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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留给了我们一条没有居民的峡地，然而，一九四0年在整个卡累利阿和列宁格勒却对有芬兰血统的人实行搜捕和迁移。我们没有察觉这股小溪流：我们不是芬兰血统。
把我方被俘人员当作叛国分子审理一这也是在对芬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尝试。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尝试！一然而真怪，我们却没有察觉。
排练熟了恰好战争也就爆发了，同时又是大规模撤退。从准备放弃给敌人的西部各共和国里，应当赶紧在几天之内把还可以抓的人抓出来。在立陶宛，仓卒间丢下了整个部队、团队、高射炮营和炮兵营但却运出了几千家不可靠的立陶宛人（其中四千家后来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里交给了盗窃犯去洗劫）。从六月二十八日起，在拉脱维亚、在爱沙尼亚开始紧急逮捕。但火烧眉毛，撤退的任务更紧。忘了把布列斯特要塞之类的整个要塞撤出来，但没有忘掉在利沃夫、罗夫诺、塔林及其他许多西部监狱的监房和院子里把政治犯枪毙掉。在塔尔图监狱里枪杀了一百九十二人，尸体扔进了井里。
怎样想象这种场面呢？你什么也不知道，牢房的门打开，就向你开枪。你作垂死的呼喊，一除了监狱的石墙，谁也听不见，谁也不会传出去。不过，据说，也有中弹后没有死的。我们也许还能读到一部关于这件事的书？
一九四一年德军如此迅速地包抄和切断了塔干罗格，车站厂的货车里还留着待撤退的犯人。怎么办？总不能释放吧。也不能交给德国人。拉来油罐车，把货车车厢都浇上石油，然后点燃。全部都活活地烧死了。
在后方，第一股战时的水流是一谣言传播者和恐慌制造者，这是根据战争最初几天颁布的法典外的专门法令逮起来的。这是试验性放血，是为了维持整体的振作。所有的都是判十年，但不算是五十八条（那些在战争年代劳改营里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人，于一九四五年得到大赦）。
我差点儿没有亲身去尝尝这个法令的滋味：我正在面包店前排队，一个民警把我叫去并把我带走问罪。如果不是幸好有人说情，那我一开头就得上古拉格，而不用去打仗了。
然后是未交出收音机或无线电零件者的水流。发现（根据告密）一个电子管就判十年。
同时也出现了日尔曼族水流一伏尔加流域的日尔曼人、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日尔曼族移民，以及在苏联任何地方居住的所有日尔曼人。决定因素是血统，甚至国内战争的英雄和老党员，只要是日尔曼人，也都在流放之列。
血统是根据姓名来判断的。设计工程师华西里·奥科洛科夫认为在设计方案上签这个姓名木好看，就在三十年代改名（那时还可以这样做）为罗伯特·施坦凯尔多漂亮！而且还设计了艺术字体写法现在却有口难辩，被当作日尔曼人抓起来“这是你的真名吗？从法西斯特务机关接到些什么任务？……”而那个早在一九一八年就把不好听的姓改成了科尔贝的唐波夫省人卡维尔兹涅夫是何时得到了与奥科洛科夫同样遭遇的？……
日尔曼族的流放本质上与消灭富农一样，只是轻一些，因为允许携带较多的东西，并且不是送到那么致命的坏地方。至于法律形式，跟消灭富农一样，它也是没有的。刑法典是一回事，几十万人的流放又是一回事。这是君主的圣谕。此外，这是它第一次作这类的民族试验，这在理论上使他感到兴趣。
从一九四一年夏末起，尤其是秋天，迸涌出了突围者的水流。他们是祖国的保卫者，是几个月前我国各城市用乐队和花束欢送过的。在此以后，他们遭遇了德军坦克的最沉重的打击，在普遍的混乱中，完全不是出于自己的过错，没有当上俘虏。相反！他们结成分散的战斗小组，在德军的包围圈里度过一段时间，然后突围出来。他们回来以后，非但没有像亲兄弟般拥抱他们（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会这样做），让他们休整、探亲，然后归队反而被当作嫌疑分子编成丧失权利、解除武装的小队，带到审查甄别站，在那里，保卫部门的军官们一开始对他们的每一句话都不相信，甚至怀疑他们冒名顶替。审查的方法是交叉讯问、当面对质、互相供述。经过审查，一部分突围者重新获得自己原来的姓名、军衔和信任，编入各部队。另一部分，暂时是小部分，则构成了叛国分子的第一股水流。他们得到五十八条1一乙，但起初，在标准制定前，刑期在十年以下。
作战部队这样清洗。但是远东和蒙古还有一支庞大的不作战部队。不让这支军队生锈是保卫部门的一项崇高任务。哈尔钦河和哈桑湖的英雄们不作战闲话就多起来，再加上现在又让他们练习使用原来对自己的军人都保密的捷格嘉辽夫式自动步枪和团迫击炮。手里拿着这样的武器，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西线退却。隔着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他们怎么也搞不通，我们一天后退一百二十公里，不过是重复库图佐夫诱敌深入的策略。只有从东部军队搞出一股水流，才能打通这个思想。嘴巴收紧了，信念也就成为铁的了。
自然在上层人物中也出现了对退却负有罪责的人的水流（总不能是伟大的战略家对此应负罪责！）这是不大的半百人光景的将军流。他们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关在莫斯科的监狱里，四一年十月就起解了。将军们中间最多的是空军将领空军司令斯穆什凯维奇，E·C·普图兴将军（他说：“早知如此我就先在生身父亲头上扔炸弹，然后再坐监牢！”）及其他一些人。
莫斯科城下的胜利产生了一股新的水流：有罪的莫斯科人。现在定下心来考虑，发现那些既不逃走也不撤退，而是不害怕地留在受到威胁、连政府都迁走了的首都的莫斯科人是有嫌疑的：或者是有意破坏政府威信（五十八条10）；或者是有意等待德军（五十八条1一甲，同时援引十九条，这股水流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一直喂养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侦查员）。
不用说，五十八条10，ACA（反苏宣传）从来没有中断过，在整个战争时期笼罩着后方和前线。撤退出来的人如果讲述了退却的惨状（报纸上明明写着退却是有计划进行的嘛），得到这一条；在后方胡说口粮配给少的人，得到这一条；在前线胡说德军技术强大的人，得到这一条；一九四二年，不论在哪里，凡是胡说被围困在列宁格勒的人们正在饿死的人，都得到这一条。
同一年，在刻赤失利（十二万人被俘）、在哈尔科夫失利（被俘更多）以后，在往南向高加索和伏尔加河大退却的过程中还吸出了一条很重要的水流，那是不愿死守阵地、擅自后撤的军官和士兵，用不朽的斯大林的第二二七号命令的话来说，这些人使祖国蒙受的耻辱，是最不可饶恕的。然而这条水流没有到达古拉格，他们由各师的军事法庭作了加速处理，全部被赶进惩戒连而无影无踪地消耗在前沿阵地的红沙里。这是为斯大林格勒胜利奠基的水泥，但没有载入俄国的通史，而是留在下水道的专史之中。
（顺便说，我们在这里试图探寻的只是从外界流进古拉格来的那些水流。至于在古拉格内部各贮水池之间的抽送，战争年代特别盛行的所谓营内判刑，则不在本章研究之列）。
为了认真起见，也需要提一下战时的一些回流：上面提到的捷克入、波兰人、从劳改营释放出来送到前线的刑事犯，都是属于这一类。
从一九四三年起，当战争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转折以后，开始冒出一股来自原敌占区和欧洲的成百万人的水流，它的水量一年比一年充沛，直到一九四六年。
它的两个主要部分是：
在德军占领下生活过的或给德军做过事的公民（给他们的是带“甲”字的十年：五十八一I…甲）；
当过俘虏的军职人员（给他们的是带“乙”字的十年：五十八一1…乙）。
每个留在敌占区的人总要生活，因此就要有所为，因此在理论上就可能与每天吃的饭一起给自己挣得未来的犯罪构成：如果不是背叛祖国，那至少也得落个资敌罪。然而实际上只要在身份证上注明曾在敌占区生活就足够了。把所有的人都逮捕起来，使那么广大的空间变得荒无人烟，在经济上是不明智的。为了提高一般的觉悟，只把以下各类中百分之见的人有罪的、半有罪的、四分之一有罪的以及那些同他们在一道篱笆上晒过包脚布的人关起来就够了。
但是只需要一百万的百分之一，就可以组成一打旺盛热闹的劳改点了。
不要以为，诚实地参加过地下抗德组织就必定可以免于掉进这条水流。一个基辅共青团员由地下组织派到基辅警察局去做事，以便取得情报。小伙子诚实地向共青团组织送情报，但是我军一到，他却得到了十年徒刑，因为他既然在警察局供职，就不会不沾染上敌人的习气，也不能完全不执行敌人交给的任务。
把在欧洲生活过的即便是当过东方奴隶的人判刑，更是心狠手辣。他只不过是看到过一小块欧洲的生活，并且可能讲出来，讲这些事，在我国从来叫人不舒服（当然，除了那些明智作家的旅途随笔以外），在破坏严重、生活无着的战后年代更是叫人不舒服。而要说在欧洲完全糟得很，根本不能生活，则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的。
大多数战俘，特别是那些在西方看到比德国死亡营稍多一点东西的战俘被判刑，正是这个原因，而根本不是单纯因为他们当了俘虏。
这是慢慢显出来的。一九四三年就已经有一些乱淌的四不象的水流，如沃尔库达工地上。长期称为“非洲客”的那一批人。这是美军在非洲从隆美尔集团军中抓到的俄国战俘（“志愿兵”），一九四八年用十轮卡车经埃及一伊拉克伊朗把他们遣返祖国。在里海的荒凉海湾里，立即把他们圈进带刺的铁丝网，从他们身上撕下了军阶标志，搜光了他们的美国赠品（不用说，得利的是工作人员，而不是国家），因为还没有经验，既没有判什么刑，也没有适用什么条文，先一概送到沃尔库达，听候上面的专门指示。因而这些“非洲客”在沃尔库达的处境实在莫名其妙：没人看守，但没有通行证他们在沃尔库达一步路也不能走，而通行证他们是没有的；付给他们自由雇佣者的工资，但把他们当犯人使用。可是专门指示总不下来。把他们忘了……
被扣留人员也一概当作战俘来判刑，从这个做法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上面讲的道理。例如，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我们的一批水兵被风浪抛到瑞典海岸。整个战争时期，他们都自由地生活在瑞典一过着先前和后来都没有过的富足和舒适口子。苏联在退却、进攻、冲锋、死亡与挨饿，而这些坏蛋却在中立国吃得肥肥胖胖。战后，瑞典把他们还给了我国。背叛祖国是毫无疑问的但事情不知怎的进行得不顺手。因此就让他们各奔东西，结果所有的人都因宣扬资本主义瑞典的自由和富足而被铆上了反苏宣传的罪名（卡金科一伙）。
后来，因这伙人闹了一个笑话。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