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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仅仅是一年。而这样的年头要度过十个之多。这样的年头要度过二十五个之多……
还有因营养不良症而躺进医院的时候。这也是供你思考问题的好时机。
思考吧！从你的苦难中做出结论吧。
在这没有尽头的时间里，犯人们的大脑和灵魂总不能一直是不活动的吧？！从远处看，从群体上看，他们活像一堆蠕动的虱子，但是他们毕竟还是万物之灵，对吧？他们的内心不是也曾在某个时候引入过微弱的上帝的火种吗？现在它变得怎样了？
多少世纪认为：判给罪犯刑期是为了要他在这个“期”内反省自己的罪行，痛苦、悔恨、逐渐改过自新。
但是良心的谴责与古拉格群岛无缘！一百名土著当中五名是盗窃犯，他们不但不觉得自己的罪行应当受责难，反而认为是豪迈行为。他们幻想着将来把这类业绩实现得更巧妙更无耻。他01没有什么可以悔恨的。再有五个是曾经大把捞过钱的，但不是拿私人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大把捞钱只能拿国家的，而国家自己也在那里一点不心疼地、毫无意义地大把挥霍着人民的钱财。所以这一类型的人物有什么可以悔恨的？莫非是后悔如果多捞些，大家分分赃，可以逍遥法外吗？另外八十五个土著什么罪也没犯过。悔恨什么？悔恨不该想那些想过的事？（不过有的人的确被灌输和愚弄到这种程度，他真的悔恨自己变成了坏人……我们回想一下那个认为自己和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妮相比问心有愧的尼娜·佩列古德的绝望心情吧。）不该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当俘虏？不该在德军占领时期没有饿死而去找了工作？（不过是非界限搞得这样混乱，以至于确有人痛心疾首地认为：当时我死了也比去挣这块面包好。）不该在白白为集体农庄干活的时候从地里拿回东西来喂孩子吃？或者不该为同样的从工厂里把东西拿出来？
不，你不但没有什么可以悔恨的，相反地，你的清白无暇的良心像一绒山间的湖水在你的眼里泛出净洁的光辉。（你的被苦难净化了的眼睛能准确无误地看出别人眼中的任何一点浑浊。比方你就能准确无误地分辨出谁是眼线。“契卡格勃”不知道我们具有这种善于辨别真伪的慧眼——这是我们用来对付它的“秘密武器”。国家安全机关在这方面总是我们的手下败将。）
我们和阳思妥耶夫斯基的苦役犯、雅库博维奇的苦役犯之间的主要区别来自我们这种几乎全体一致的无罪感。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万劫不复的社会叛逆，我们却肯定地知道，当局可以像抓我们一样，把任何一个自由人扒拉进来；铁丝网不过是一条名义上的分界线。他们那时的大多数人无条件地意识到个人有罪，而我们今天意识到的却是千百万人的灾难。
可是，不能在灾难中灭亡。要从灾难中求生。
劳改营内自杀事件令人惊异地稀少，其原因是不是正在于此呢？不错，确是稀少的，虽然凡蹲过劳改营的大约都会记得个把次自杀事件。但是记得更多的是逃亡。逃亡肯定比自杀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热心家们可能会夸我两句：我在奉行乐观主义路线了。）自残肢体事件也远远多于自杀！——但是这也属于热爱生活的行为。这是很简单的计算：牺牲局部以挽救整体。我甚至有这样的感觉，劳改营中的自杀率，按千人统计，低于狱外。当然，我没法进行核实。
斯克里普尼科娃记得，一九三一年在麦德维热戈尔斯克，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在女厕所里上吊死了，时间偏偏是在宣布释放他的那一天！也许是由于对当时狱外社会的厌恶？（两年以前他的妻子抛弃了他，但他那时候却没有自缢。）还有，设计师沃罗诺夫在布列波洛姆劳改营本部的俱乐部里上吊自杀。——服第二次刑期的共产党员，党务干部阿拉莫维奇一九四七年在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的机械厂的阁楼上自缢身死。——被逼到完全绝望地步的、而更主要是一辈子对我们的残忍性没有做过准备的一群立陶宛人，战争年代在克拉斯拉格面对面地走向持枪的士兵，以期被他们开枪打死。——一九四九年在沃林州的弗拉基米尔市的侦查监室里，一个被侦讯吓傻了的小青年已经上了吊，可是被巴拉纽克解了下来。——在卡卢加关卡，一个躺在卫生所住院处的前拉脱维亚军官偷偷沿着还没有完工、无人居住的大楼的楼梯爬上去。一个犯人身份的女护士发现了他，连忙追赶。她在六楼凉台追上了他，抓住了他的袍子。自杀者甩掉袍子，穿着内衣急速地跨进了虚空——在阳光明媚的夏日的卡卢加大街上熙来攘往的行人们的注视下，像白色闪电似地划过天空。——德国女共产党员艾米听到丈夫的死讯后，从工棚里不穿外衣走到严寒的露天，为了使自己感冒。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的英国人凯利以高超的技术，在监室开着门、看守站在门洞里的情况下，割断了自己的静脉管。（他使用的工具是从洗脸地上剥落的一块瓷釉。凯利把它藏在一只鞋里，鞋子放在床边。凯利把被角从床上拖下来盖住鞋，取出瓷釉，在被子下面割断了手上的静脉。）
我再说一遍，还有许多人能说出类似的事件，但对于几千万服过刑的人来说，总数毕竟是不多的。即使从这些例子里也可以看出，自杀事件中外国人和我国西部地区的人占很大比重：落入群岛对他们的打击比对我们沉重，所以他们要寻短见。再就是忠诚分子（但不是死硬分子）也占很大比重。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脑子里一定是整个混乱了，不停地嗡嗡响。他们怎么受得了？（通过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波兰贵族佐霞·扎列斯卡在侦讯期间三次自杀：自缢——被人解下来；割静脉——被人阻止；跳上七楼的窗台——正打瞌睡的侦查员及时抓住了她的连衣裙。三次把她救下来，目的是好把她拉夫枪毙。）
对自杀一般地该怎样正确地解释？安斯·伯恩斯坦坚持说，自杀者完全不是懦夫，自杀需要极大的意志力。他自己曾用绷带拧成绳子，卷起双腿，想把自己缢死。但是每当眼睛里出现了绿色的圆圈，耳朵里鸣响的时候，他就不由自主地把脚放到地上。最后一次试验，绳子断了——他感到庆幸，因为自己还活着。
我不争辩。也许即使绝望到了顶点，要自杀也还是需要拿出意志力的。在很长的时间内，我恐怕根本不会对这件事谈什么看法。我一向确信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产生自杀的念头。但不太久以前，我曾度过几个愁云密布的月份，当时我觉得我终生的事业全完了，特别是如果我活下去的话。我现在清楚地记得这种对生活的厌恶，这种时而泛起的“死比活着容易”的感觉。据我看，在这种状态下继续活下去比死需要更坚强的意志。但或许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顶点有不同的感觉。因此自来就存在两种意见。
这是一个很壮观的遐想：成百万的无事受害者忽然开始集体地自杀，从而给政府造成双重的苦恼：他们既借此证明了自己的无辜，又夺走了它的不花钱的劳力。也许政府的心肠忽然会软下来？也许会开始怜惜自己的子民？……只怕未必。斯大林恐怕不会因此罢手，他只会从自由人中再弄进两千万来。
但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人们几十万几百万地死去，他们似乎已经被逼到了顶点的顶点，可是不知为什么偏没有自杀的I被注定了要忍受畸形的生活、饥饿的熬煎、过度的劳动的人们并不以自杀结束生命！
经过认真的思考，我认为这个论据是比较有力的：自杀者永远是破产者，永远是走投无路的人，是输掉了生活又没有勇气继续斗争的人。而如果这几百万孤立无援的可怜的牛马终于不肯自杀——这说明他们心里还存在着某种不可战胜的情感，某种强大的思想。
这就是普遍认为自己是正义的那种感觉。这就是和在鞑靼枷锁下差不多的全民受难的那种感觉。
但是如果没有什么可以悔恨——那么，囚犯一直在想些什么？“贫穷和监牢给人以智慧”。给是会给的。只是它将把他指百倒哪里去？
不仅我一人，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觉。我们最初的监狱的天空——是翻滚的乌云，是火山喷发的黑色烟柱。这是庞培的天空，是最后审判目的天空，因为被捕的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我——世界的中心。
我们最后的监狱的天空是无限的高，无限的明亮，甚至是比天蓝更清淡的颜色。
我们（宗教徒除外）第一个动作全都是；揪自己的头发——可是它已经被剃光了！……我们是怎么搞的呀！我们怎么没有看出告密者？我们怎么没有看出我们的敌人？（我们多么恨他们！我们将来怎样报这个仇？）多么疏忽大意！多么盲目！犯了多少错误！怎样扑救呢？快点补救吧！要写出来……要说出来……要通知别人……
但是什么也用不着做。什么也救不了我们。到时候我们就会按第二O六条规定的手续签字，到时候我们就会听取革命法庭的当面宣判或者特别庭的缺席判决。
递解阶段开始了。这时我们开始喜欢回忆我们的过去：我们过去的生活多么美好！（即使实际上并不美好。）曾有多少未加利用的机会！曾有多少没有揉捏过的花朵！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补回这一切呢？……如果我能活到那一天的话……哦，我将会多么不同地、多么聪明地生活！未来的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吗？它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灿烂！
结论是：要活到那一天！活着出去！不惜任何代价！
“不惜任何代价！”——这仅仅是一句普通的套话，一句习惯的说法。
可是这几个字眼被它的全部含义填塞得鼓胀起来。从而形成了一句可怕的誓言：不惜任何代价活着出去。
能起这个誓的人，能在它的终红色的火团前面不眨眼的人——对于他来说，自己的不幸既遮盖了共同的不幸，也遮盖了整个世界。
这是劳改营生活道路的大分岔。从这一点起，道路分成左右两条。一条向上，一条向下。往右走——你将丧失生命，往左走——你将丧失良心。
“活下去！”的自我命令是一个活人的自然挣扎。谁不想活下去？谁没有权利活下去？鼓足我们全身的力量！向所有的细胞发出“活下去！”的命令！向我们的胸腔导入巨大的电荷，用电子云包围我们的心脏使它不能停止跳动。三十名憔怀但是筋骨硬朗的犯人顶风冒雪沿着北极圈内的冰路被带到五公里外去洗澡。小澡房实在没有什么好处可说。每次洗澡要分五批，每批六人，澡房的门直接开向严寒的露天。一批人洗澡时，其余四批都要站在外面干等。因为总不能没人押着放他们自己回去呀！但是不仅没人得肺炎，连感冒的都没有。（有一个从五十岁服刑到六十岁的老头，这样洗了十年。他获释后回到家里，又暖和又有人照顾，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了。“活下去！”的命令失效了……）
但是单纯“活下去”并不等于不惜任何代价。“任何代价”指的是：以别人为代价。
我们要承认事实：在这个劳改营的大岔道上，在这个灵魂的分离站上，向右拐的并不是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