们的猎头鹰眼里才会变成最危险的人物。因为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法子治住你呢？
你开始觉得，一边抬着一筐垃圾（抬石头则另当别论！）一边跟你的劳动伙伴谈论电影对文学的影响，很有乐趣。你开始觉得，在用空的灰浆槽上坐下来，挨着自己砌好的墙抽口烟，很有乐趣。如果工长路过，瞄一眼你的砌缝，瞧一瞧基准线说：
“是你砌的？挺齐整嘛。”
这堵墙对你有屁用，你也不相信它能使人民的幸福的未来早到一天，但是你这可怜的衣衫褴缕的奴隶这时在你亲手创造的产品旁边也不由得暗自粲然一笑。
无政府主义者的女儿加利娅·维涅季克托娃在卫生科当护土。但她看出，这里不是给人治病的地方，而是个人的安乐窝。她倔犟地自己跑去干一般劳动，拿起了大锤、铁锹。她说这使她在精神上得救了。
好人吃面包干也能健康，坏人吃大鱼大肉也不顶事。
（话倒说得在理，但是如果连面包干也没有呢？……）
只要你一旦放弃了“不惜任何代价活下去”的目标，走上安祥和纯朴的人们所走的道路，不自由的生活就会开始令人惊奇地改变你原来的性格。朝着你完全没有意想到的方向改变它。
你可能觉得，在这个地方，人的心中越来越增强的应当是凶恶的感情、腹背受敌者的惶乱、无对象的仇恨、激动、神经质，可是连你自己都没有觉察到，不自由的生活怎样随着时间的不知不觉的流逝在你心中培育出完全相反的感情的萌芽。
你曾是生硬而急躁，你经常是匆匆忙忙，你的时间经常不够。现在把它绰绰有余地交给了你。你被它填得饱饱的，前前后后，要多少月有多少月，要多少年有多少年。你的血管里充溢着起镇定作用的甘露——耐心。
你在向上……
你以往对谁都不原谅，你无情地谴责，又无节制地颂扬。现在谅解一切的温和态度成了你的不绝对化的见解的基础。你既然知道了自己是软弱的，也就能理解别人的软弱。你又能惊服于别人的力量，又有向他借鉴的愿望。
脚下的石块沙沙作响，我们在向上……
自制力的装甲一年年把你的心脏和全身皮肤裹紧。你不急于提问，不急于回答，你的舌头丧失了做细微颤动的弹性能力，你的眼睛不再为好消息而进出欢乐的火花，也不再困痛苦而黯然无光。
因为你还需要核实这究竟是不是真的。你还需要弄清什么是欢乐，什么是痛苦。
寻得了什么，不要高兴；丧失了什么，不要哭泣！现在这成了你的生活守则。
你的原来干枯的灵魂由于苦难而变得滋润。你即使还不会按照基督教义去爱你的邻人，但你正在学会爱你的亲人。
爱牢狱生活中围在你身边的精神上的亲人。我们当中多少人会承认：正是在牢狱中我们才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友谊！
也爱你以前生活中曾围在你身边的血统上的亲人。他们曾那么爱你，而你却对他们作威作福……
反省你以前的全部生活！回想你做过的一切坏事，可耻的事，想想现在能不能纠正？——这就是你的思想的必然收获和永无止境的方向。
不错，你被投人监牢是无妄之灾，你面对国家和法律是无过可悔的。
但是面对自己的良心呢？面对个别的人呢？……手术后，我躺在劳改营医院的外科病房里。我一动也不能动，我觉得热，又怕冷，然而我的神智并没有模糊。我感激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科恩菲尔德大夫，他坐在我床边，对我说了整整一个傍晚的话。电灯关掉了，免得刺激我的眼睛。病房里就只有他和我，没有别人。
他以热烈的口吻长时间地向我讲述着他由犹太教改奉基督教的故事。他的改变信仰是由和他同牢房的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像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似的性情和善的小老头促成的。我惊异于他的新人教者的忠诚、他的言词的炽烈。
我们彼此并不熟悉，他也并不负责治我的病。他只不过是在这里找不到人谈心。他性情温和，彬彬有礼。我在他身上没有看出任何劣点，对他的事也一无所知。然而我对一件事存有戒心，科恩菲尔德已经两个月把自己囚禁在工作地点，不出医院的工棚，避免在营区里行走。
这表示他害怕被人宰掉。我们劳改营里最近很流行这种作法——拿刀子捅眼线。这很有效果。但是谁能保证挨刀子的单单是眼线？有一个犯人被杀显然是因为有人报卑鄙的私仇。因此科恩菲尔德把自己囚禁在医院丝毫不能证明他是一个眼线。
已经很晚了。全医院的人都睡了。科思菲尔德这样结束自己的话：
“您知道，一般地说，我确信人世生活中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任何惩罚都不是平白无故的。表面上，它的降临可能与我们真正犯下的那个罪过无关。但是如果把你的一生仔细地检查一遍，深入地想一想，我们总会找出使我们今天遭受打击的我们所犯下的罪。”
我看不到他的面孔。从窗户透进来的只是营区微弱灯光的返照和走廊里的电灯射在房门上的黄色光斑。但是他的声音中发出的如此神秘的见解使我不寒而栗。
这是鲍里斯·科恩菲尔德最后的言语。他无声息地通过静夜的走廊走进邻近的一间病房，在那里睡下。所有的人都入睡了，他已经再找不到可以说一句话的人。我自己也入睡了。
早晨，我被走廊上的奔跑和沉重脚步声惊醒：卫生员抬着科恩菲尔德去手术室。他在睡梦中被人用灰泥匠的小锤在颅骨上砸了八锤（我们这里通常利用刚打起床铃、工棚门打开了但人们还没有起床的时机杀人）。他死在手术台上，根本没有醒过来。
科恩菲尔德留在人间最后的话竟成俄语。这些话是对我说的，从而像遗产一样留给了我。这样的遗产并非抖抖肩膀就甩得掉的。
但是此时我自己也成长到了产生类似的思想的水平。
我本来倾向于赋予他的话以生活的普遍规律的意义。可是这样做便会陷入一个难题。这样做你就得承认那些遭到比监禁更残酷的惩罚——被枪毙、被烧死的都该是超级的恶一（而实际上……遭到最凶狠的惩办的正是一些无辜的人。）关于我们的那些明摆着的折磨者又该怎么说？为什么命运不惩罚他们？为什么他们至今还在享福？
（对此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人世生活的意义并不像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在于享福，而在于……灵魂的升华。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的折磨者受到了最可怕不过的刑罚：他们正在变成猪，他们脱离人类而向下坠落。从这个观点来看，今日承受刑罚的，正是有升华的希望者。）
但是科恩菲尔德最后的话中确有一些扣人心弦的东西，对于我自己说来，我是完全接受的。许多人也会接受它们，作为对自己的箴言。
在我被监禁的第七年，我对自己的一生做了足够的回顾和检验。我终于懂得了我为什么会得到了这一切：监狱以及补充监狱之不足的——恶性肿瘤。如果连这样的惩罚都被认为是不够的，我也决不会抱怨。
惩罚吗？但是——谁给的？
你们想想吧——谁给的？
我在科恩菲尔德走向死亡之前停留过的那间手术后特别病房里躺了很久，而且一直是一个人。在失眠的夜晚我怀着惊异的心情思索着我的一生和我一生的转折。按照我在劳改营中的惯用办法，我把自己的思想编成押韵的短句以便于记忆。现在最正确的是把一个题在被一场暴动的余波所震撼着的劳改营的医院里的病人的心声，照原样抄录在下面：
究竟在什么时候——我
将善的种子丢弃得不剩一颗？
毕竟我的少年时代
在你神殿的赞歌中度过。
书中的奥理光辉闪灼，
把我高傲的大脑穿射。
世界的秘密已为我掌握，
人世的命运像蜡似地任我捏塑。
血在沸腾——血波的拍击
在前方闪耀着异彩。
没有轰响，一片死寂，
信仰大厦在我胸中崩坏。
通过有与无之间的山颠，
跌倒，抓紧绝壁的边缘。
回顾往昔的生活，
心头发出感激的震颤。
既非明智屯不是期望，
照亮了它每一个曲折。
那是神意的宁静的光华，
但它事后才让我悟彻。
如今以赐还我的王杯，
自起生命之水，
宇宙的主啊！我又重新信仰！
我虽曾将你背弃，你却与我同在。
回顾往昔，我看到在我全部有意识的生活中，我既未能理解我自己，也未能理解我的追求。明明是祸，我却长久地认为是福。一向的努力从来是南辕而北辙。但正如海水的来潮把无经验的洗浴者推倒并抛上海岸一样，灾祸的打击也使我浑身痛楚地跌回坚实的地面。只是因为这样我才得以走上了我一直想走的那条道路。
命运只许我用压弯的、几乎要折断的脊背从狱中年代里驮出一条这样的经验；人是怎样变成恶人和怎样变成好人的。在少年得志的迷醉中我曾觉得自己是不会有过失的，因而我残忍。当大权在握时我曾是一名刽子手和压迫者。在我穷凶极恶的时候我确信我在做好事，我有头头是道的理由。只有当我躺在牢狱里霉烂的麦秸上的时候心里才感觉到善的第一次蠕动。我逐渐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世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束缚。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了历史上一切革命之虚妄：它们只消灭各自时代的恶的体现者（而在匆忙扰乱中也不加分辨地消灭着善的体现者）——至于被更加扩大了的恶的本身，它们却当做遗产继承下来。
纽伦堡审判应当归入二十世纪的荣耀：它杀的是恶的思想，而对感染上这个思想的人劫杀得很有限。（当然这不是斯大林的功劳，照他的意思恐怕应当少讲点道理，多砍点人头？）如果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还没有炸烂了自己和窒息了自己，或许这个趋向终能取得胜利？
而如果它不能取胜的话，那么整个人类历史都将是空虚的原地踏步，没有丝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