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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子，吹在她裸露的腿上和只扎着一条薄头巾的头上。白天她们在我们这里挖地沟的时候，天气还很暖和。当时有一个姑娘滑下一条深谷，爬到符拉迪金诺公路那边去，逃跑了——警卫队笨手笨脚，而公路上跑着莫斯科的市内公共汽车。当发现了这件事，已经逮不到她了。发出了警报，来了一个凶恶的黑脸少校，吼叫着宣布，如果找不到女逃犯，要罚全劳改营一个月不许会见亲属和接受食物包裹。女作业班长们也气势汹汹，也都在吼叫。特别是其中的一个，恶狠狠地转着眼珠子说；“把这该死的丫头捉住才好！让他们用剪子——咔嚓！咔嚓！——在队前给她剃光头！”（这不是她的发明，在古拉格就是这样惩罚女犯的。）可是这个姑娘却叹了口气说：“能让她替我们在外头逛逛也好！”看守员听见了——于是她就受到处罚：全体都带回营里，就留她一个人在门卫室前面“立正”。这是下午六点的事，这会儿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她想跺跺脚暖和一下，门卫值班员伸出头来喊了一声：“立正站好，妈的X……，小心挨揍！”现在她不动弹了，只是哭：
“原谅我吧，首长公民！——放我进营吧，我不敢了！……”
但是即使在营里也不会有人对她说：圣徒！进屋来吧！
这么长时间不放她，是因为明天是星期日，用不着她去上工。
她是一个淡黄色头发的、傻乎乎的没有什么文化的小丫头。为了一团什么轴线被关进来的。小妹妹，你说出了一种多么危险的思想啊！他们想让你一辈子记住这个教训。
火，火！……当我们打仗的时候，曾凝望着篝火，想象着一种什么样的胜利会来到……风从篝火里卷出没有烧尽的带火星的种子荚。
我向火和你，姑娘，许下诺言：全世界将读到这一切。
这发生在一九四七年的年末，十月政变三十周年的前几天。地点是在刚刚庆祝了自己的残暴行为八百周年的我们的首都莫斯科。离全苏农业展览馆两公里。离奥斯坦金诺农奴艺术与工艺博物馆还不到一公里。
农奴！……许多人［批到需要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出现这个比喻，而这并不是偶然的。农奴制与群岛，不是在个别特征上，而是在两者存在的基本含义上是相同的：它们都是以强迫和无情的方式利用成百万奴隶的无偿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群岛的土著每周有六天，而常常是七天，要出门去服只能带给他们疲劳而不能带给他们任何个人收益的劳役。既没有从五天中留出一天，也没有从七天中留出一天给他们去干自己的私活，因为他们的生计是靠发放“月粮”“维持的——这就是劳改营的口粮。他们也正好是分为劳役农奴（甲组）和直接为地主（劳改点点长）和领地（营区）服务的家奴（乙组）。只有那些已经根本不能爬下炉炕（板铺）的，才能被承认是有病的农奴（丙组）。同样存在着对犯过错者（丁组）的刑罚，只是有这样一个区别：地主为了本身的利益，施行惩罚时造成的劳动日损失较少——只限于在马厩里用鞭子抽打，他没有禁闭室，而劳改点点长却遵照国家规定的细则把有罪者放进惩戒隔离室或严管工棚。
跟地主一样，劳改营长可以要任何一个奴隶充当自己的家仆、厨子、理发匠或者侍从小丑（如果他高兴，可以凑集一个农奴剧团），可以指定任何一个女奴充当自己的管家、侍妾或女仆。跟地主一样，他可以肆意胡闹，任性撒野。（希姆基劳改营营长沃尔科夫少校看到一个犯人姑娘在太阳下面晒干洗头后披散的亚麻色的长发，不知为什么心头火起，简短地命令了一句：“剃掉！”于是这姑娘马上被剃了光头。一九四五年。）不管是地主或是劳改营营长，在主子换人的时候，所有的奴隶们都是恭顺地等待着新主子，猜测着他的习惯，并且预先就归顺了他的权力。由于无法预知主人的意志，农奴很少考虑自己的明天——犯人也是一样。农奴役有老爷的准许不能娶妻——犯人更是只有在首长照顾的情况下才能搞一个劳改营里的老婆。正如奴隶的命运并不是农奴自己选择的因而他的产生不能怪他一样，犯人的命运也不是由他自己选择的，他落进群岛也是由于纯粹的天命。
俄罗斯语言早已识别出了这种相似性：“给‘人们’吃过了吗？”“把‘人们’派去干活了吗？”“你有多少‘人们’？”“派个‘人’给我！”人们，人们——这是说的谁？从前关于农奴是这样说的。现在关干犯人也是这样说的。然而关于军官，关于领导人就不能这样说——“你有多少人们？”，谁也不会懂。
但是会有人反驳说，和农奴的相似点毕竟不算多。差别更多一些。
我们同意：差别更多一些。但是奇怪的是所有的差别都表明农奴制的好处，所有的差别都表明古拉格群岛的不好处！
农奴劳动的时间不多于从日出到日落。犯人——摸黑开始，摸黑结束（而且还并不一定能结束）。农奴的礼拜天是神圣的，还有东正教的十二节日、本地教学节日、圣诞节至主显日之间的若干天（他们要化装游逛呢！）。犯人在每一个星期日之前都要嘀咕：会给还是不给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节假日（就像伏尔加河水没有公休日一样）：这些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带来的搜查和特殊措施的痛苦超过节日本身的好处（而且有一部分人年复一年地正好在这些日子里被关进禁闭室）。农奴的圣诞节和复活节则是真正的节日；他们完全不知道什么下工后、清早和半夜的搜身（“在铺边站好！”）。农奴们住在固定的农舍里，认为它是自己的。天黑睡下———在炉顶的炕上，在炉顶的高板床上，在长凳上——的时候知道：这地方是我的，早先在这儿睡，以后还在这儿睡。犯人不知道明天他将在哪一座工棚里（甚至下工回来的路上，也拿不准今天是不是还在那儿睡）。他没有“自己的”板铺，“自己的小车厢”。人家赶到哪儿算哪儿。
劳役地租制农奴有的有自己的马，自己的木犁、斧、镰、纺锤、树皮编的筐篮、盘碗、衣裳。连家内农奴，据赫尔岑所写的，也总有几件多余的衣服，他们可以当作遗产留给亲近的人，这些东西从来是不会被地主没收的。而犯人却必须在春天交回冬装，在秋天交回夏装。在清点时把他的背囊抖得干干净净，每一件多余的衣服都没收归公。一把小刀子，一只饭钵子都不许他占有，而活物里头只准许有虱子。农奴总能抽空下个鱼篓子，捞几条小鱼。犯人只能用勺子从菜场里捞鱼。农奴要么有一头叫“布辽奴施卡”的小母牛，要么有一只母羊，几只母鸡。犯人的嘴唇从来也沾不上一滴牛奶，而鸡蛋几十年也见不到一只，见到了恐怕都不认识是什么东西。
俄罗斯经历过整整七个世纪的亚细亚式的奴隶制，但是在大部分时间内不知道饥饿为何物。“在俄罗斯没有饿死的！”—一谚语这样说。而谚语都不是瞎诌出来的。农奴是奴隶，但是肚子是饱的。而群岛却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残酷的饥饿的压迫下生活。为了从垃圾箱里拣来的一只小鲜鱼尾巴，犯人们之间能干起架来。过圣诞节和复活节，即使最不中用的农奴庄稼汉也能用成猪肉开斋。但是劳改营里头等的干活的好手也只能得到家里寄来的咸肉。
农奴们是一家一户在一起生活的。把一个农奴卖出去或交换出去而使他骨肉分离被公认和宣告是野蛮行为。俄国的民众文学对此一贯表示愤慨。曾有过成百的——一就算是成千的（未必！）农奴被迫与家庭分离。但决不是成百万。一个犯人从被捕的头一天就离别了家庭，而有一半的情况是永远回不来了。如果儿子和父亲（如我们从维特科夫斯基那里听到的）或妻子和丈夫一起被捕，那么顶要紧的是千万不许他们在同一个劳改点相遇；如果他们偶然碰到一起了——尽快把他们分开！对于那些在劳改营里发生了短暂的或真正的爱情而相好了的男犯和女犯，也是一样，赶紧用禁闭室惩罚他们，拆散他们，分别送到不同的地方。即使我们最多情善感的作家女士，如沙金娘或代丝，也未曾为此在小手绢上洒过一滴无声的泪珠。（这是因为她们不知道。或者是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
把农奴们由一处迁徙到另一处不是急如星火的：允许他们打点自己的家什，收拾自己的动产，然后安安稳稳地坐上大车迁到十五或者四十俄里之外。但是劳改营的起解却是像疾风暴雨一样向犯人袭来的：只是为了把物品交还劳改营，才给二七分钟，十分钟，然后他的整个生活就要被折腾个底朝天，被运到天涯海角的什么地方，也许是一去不返。一个农奴的一生中很少遇到一次以上的迁徙，经常是在原地定居。而没有经历过递解的群岛土著，你却找不出一个。许多人竟迁徙过五次，七次，十一次。
农奴有的可以挣脱出去，改交代役租，他们可以远远地搬到可恶的老爷的鞭子莫及的地方，做买卖，发财致富，像自由人一样地生活。但是连免除看管的犯人们也照样住在营区里，一大早就要拖着吃力的步子到押解队驱赶着大队所去的地方上工。
家奴多数是卑鄙无耻的寄生虫（“家仆是下流谬种”），是靠劳役农奴养活的，但是他们至少自己还不管辖劳役农奴。使犯人感到加倍恶心的是，他们还要受到卑鄙无耻的杂役们的管辖和任意支使。
而且总的说，使农奴的整个境遇比较好过些的一个因素是地主不得不顾惜他们：他们是值钱的，是能用劳动给他带来财富的。劳改营的长官不会对犯人有半点顾惜；他们不是他花钱买的，不能把他们留给子女们当遗产，这批死了，还会送进另一批来。
不，我们不该拿我们的犯人去和地主的农奴相比。应当承认那些人的状况要安稳和人道得多。群岛土著的处境还大致可以和什么人相比？大约可以和乌拉尔的、阿尔泰的、汉尔琴斯克的工厂农奴相比。或者和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村居民相比。（有人连这也不赞成：那也太美了。在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村里还有大自然、家庭、节日。只有古代东方的奴隶制才是恰当的比喻。）
犯人比农奴优越的地方，只能想起一件事，只有一件事：犯人，尽管是十二至十五岁的少年罪犯，毕竟不是从出生之日起就登上群岛的。在入狱之前他毕竟是捞到过几年自由的！至于说到法院的有期判决比终身的奴隶地位优越，那就必须具备许多附带条件：如果刑期不是四分之一世纪——二十五年；如果条文不是第五十八条；如果不需要“等候特别指令”；如果不再缠上第二次的刑期；如果刑满以后不会自动地遣送到流放地；如果不会当上“二进宫”，马上又从外面抓回群岛来。附带条件多得如像围墙上的木桩。我们不禁回想起，过去的老爷们有时竟会因一时的高兴而赏给自己的农奴以完全的自由呢。
由于以上的原因，当“米哈伊尔皇上”在卢宾卡告诉我们一个流传在莫斯科工人当中的笑话：（联共＇布］）的意思是“布尔什维克的第二次农奴制”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好笑，而是觉得有深刻的预见性。
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