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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喜欢既不思考也不检验就接受过来的那些流行用语具有多么大的粘性啊！“老契卡！”———谁没有听到过用拖长的调子说出以示尊敬的这几个字？如果想特别指出某个营吏不同于没有经验、毛手毛脚、爱瞎喊瞎叫但缺乏真正的叭喇狗的牙口的营吏，一般都说；“那儿的营长可是个老——契卡！”（比方像烧掉了克列姆普涅尔的《镣铐奏鸣曲》的少校那样的。）这个用语是契卡人员们自己讲开的，而我们却不假思索地跟着说。“老契卡”——这至少表示他在雅戈达时代、在叶若夫时代、在贝利亚时代都是红人，是使他们每一个都感到满意的人。
但是我们不泛泛地去谈论“契卡人员”的一般情况。关于原来意义上的契卡人员，关于从事行动一侦查一宪兵工作的契卡人员，本书已经有专章介绍。而管吏们顶顶喜欢的就是把自己也称为“契卡人员”，顶顶追求的就是这个称号。他们有的人确是从那种岗位上来到这里休息的。说休息，是因为在这里神经不用过分紧张，健康不会受到损坏。他们在这里的工作不需要像那里要求的文化水平和作恶的主动劲头。在契卡一格勃机关里需要敏锐、迅速，必须准确无误地打中对方的眼珠，但在内务部系统里愚钝些也不妨事，只要不错过对方的头骨也就行了。
尽管我们十分难过，但我们无法承担起解释以下现象的任务：为什么顺利实现了的“劳改干部工人化和共产党员化”的口号未能在群岛上创造出捷尔任斯基提倡的那种忐忑不安的对人的爱？从革命后最初几年起，在中央惩治局和省惩治处的训练班里就“不脱产”地（即同时已经在监狱和集中营工作）为监狱和集中营培训着初级的行政建设人员（即内部看守人员）。到了一九二五年，沙皇时代的看守人员只剩下百分之六（久经锻炼的老手！）。而在这以前，中层劳改干部就已经全部是苏维埃的了。他们继续学习着：起先在属于教育人员委员部的各法律系（不错，是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并且不是无法系，而是——法律系！），自一九三一年起改为司法人民委员部设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喀山、萨拉托夫和伊尔库茨克的法学院的劳改工作专修班。那里的毕业生里工人占百分之七十，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七十！从一九二八年起，遵照人民委员会和从来没有反对意见的中执委的决议，进一步扩大了这些工人化和共产党员化了的监禁场所长官们在规定管理制度方面的权限。可是你看怪不怪，对人的爱不知为什么仍是没有产生出来！受他们害的人比受法西斯害的人还要多好几百万——况且这些人并不是战俘，不是被征服者，而是本国的同胞，在本国的土地上！
谁能给我们解释清楚？……
生活道路的相同和地位的相同会不会导致性格的相同？一般地——不会。对于精神和智力强健的人们，是不会的。他们有自己的决定、自己的特征，有时候是很出人意外的。但是经过了严格的反面淘汰（道德的和智力的）的营吏们的性格都是惊人地相同。大概我们不用费力就可以描写出他们基本的共同特征：
傲气。他生活在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单独的岛屿上。在这个岛上他是绝对的第一号：所有的犯人都低声下气地服从他，连自由人也是一样。他肩章上的那颗星在这里是最大的。他的权力是无边无际的，而且是从不会犯错误的：任何有怨言的人结果总是不对（被镇压）。他的房子是群岛上最好的。最好的交通工具。比他低一级的亲信营吏们也是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由于他们先前的全部生活没有在他们心里埋藏下任何一颗具有批判能力的火星，所以他们也就不可能不把自己理解为一个特殊的种族——天生的统治者。从任何人都没有力量进行反抗的这个事实中，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这说明他们统治得极其英明，这是他们的（“有组织的”）天才。每一天和每一个日常的场合都使他们能够明显地看到自己的高人一等：人们在他们面前起立、立正、鞠躬；听到他们的召唤不是走过来，而是跑过来；得到他们的命令不是走去执行，而是跑去执行。如果他（贝阿拉格，杜凯尔斯基）走到大门口去观看他的肮脏卑贱的工人们排成纵队在警犬的包围中行进，那时他自己严然是一个身穿雪白的夏装的种植园主。如果他们（翁日拉格）忽然想起要骑马巡视马铃薯地里的劳动情况——穿黑色衣裳的女犯们正在陷到小肚子的烂泥里挣扎着，试图从地里挖出土豆子（不过她们来不及运出去，开春以后只能再把它们埋进土里去当肥料），——那时候他们这一队穿着擦亮的皮靴、笔挺的毛料制服在渐渐沉陷的女奴们旁边疾驰而过的优雅的骑士们，活像是真正的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
随着自满自足而来的必然是愚钝。活着被奉为神明的人自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他不需要读什么、学什么，谁也不能告诉他什么值得思索的东西。契诃夫在萨哈林岛上的官员当中遇到一些聪明、有作为、有科学爱好、对本地自然环境和生活进行过深入研究、写过地理学和民族学研究著作的人。但是哪怕是为了逗乐也不可能想象在整个群岛上有这样的一个营吏！如果库德拉蒂（乌斯特维姆的一个派遣点的点长）决定了：百分之百地完成国家定额还根本不是什么百分之百，而必须是完成他本人规定的（凭脑袋瓜想出来的）每班任务才能算数，否则就要罚全体吃惩戒口粮——你是没法叫他改变主意的。完成定额百分之百以后，全体照吃惩戒口粮不误。在库德拉蒂的办公室里有成堆的列宁全集。他把B·F·弗拉索夫叫进来，教导他说：“你看列宁在这里写着对待寄生虫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他理解的寄生虫就是只完成了定额百分之百的犯人，而无产阶级就是他自己。这两个想法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并列搁在一起的：这是我的庄园！我是无产者！）
但旧时农奴主的教养他们却望尘莫及。许多农奴主曾在彼得堡等地求学，有的留学格丁根。他们当中毕竟还出了阿克萨科夫、拉季舍夫、屠格涅夫一流的人物。但是我们内务部人员当中没出过一个，也出不了一个。主要的是，农奴主们或是亲自经营自己的庄园，或者至少对自己庄园的经管稍有知识。但是沐浴着国家种种思泽的趾高气扬的内务部军官们决不可能再承担经济领导的责任。对于这个任务，他们是太慵懒、太愚钝了。他们用森严和保密的烟幕掩盖着自己的无所事事。结果迫使国家（它绝非一贯是自上而下地治理的。历史将会懂得：国家的不发展往往是中层官吏贪图安逸的惰性所决定的。）不得不设立和他们的金色肩章的官僚系统平行的另一套由托拉斯和综合工厂组成的同样的官僚系统。（但这未曾使任何人奇怪：我们国家里什么东西不是同样两套呢？从苏维埃政权本身开始。）
独断专行。任意胡为。在这方面，营吏们和十八、十九世纪最坏的农奴主完全可以比美。荒谬绝伦的命令的实例举不胜举。它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显示权力。越深入西伯利亚和北部地区，这类实例越多。但即使在莫斯科边上（现在是莫斯科市区）的希姆基也有这样的事。沃尔科夫少校在五月一口注意到犯人们不快乐。于是他发出命令：“每人必须立即快乐起来！我看到谁愁眉苦脸就把他关进惩戒区！”为了让工程师们快活起来，便派一群第三次判刑的女贼们去给他们唱淫秽的小调。人们会说这不是任意胡为，而是政治工作。是喽。一批新犯人被带进上面说的这个劳改营。新犯人伊万诺夫斯基自我介绍是大剧院的舞蹈演员。“什么？演员又”沃尔科夫发怒了，“进惩戒区二十天！你自己去向惩戒隔离室室长报到！”过了一会儿他打电话会问：“演员在那地蹲着吗？”“蹲着。”“是他自己来的？”“自己。”“好，放他出来！我派他当助理管理员。”（我们已经写到过，这个沃尔科夫曾下令把一个女犯的头发剃光，嫌太漂亮。）
独劳点长对西班牙人外科医生福斯特不满意，“把他派到采石场去！”派去了。但不久点长自己病了，需要动手术。有别的外科大夫，也可以进中央的医院去。不，他只相信福斯特！把福斯特从采石场调回来！由他给我做手术！（但是在手术台上他死了。）
一个劳改营长发现了宝贝：犯人地质工程师科扎克原来能唱戏剧男高音，革命前在彼得堡跟意大利人列佩托学过。营长发现自己也有嗓子。这是一九四———四二年。战争正在远处的什么地方进行。但受到免征权牢靠保护的营长却让自己的农奴给自己上声乐课。那个犯人已经病弱不堪，申请当局协助查找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科扎克也正从流放地通过古拉格寻找自己的丈夫。两封寻人信都到了这个营长手里，本可以帮助这对夫妇接上关系。然而他不这样做。为什么？他“安抚”科扎克，说他的妻子……被流放了，但生活得很好（她是个教员，现在粮食采购站当清扫员，后来在集体农庄劳动）。他仍要他教唱歌。到了一九四三年，科扎克已经完全不行了。营长开了思，帮他办了因病释放手续，让他到老婆身边去咽气。（照这么说，营长还不是个恶人！）
享有世袭领地的感觉是所有劳改营长的特有感觉。他们不把劳改营理解为某种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而当做是在他们整个任职期间交给他们独占的世袭领地。所有对生命和个人的任意摆布都是由此而来的。长官们互相间的自我炫耀也是由此而来的。肯吉尔的一个劳改点的点长说：“我这里有个教授在洗澡房里干活！”但是另一个劳改点长斯塔德尼科夫大尉的一句话就把他撂倒了：“在我那儿——有个院士当勤杂工，抬便桶！”
贪婪。贪财。在营吏当中这是最普通的特征。并不是每一个都愚钝，并不是每一个都任意胡来，但是从犯人的无偿劳动和国家财产里捞取好处使自己发财致富的事，每一个营吏，不管是这里的主要长官还是副手，都在拼命地干。不仅我自己没有见过，而且我的朋友们也没有人能记起一个大公无私的营吏，给我写信的前犯人中也没有能指出一个来的。
无论怎样大量的合法利益和特权都不能满足他尽可能多捞一把的欲望，无论是高工资（两倍、三倍的“北极地区补贴”、“偏远地区补贴”、“危险性工作补贴”）；无论是奖金（一九三三年劳改法典第七十九条为劳改营领导干部规定的奖金。这个法典同时也不妨碍他们为犯人规定一天十二小时、没有星期天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