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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就行了！中尉接连几小时的废话一下子就噎住了！他明白事情落了空。“我们用不着你这样的，就像狗用不着第五条腿一样。”他懊恼地叫起来：“你写一张书面拒绝！（又是书面！）就照你说的写，说明你信神仙！”
看来他们每停用一个眼线都要有一份文书，正如起用时一样。以信基督为借口完全可以使中尉满意；契卡行动人员当中不会有人责怪他了，不会认为还能进行什么努力了。
不偏不倚的读者是否觉得，他们将会在基督面前四散奔逃，就像鬼怪躲避划十字和早祷的钟声一样呢？
这就是我们的制度永远与基督教不能相容的原因！法国共产党人纯粹在瞎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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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任命了一个从别处紧急调来的带着一批帮手的“狗腿子”当章图依的管理主任。他们在第一晚就捅死了三个盗贼，这才开始稍稍安定下来。
有一则谚语早就预见到：贼死于贼手。群岛教父们依照先进学说把这些社会亲近分子繁殖得超过了任何限度，使自己都已经吃不消了，除了对他们实行分而治之，很使他们彼此动刀子（战后年代盗窃犯与“母狗”的战争震撼了群岛）之外，就没有了别的出路。
当然，盗窃犯们尽管外表上多么放任，他们在惩戒营的日子也是不好过的，他们也正是想利用这种嚣张行为从这里脱身出去。像一切寄生虫一样，生活在可以供他们吸取养分的人们中间对他们更有利些。有时，为了不去例如著名的沃尔库塔石灰厂之类的惩戒营，盗窃犯甚至把自己的手指砍下来。（战后年代对某些累犯甚至在法院判决书上就写好：“在沃尔库塔石灰厂关押。”上面就把螺钉拧紧了。）
在那里，大家都随身带着刀子。“母狗”和盗窃犯每天都互相宰杀。厨子（“母狗”）任意盛菜汤：有的结得稠，有的给得稀，有的就干脆往脑门上给一勺。派工员拿着一根钢筋走来走去，嗖的一声就把人当场抽死。“母狗”们身边养着一些男孩，供玩男色之用。有三种工棚：“母狗”工棚、盗窃犯工棚和“福来儿”工棚。“福来儿”——做工：在劳改营附近的低处开采石灰，然后把石灰石用担架抬到山崖上来，在那里堆成圆锥形，里面留下烟到；点火焙烧；然后在浓烟、烟炱、粉尘中把灼热的石灰摊开。
在治达劳改营里，巴扬戈尔惩戒区是闻名的。
在还没有该受惩罚的犯人的时候，先给克拉斯拉格的列伍奇惩戒独势点送去了一批“核心劳力”，即一百五十来个毫无过错的身强力壮的犯人（尽管那是个惩戒点，可是上头要求劳改营长官完成生产计划，那只好把普通的苦力们硬打进惩罚点了！），然后再送去盗窃犯和按五十八条判刑的长刑期犯人——重罪犯。盗窃犯们已经有点怕这些重罪犯，因为这些重罪犯已经背着二十五年，在战后的环境里杀死一个盗贼不会再使自己的刑期加长，这已经不会像在运河工地上那样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捣乱。
列伍奇的工作日表面上似乎是十一个小时，但实际加上到森林上工来回走路（五至六公里）就成了十五小时。早晨四点三十分起床，回到营区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犯人体力很快就耗尽了，于是出现了拒绝出工的犯人。在一般派工出发后，让拒绝出工的犯人在俱乐部排好队，派工员走来走去挑选谁该强制出工。这样的拒绝出工犯人脚上穿着树皮鞋（“鞋袜当令”，零下六十度），身上穿着破烂的外套，被推出区外——在那里嗾使五条狼狗向他们扑去：“上呀！”狗把拒绝出工犯人拽翻在地，又撕又抓。这时便把狗叫回，一个中国人赶着一辆掏粪的牛车过来，装上拒绝出工者运到工地，从路堤上把车上的人推进一片凹地。作业班长廖沙·斯洛博达在下面等着，用棍子打他们，直到他们爬起来给他干活为止。他们完成的工作量，他记在自己作业班的帐下，而他们所得到的是三百克的面包——关禁闭的口粮。（想出这套阶梯式办法来的人——可算得是个小斯大林！）
加林娜·约瑟福夫娜·谢列市里亚科娃！为什么你不写这种事情呢？为什么你的主人公们蹲在劳改营里什么事也不做，不到哪儿去劳动，而只是谈论列宁和斯大林呢？
五十八条的一个普通苦力要在这种惩戒劳改点上活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北铁劳改营的惩戒派出分点上（长官是克柳奇金上校），一九四六一四七年曾发生过人吃人的现象：把人大卸八块，煮了吃。
这恰恰是发生在我国人民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以后。
喂，克柳奇金上校！你在什么地方给自己修建了养老的私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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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社会亲近分子
让我这枝秃笔也参加对这个部族的歌颂吧！他们曾作为海盗、海上走私者、流浪汉、逃犯而被歌颂过。他们曾作为绿林好汉——从罗宾汉直到喜歌剧中的江湖豪杰而被歌颂过，说他们富有同情心，说他们劫富济贫。啊，卡尔·莫尔的高尚战友！啊，叛逆成性的浪漫主义者切尔卡什！啊，宾汉·克里克、敖德萨的浪人和敖德萨的吟游诗人！
整个世界文学不是都歌颂过盗贼吗？对于弗朗索瓦·维永，我们不去求全责备，但无论雨果或巴尔扎克都未能避开这条道路，就连普希金也曾赞赏过吉普赛人身上的盗贼因素（拜伦又怎样呢？）。然而，像苏维埃文学那样广泛、那样一致、那样彻底地歌颂盗贼的，却从未有过！（正是因为有崇高的理论根据嘛，不光是有高尔基和马卡连科作俑。）
列昂尼德·乌乔索夫在游艺场的舞台上带着浓重的鼻音嚎叫，台下如醉如痴的听众也对着他嚎叫。维什涅夫斯基和波戈廷“笔下的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哥儿们说的正是这种江湖黑话。而且，他们的机智正是通过这种江湖黑话最充分地表现出来的。哪个不是怀着神圣的激动在向我们描写盗贼——开头是他们生动的放荡不羁的否定一切的态度，结尾是他们的符合辩证法的改造。——马雅可夫斯基如此（萧斯塔科维奇步武其后——芭蕾舞剧《小姐与流氓》），列昂诺夫如此，谢尔文斯基如此，英贝尔也如此，难以—一列举。盗贼崇拜在文学缺乏正面人物的时代已经成了一种传染病。甚至像维克托·涅克拉索夫这样的高经叛道的作家，也没有找到比丘马克准尉（《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更好的形象来体现俄罗斯的英雄气概。甚至塔季扬娜·叶赛宁娜也中了这种魔术，给我们塑造了温卡·“方块钩”的“天真无邪”的人物形象。也许只有那善于不带偏见去观察世界的田德里亚科夫，才第一次不是用赞赏不已的笔调向我们描写一个盗贼（《三点、七点、爱司》），而揭示了他的精神卑鄙。阿尔丹…谢苗诺夫好像自己也蹲过劳改营，但却全然胡诌地说什么：窃贼沙什卡·亚历山大罗夫（《岩上的浮雕》）在那个似乎因认识列宁和打过高尔奈克而受到全体盗窃犯尊敬的共产党员彼特拉科夫的影响下（完全是阿维尔巴赫时代的传奇式的论据），把一些垂死的犯人组织成一个作业班，并且不靠剥削他们生活，（可不是吗！阿尔丹·谢苗诺夫知道得最清楚！）而为给他们弄饭吃去操心！为了这个目的，他去同自由雇员们玩牌赢钱！好像他自己不需要用这些赢来的钱买茶叶沏一杯迷魂汤；对于六十年代，这是多么陈腐不堪的荒唐笑话！
四六年一个夏天的傍晚，在卡卢加关卡的小劳改营里，一名盗窃犯俯卧在三层楼的窗台上，放大嗓门一支接一支地唱起盗贼的歌曲来。歌声没遮拦地穿过门岗，穿过铁丝网，在大卡卢加的人行道上、在无轨电车站上和涅斯库奇内花园的邻近处都听得到。在这些歌子中，歌颂了“轻松生活”、杀人、盗窃和抢劫。看守、教育员、门岗不仅谁也没有去阻止他，甚至谁也没有想到去喝斥他一声。可见，宣扬盗贼的观点根本不违背我国的生活制度，不威胁这种制度。我蹲在隔离区里想，要是我现在走上三层楼去，就从这个窗口，用同样大的嗓门唱一支如像我在方面军反间谍机关里听到的“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样的关于战俘遭遇的歌曲，或者自编一支关于受侮辱受跃朗的前线军人遭遇的歌曲，——那会掀起什么样的风波呀！人们马上就会跑来！等不到人们跑拢，就会匆忙地用救火梯向我靠过来。他们会堵住我的嘴，捆住我的手，给我会上个新的刑期。然而盗窃犯却在唱着，自由的莫斯科人在听着——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一切并不是一下子造成的，而是像我们爱说的那样，历史地形成的。在！日俄时期存在过（在西方现时还存在着）一种对盗贼的不正确观点，把他们看成是不可救药的、固定不变的罪犯（“犯罪成性”）。因此，在递解站上和监狱里，把政治犯同他们分隔开来，以免受其侵害。因此，行政管理当局，如n·雅库博维奇所述，挫折他们在囚犯界里的放纵习气和带头地位，禁止他们担任公共职务、肥缺，从而坚决地站到其他的苦役犯方面。“萨哈林岛把他们成千上万地吞了进去而没有吐出来。”在！日俄对刑事惯犯采用的公式是：“把他们的头按下去套进法律的铁轭！”（乌鲁索夫）所以一九一七年以前，无论在国内生活中或者在俄国的监狱里，盗贼们都没有为所欲为。
但是，任格掉下来了，自由放出了光芒。二月革命一来，刑事犯罪分子们呼地一声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牢门，跟自由公民们混在一起了——有的是趁乱跟政治犯一道出来的，有的是根据克伦斯基优惠的大赦令，接着就放出来的。在一九一七年上百万士兵的开小差中，然后在国内战争中，人的欲望，首先是盗贼们的欲望，大大地放纵起来了，再也不愿把头套在轭下了，何况还向他们宣布不需要这样做了。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有益和有趣的观点：他们是私有制的敌人，也就是一种革命力量，应当把这种力量引入无产阶级的轨道，而这是毫不困难的。这时，他们的空前大量的接班人成长起来参加了他们的队伍，这些人是由国内战争的孤儿变成的流浪儿、小流氓。他们在新经济政策的沥青锅旁取暖，他们受到的最初教育就是割女人的手提包，用钩子从车厢窗户里拽出箱子。作为社会问题考虑，这一切都是环境造成的，不是吗？我们要把这些健壮的流氓无产阶级改造过来，纳入到自觉生活的体系中去！这时就出现了最初的公社、教养院、“生路”（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流浪儿——这还不是法律上的贼，流浪儿的改过自新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变坏呢）。
现在，过了四十多年以后，可以回顾一下并提出疑问：究竟谁改造了谁：契卡人员改造了盗窃犯？还是盗窃犯改造了契卡人员？接受了契卡信仰的盗窃犯就成了所谓“母狗”，盗窃犯们专杀这种人。可是，养成了盗窃犯心理的契卡人员——这是三十一四十年代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