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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也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属于上述一类的还有设计员、工艺员、测绘员、马达工、机械值班员。这些人已经不算“生产指挥员”，他们既没有坑害人的权力，也不对人员的死亡事故负责（只要死亡不是由于他的设计或他们管理的工艺所造成的）。这些人仅仅是有知识的或只有半瓶醋的苦力而已。跟任何一个干活的犯人一样，他们照样故弄玄虚，欺骗长官。可以半天干完的事，想方设法施上一个礼拜。在营里他们的生活一般和苦力差不多，常常编在作业班里。只是他们在生产区里的条件又暖和又安静。在办公室和小工房里，如果没有自由人在场，他们把公事丢在一边，大聊生活琐事、刑期长短、过去和未来。聊得顶多的是小道消息，例如：听说快要把“五十八条”（他们这些人大多是从“五十八条”里选调出来的）从杂役职位上通通撤下来，轰去干“一般”劳动啦！
这种措施也是有深刻的唯一科学的根据的：社会异己分子已经从阶级的根子上烂透了，要改造他们几乎不可能了。他们的大多数只能用坟墓来改造。如果说有一个很小的部分还可以改造得了，那当然只能通过劳动，即体力的、繁重的（顶替机器的）劳动。如果劳改营的官员或看守员干这种劳动，那是辱没身份，虽然这种劳动曾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把猴子变成了人（但是在劳改营里它难以理解地把人又变成了猴子）。现在你就知道了，并不是出于报复，反倒是因为对改造“五十八条”还抱着微弱的希望，古拉格的条令中才严格规定无论在生活区或在生产中，按第五十八条判刑的犯人都不能担任享有特权的职位（只有在外边偷盗成绩卓著的人物才配担任与财物发生关系的职务）。这本来一定会遵照办理的，难道劳改营长官对“五十八条”有什么特殊好感不成！但是他们知道：按其他条文判刑的犯人中的专家加到一起，也不及“五十八条”中专家人数的五分之一。医生和工程师差不多全是“五十八条”。就以一般诚实的人和能办事的人来说，在自由人当中也找不出像“五十八条”这样好的。结果东家们变成了唯一科学理论的隐蔽的反对派，他们暗地里把“五十八条”安插在杂役的位置上（不过最肥美的差事总是留给普通犯。长官们跟这些人容易谈到一块。而且人大诚实了也碍事）。安插尽管安插，可是每当有关指令重申一次（而指令是经常重申的），每当调查团下来以前（而他们是经常下来的），长官们即不犹豫也不心疼，白嫩的大手一挥，就把属于第五十八条的杂役通通轰到一般劳动上去。花了数月工夫惨淡经营起来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好光景一日之间就灰飞烟灭了。被轰下台本身还不算要命，最叫当杂役的政治犯提心吊胆、不得安生的是没完没了的有关末日来临的小道消息。这些传闻毒化着杂役们的整个生活。只有普通犯能安安稳稳地享受杂役的地位。（不过，调查团一走，生产工作慢慢地垮下来，工程师们又被悄悄地挽回杂役的岗位上，直到下次调查团来再轰下去。）
还有一批人，他们不单纯是“五十八条”，莫斯科在他的监狱档案上还打了一个单独的诅咒的烙印：“此人只可使用于一般劳动！”一九三八年许多科雷马人都盖了这样的烙印。对于这批人来说，连混上个洗衣妇或者毡靴烘烤工的差事都是不可企及的幻想。
《共产党宣言》上是怎么写的？——“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说得相当像！）“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但总还是出钱招雇的！总还是让他们干自己的本行！如果是派去干一般劳动又该怎么说？派去伐木又该怎么说？而且是“不出钱”的！而且是不管饭的！……诚然、把医生撤下来去干一般劳动是不常有的事，因为他们也要给长官的家底看病。至于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那只能在一般劳动里把他们报销掉，这些人当杂役什么也干不了。
作业班长在劳改营中的地位很特别。照劳改营的规定，他们不算杂役，可是也不能把他们称为苦力。因此本章的议论也适用于他们。
和在战斗中一样，在劳改营里也没有详细讨论的时间：杂役的职业到了手边，你就自然会把它抓住。
但是几年、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活下来，我们的同伴们死去了。我们开始向大吃一惊的自由人和摸不关心的下一代一点点地揭示我们在那边经历的几乎没有任何人性的世界，——而我们必须以人类的良心为准则对它做出评价。
这里遇到的主要道德问题之一就是关于杂役的问题。
在为那个劳改营中篇小说“选择主人翁的时候，我选定了一个做苦工的，我不可能选中其他任何人，因为只有做苦工的人才看得清劳改营里真正的相互关系（正如只有步兵这个砝码才称得出战争的全部重量一样。但不知为什么写回忆录的总不是他）。小说选择了这样一个主人翁，又有一些刺耳的话，使得某些前杂役大为恼火，认为受了侮辱——而我已经说过，活下来的人十之八九都是杂役。这时候出来了一本季亚科夫写的“一个杂役的札记”（《经历札记》）。它自鸣得意地肯定他们在自找门路方面的足智多谋和不惜任何代价求得活命的方法之巧妙。（这样的书本应当在我那本书之前出现的。）
在似乎可以发发议论的那短短的几个月，突然冒出来了一个关于杂役问题的讨论，对劳改营杂役地位的道德问题出现了某种一般性的提法。但是在我国任何一种情报都不许说得透彻，任何一种讨论都有许真正接触到对象的各个倾面。所有这一切注定一开始就遭到压制，不让一丝光辉落到真理的赤裸身体上。所有这一切都逐渐积成一个无定形的年深日久的大堆，几十年不死不活地报在那里，直到人们对这一堆垃圾中的废铜烂铁丧失了任何兴趣，再也找不到清理它们的途径为止。关于杂役的讨论刚一开始就刹车了，它从杂志文章退入了私人书信。
但是劳改营的杂役和苦力之间的区别（虽然不必说得比实际存在过的差别更鲜明）总应划分出来才行，好在劳改营题目刚一产生，这个区分就做出来了。但是拉克申那篇经过审查的文章关于劳改营的劳动有一些过头的措词（好像颂扬了这种以人代机器并把我们从猴子变成人的劳动），结果这篇大体正确的文章，以及我那篇小说的部分内容，竟招致了前杂役及其从未坐过牢的知识分子友人们的愤怒反响：怎么，你们歌颂奴隶劳动（《伊万·杰尼索维奇》中砌墙的场面）？！怎么，“要汗流满面地去挣来自己的面包”？这不等于说，古拉格长官要你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吗？我们引以自豪的，恰恰是避开了劳动，没有去靠它来苟延残喘。
现在我回答这些反驳意见的时候，心里只可惜，这些话人们一时读不到。
照我看，一个知识分子以此自豪是不体面的：你瞧，他没有降低身份去从事奴隶的体力劳动，因为他有办法搞到了坐办公室的工作。上一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处在这种境遇，除非他能同时信他们的小兄弟也施肥了奴隶劳动．是不会以此夸口的。伊万·杰尼索维奇面前可没有进办公室工作的这条出路！我们该怎样对待小兄弟？是不是可以容许小兄弟靠奴隶劳动去苟延残喘？（为什么不行？在集体农庄里我们不是早就容许他这样了吗！是我们亲自把他安排到那里去的！）既然这可以容许，是不是也可以容许他在这种劳动中找到一点乐趣，哪怕偶然一会儿零个把钟头，歇工之前，砖砌得顺手的时候，行吗？我们在劳改营里握着笔杆在纸上划拉的时候，用鸭嘴笔在绘图纸上勾出一根根黑线条的时候，不是也得到一些愉快的感觉吗？如果伊万·杰尼索维奇B白夜夜只是咒骂自己的劳动，他这十年怎么活得下来呢？他早就该在头一根柱子上吊死了。
遇到这样几乎难以置信的经历又该怎么做才好呢：帕维尔·丘尔佩涅夫在伐木场上一连干了七年（而且还是在惩戒劳改点里）。如果在伐木中看不到一点意义和兴趣，怎么能生活和劳动这么多年？他能挺下来的原因是：对自己手下为数不多的长期固定工人很关心的独劳点长（也得有这么一个奇特的点长），第一，给他们喝的菜汤是“管饱”的；第二，只允许创高产的工人夜间帮厨。这是一种奖励形式！干了一整天代木工作以后，丘尔佩涅夫就去厨房刷锅，往大锅里倒水，生炉子，削土豆——直干到半夜两点，然后他饱吃上一顿，连外套也不脱，倒头睡上三个钟头。有一次，也是作为奖励，他干了一个月的切面包工作。还有一次用自己砍伤自己的办法（没有人怀疑他这个纪录创造者）歇了一个月的工。就这些！（当然，也并不是没有别的原因。）有个开过赌窟的女贼在他们生产小组里当马夫，她同时跟两个杂役姘居，·一个是木材验收员，—一个是仓库主任。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小组的产量总是超额。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拉撬马盖尔奇克能足吃燕麦，所以拉木材的劲头大——要知道马能吃到多少燕麦也要根据……小组完成的产量！（“可怜的人们！”这句话实在说腻了，至少这里我可以说一句“可怜的马们！”了吧！）但不管怎么讲——在伐木场连续干七年，这几乎是神话。如果不积极想办法、找窍门，如果不在工作本身中找乐趣，这七年怎么干得下来？丘尔佩涅夫说，只要给吃的，劳动下去不成问题。俄国人的天性如此……他掌握了“连续放倒”方法：第一根原条放倒时要有支撑，不让它弯垂，容易横截。后来的原条全是交叉地一根撂在一根上，使得枝杈全能集中在一两堆篝火里，不用从四面拖到一处。他会把正在倒下的树干准确地牵引到需要的方向。他从立陶宛人嘴里听说加拿大伐木人在地上竖一根桩子，利用倒下的树干把它压进地里。他劲头上来了：“来，咱们也试试！”果然成功了。
看起来是这样的：有时候连一件令人痛苦和憎恶的工作，人也会带着不可理解的狂热去做，人的本性就是如此。我自己干了两年体力劳动，亲身体验到这个怪现象：忽然对劳动本身着了迷，而忘记了它是奴隶劳动，对你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在砌墙（否则不会在小说里写它）、铸造、木工，甚至发狂似地抢大锤砸废铁的劳动中，我都体验过这种奇怪的时刻。这么说，也可以准许伊万·杰尼索维奇并不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逃不脱的劳动是沉重的负担了吧？不每时每刻都憎恨它了吧？
在这事上，我想人们会对我们让步的，会让步的，但有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丝毫不能引伸出对那些一分钟也未曾汗流满面地挣得面包的杂役们的责难。
流汗虽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