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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被迫做出残酷抉择的人，与其应受怪罪，毋宁应受辩护。比较正确的作法是……为他们辩护。
但是，在原谅自己在毁灭和得救之间做出抉择的同时，请不要健忘地朝那个必须在更凶险的条件下进行抉择的人扔石头吧。
你们在本书中已经遇到过这样的人，以后还会遇到。
群岛是一个没有文凭的世界，在这里是以自我介绍当证件的。犯人身上没有带着任何证件，包括学历证书。每进入一个新的劳改点，打算这一次把自己说成什么人，全靠你自己发明。
医助、理发员、手风琴演奏员——我不敢再往上说了——在劳改营里都是很占便宜的。如果你是洋铁匠、玻璃匠、汽车修理工，也不会倒霉。但如果你是一个遗传学家或更糟糕地是一个哲学家、语言学家、艺术家——你就完了。过两个星期就会死在一般劳动里。
我曾有好几回想说自己是个医助。有多少文学家、多少哲学家在群岛上靠走这条道保住了性命。但每一回都下不了决心——并不是害怕那个浮皮潦草的考试（我有一般受过教育的人具备的医学知识，此外还懂得几句拉丁文，满可以唬住那些老粗），怕的是给别人打针，而我一点也不会。如果医学里只剩下药面、药水、热敷和拔罐——我一定决心走这条路。
有了新耶路撒冷那一段经验，我懂得了当生产指挥员是个恶心差事。到了第二个劳改营——莫斯科市内的卡卢加关卡劳改营，我一跨进门坎，在门房里就扯谎说我是个定额员（这个名称我还是在劳改营里头一回听说的；我八辈子也不知道制定定额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的指望在于，它是跟数字沾边的工作）。
为什么一进门就要扯这个谎，而且恰好是在门房里呢？这是因为劳改工段长涅维任少尉，一个高个子的面色阴郁的驼背，尽管夜深了，仍然直接跑到门房来调查新到犯人情况：他天亮就要决定怎样分派他们的工作，他就是这么一个办事认真的人。他皱着眉头审视了一下我的掖在皮靴筒里的马裤、长下摆的军大衣、急切地渴望效劳的面部表情，提了个把有关定额的问题（我自以为回答得很巧妙，后来才知道涅维任听了两句话就看穿了我），结果我头天早晨就没有到营外去劳动，这表明我取得了胜利。两天以后他指派我当了……不，不是定额员，再往高里说！——当了“生产主任”，比派工员还高一级，是所有作业班长的上司。我褪下了马套包，钻进了牛轭头。我来以前根本没有这个职务。可见我在他们眼里是多么忠实的一条狗！而且涅维任还会把我调理成一条更好的！
但是上帝保佑了我，我的官运又一次吹台了：没过一个礼拜，涅维任因为偷窃建筑材料被撤了职。这是一个很有威力的人，他的眼神几乎具有催眠的力量。他用不着提高嗓门整个队列都会鸦雀无声地听他说话。凭年龄（五十开外），凭劳改营工作经验，凭残忍性，他早就该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了。听说他很早就已经是中校，然而总是克制不住偷窃的嗜好。因为他是“自己人”，从来没有被交到法庭审判，但每次都被暂时撤职，每次都降一级。可是连在少尉这一级上他也没有站住。接替他的米罗诺夫中尉缺乏教育者的耐心，而我自己也接受不了他们要我当一把铁榔头的想法。米罗诺夫各方面对我都不满，连我写得铿锵有力的报告他也恼怒地推到一边：
“你连写报告也不会，文笔疙里疙瘩。”他把帕夫洛夫工长写的报告递给我看，“瞧瞧人家内行人写的：
“对于计划完成情况下降的个别事实进行分析时发现：
1．建筑材料数量不足；
2．由于作业班工具供应不充分；
3．技术人员对各项工程组织得不够；
4．安全技术也没有被遵守。”
文笔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切毛病都出在生产领导方面，而劳改营领导毫无责任。
不过这位帕夫洛夫，前坦克手（平时也带着软盔），说话也是这个风格：
“如果您了解爱情，请您向我证明，爱情是什么。”（他所议论的是他熟悉的题目：凡跟他接近过的女人对他都赞不绝口，在劳改营里这种事情是不大避人的。）
第二个星期我就丢人视眼地被轰下去干一般劳动。派了这位帕夫洛夫顶替了我的角儿。我没有和他争位子，对于被撤职也没有反抗，因此他没有派我去挖土，而是编进了漆工班。
然而我当官的这一段小小的过场却使我在生活条件上得到了固定的好处：身为生产主任，我自然住进了专为杂役准备的房间。这种享受特权的房子全营一共有两间。帕夫洛夫当时已经住在另一间相同的房子里，我被罢官以后没有出现对我那张床位的有资格的要求者，所以我仍在那里住了几个月。
当时我看重的只是这个房间在生活方面的优越性；不是“小车厢”，而是普通的床；床头柜是两人用一个，而不是整个作业班一个；白天房门上锁，可以把东西留在房里；最后，还有一个半合法的电炉，不需要到院子里去挤着使用那个公用的大炉子。我当时看重的只是这方面，因为我仅仅是我自己的被压迫和吓坏了的肉体的奴隶。
但是现在，当我产生了把那间屋子的同住者写出来的欲望的时候，我才懂得了它最主要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像空军将军别利亚耶夫和内务部官员季诺维也夫（即使不是将军，也差不了好多）这样的人物，除了在这个地方，无论凭个人的意向还是在社会的迷宫里，我一辈子既不会也不能和他们接近。
现在我知道了，一个作家决不应被愤怒、厌恶和轻蔑之类的感情所支配。你火冒三大地顶回了什么人的话吗？结果你没有听完、没有抓住他的观点的体系。你出于厌恶而躲避什么人，从而一个你完全陌生的性格就从你身边溜走了，而那正是你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典型。不管为时多么晚，我终于发觉并认识到了，我一向只把时间和注意力放在那些令我赞赏，令我愉快和令我同情的人们的身上，因之我观看社会如同观看月球，永远是从一个方面。
但正如月球以其微微的晃动（“天平动”）向我们显示出其背面之一部一样，这一间畸形人的屋子也向我略微揭开了几位前所不知的人物的面纱。
每一个新入营的人在头一天、在头一次出工站队时就决不会没有注意到空军少将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别利亚耶夫（在营里大家都叫他“将军”）。他在黑灰色的浑身虱子的劳改犯大队里特别显眼的地方不仅是他的高大匀称的身材，以及那件莫斯科大街上也见不到的十分高级的八成是外国货的皮大衣（穿这样的大衣的人是坐小卧车的），更主要的是他那心不在焉的特殊神气。即使是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劳改犯的队列当中，他也有办法显示出自己与康集在他周围的劳改贱民没有任何关系，显示出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落到他们中间来的。他直挺挺地站着，眼光越过人群的头顶朝前望，好像是在检阅我们看不见的另一处的阅兵式。开始出工，门卫用小板子在走出营门的五列纵队最外面一排的人的脊背上点数，这时别利亚耶夫（他走在生产役班里）尽力避免走在外面一排。如果碰上了，通过门岗时他总是轻蔑地耸肩、扭身，用整个的脊背显示出他对门卫的蔑视。而那人果然不敢碰他。
我认识将军还是我当生产主任的时候，也就是当大官的时候，情形是这样：在工程办公室里，他当助理定额员，我看到他在抽烟，走过去对火。我客气地先取得同意，朝他的办公桌俯下身去，别利亚耶夫以明确的动作把自己的纸烟抽回去，躲开我的烟头，好像怕我给它染上细菌。他掏出了一个阔气的镀镍打火机，摆在我面前。情愿让我弄脏、弄坏他的打火机，也不能降低身份伺候人——为我而拿着香烟！这下把我搞得很难为情。对每个厚着脸皮要求对火的家伙，他总是把贵重的打火机朝他面前一放，用这办法彻底压垮他，打消他再次要求对火的念头。当他自己正用打火机点烟的时候，如果有人趁机请求借火并急着把香烟凑上去，他不慌不忙地熄灭打火机，合上盖子，然后放到请求者的面前。这是叫你们更清楚地懂得他做出的牺牲的分量。挤在办公室里的自由人工长和犯人作业班长如果找不到别人对火，宁愿到大院里去借火，也比求他舒服。
我现在和他住在一间屋里，而且床挨床，所以能够发现，他处在犯人的地位时支配着他的主要感情是嫌恶、轻蔑和易怒。他不但从来不去劳改犯食堂（“我连它的门在哪儿都不知道！”），而且除了那份口粮面包之外，从不让同屋的普罗霍罗夫从食堂给他端来任何煮的食物。然而整个群岛上像他这样作践这份可怜的口粮的犯人还能找到一个吗？别利亚耶夫小心地拿着它，好像它是一只癞蛤蟆。要记住它曾是被许多人的手碰过的，是用木筐抬来的。他用刀子把六面都消掉—层，连皮带瓤。削下来的这六个薄片他从来不送给请求者——普罗霍罗夫或者那个老值日员，而是亲自扔进林水桶。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他为什么不给普罗霍罗夫。他骄傲地仰起留着极短的银白寸发的头（留得很短，使它又像是一种发式，又像是劳改犯的光头）：“我在卢宾卡的一个同监难友有一次求我；把您喝剩下的汤送给我！我听了浑身别扭！我见不得人类的屈辱！”他不肯把面包送给挨饿的人，是为了不让他们蒙受屈辱！
将军之所以能如此容易地保持他的高傲，是因为紧挨营门有一个四路无轨电车站。每天正午，我们从劳动区回生活区午休，将军的夫人便会走下门岗外的无轨电车。她用保温瓶带来热腾腾的午餐，这是一小时前在将军家里的厨房里做好的。工作日不让会见，保温瓶由狱吏转交。但每逢星期天他们可以在门房坐半小时。据说夫人每次离去都是泪流满面：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把一周来他的高傲的受难的灵魂中郁积的一切全都朝她发泄出来。
别利亚耶夫有一条观察得很正确：“在劳改营里保存东西或食品，简单地放在柜子里，简单地锁起来是不行的。柜子必须是铁的，而且必须铆死在地板上。”但是他由此马上得出结论说：“劳改营是一百个人里头有八十个是痞子。”（他不说九十五，免得失去交谈者。）“如果我出去以后遇到这里的人，如果他朝我跑过来，我就对他说：‘你疯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和别人同屋我实在受不了！”他说（同屋者才六人）、“要是我能锁上门一个人吃饭该多好！”这不是暗示我们在他吃饭的时候应当走出去吗？他特别想单独吃饭！——是因为今天他吃的东西和别人的有天壤之别？或者单纯因为他那个圈子里的人都有避开饥饿者的眼睛大吃大喝的老习惯？
另一方面，他倒很爱和我们谈话，看来他不见得真的喜欢住单间。但是他所喜欢的谈话方式是单方面的。他声音洪亮，充满自信，全是说他自己的事。“他们向我提出过另一个条件比较舒服的营。”（我完全相信对他这样的人会提出几个劳改营供选择。）“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你知道，我……”“我在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