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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押解队也不阻拦他们接受施舍。“剥夺分子”们把得来的东西在他们内部均分。（这些举动哪一样都不符合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想。）有的“剥夺分子”被安排在符合他的专业的单位里（叶…夫被安排在铁路系统），这是最走运的，他们能领到在城里来往的通行证（晚上回营睡觉）。
营里的伙食是（一九二一年）：一天半磅面包（完成了生产定额，再加半磅），早晚是白开水，中午是一大勺菜汤（那里头有几十粒麦片和一些土豆皮）。
点缀营中生活的，一方面是官方派遣的好细的告密（以及根据告密而实行的逮捕），另一方面是剧团和合唱团。“剥夺分子”们在原来澳贵族俱乐部大厅里为梁赞居民举行音乐会，他们的管乐队在市里的花园里演奏。“剥夺分子”们和当地居民越来越熟悉，越接近，搞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这时候，当局开始把“战俘”遣送到“北方特种营”去。
集中营所以缺乏牢靠性和严峻性，其教训就在于它是处在平民生活的包围中的。因此才有了建立北方特种营的必要（集中营于一九二二年废除）。
这是营地黎明时的曙光，它值得我们对它每一种色调的变幻进行更仔细的观察。
托洛茨基建立的两支劳动兵团，在国内战争结束后由于被勉强留在其中的士兵的怨言，不得不解散。但是劳动营在俄罗斯联邦结构中的作用非但没有因为此举而逐渐减弱，反而更加增强了。一九二0年未，在俄罗斯联邦共有八十四个劳动营，分布在四十三个省份里。如果相信官方的统计（尽管这些数字也是保密的），在这些劳动营里一共拘禁着二万五千三百三十六人，此外还有二万四千四百名“国内战争的俘虏”。以上两个数字，特别是后者，看来都是缩小了的。然而如果考虑到，由于采用了所谓“减轻监狱负担”、凿沉驳船以及别的大规模消灭被拘禁人员的办法，使统计数字多次地从零开始，这些数字也可能是准确的。所有的缺额后来都得到补充。
早期的劳动营对于我们今天的人说来，似乎成了不可捉摸的东西。在里面关过的人好像从来没有对外人讲过那里的情形：任何证据都没有。文艺作品、回忆录讲到军事共产主义的时候，只提处决和监狱，却根本没有描写劳动营的。你从字里行间、从言外之意里都看不出关于劳动营的一点暗示。因而米哈依洛夫自然是要搞错的。这些营地在哪里？叫什么名称？是什么样子？……
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条令有一个决定性的（所有法学家都能指出的）缺陷。它丝毫没有谈到犯人的阶级区分。也就是说，没有提出对某一类犯人应当给予较好的待遇，而对另一类应当给予较差的待遇。但是它规定了劳动制度，这是我们想象营中情况的唯一依据。工作目规定为八小时。可是，由于事情新鲜，以致头脑发热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对于犯人的任何劳动，除营内勤务外，都按照相应工会的计件工资表付给……（骇人听闻！难以下笔！）百分之百的报酬！（按照宪法强迫你干活，也按宪法付给你报酬，还有什么话说？）诚然，从工资里扣除了劳动营维持费和警卫队的工资。“表现好的”受优待，可以住在私人住宅里，只到营地来上工。对“劳动特别积极的”，答应可以提前释放。但是总的说来，对管理制度没有做出详细的指示，实际是由各劳动营各行其是。“在建设新政权的时期并鉴于各监禁场所异常拥挤的状况，不可能考虑劳动营管理制度的问题（！——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因为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减轻监狱的负担方面。”读这些话，就像是读一段巴比伦的楔形文字。马上就会冒出好些问题：那些倒霉的监狱到底怎么啦？“我们的监狱秩序很糟糕……最短期的监禁都变成一种折磨。”这种拥挤不堪的现象的社会原因何在？“减轻负担”——是该理解为枪毙呢还是分散到各劳动营？“不可能考虑劳动营管理制度问题”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司法人民委员部没有时间保护犯人不受地方劳动营长官的肆意侵害。是不是只能这样理解呢？没有管理制度的细则，那么，在凭“革命的法律意识”办事的年代，每一个劳动营的土皇帝都可以拿犯人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学？
根据一些简略的统计数字（全是从同一本《文集》里摘出来的），我们得知：劳动营里干的基本上都是粗笨的体力劳动。一九一九年在手工业作坊里劳动的犯人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五，一九二年占百分之十。我们还得知：一九一八年年末，中央惩治局（听听这名称！不觉得毛骨悚然吗？）正忙于建立农业劳动营；也得知了：在莫斯科建立了几个由犯人组成的国有化房屋水暖设备修理队。（这一类犯人显然是没有人押送的。他们拿着螺丝扳子、焊烙铁、各种管子，往来于莫斯科的街头、机关大楼的走廊；出入于当时的大人物的住宅，如果首长夫人来电话叫人去修理的话。——这样的场面没有写进任何一部回忆录，任何一个剧本，也没有拍进任何一部影片。）如果在押犯人中没有这类专家怎么办？可以断定会从外面抓进来一些的。
幸运地保存下来的俄联邦全部监禁场所的负责人叶·希尔文特同志向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给我们提供了有关监狱——劳改系统一九二二年情况的进一步的资料。人民司法委员部和人民内务委员部的所有监禁场所在这一年第一次合并为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交到捷尔任斯基同志的翅膀下。（在他的另一个翅膀下面已经有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禁场所，他仍不嫌过饱似地想把这方面的一切也全部管起来。）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下辖三百三十处监禁场所，剥夺自由者总人数为八万至八万一千人，比一九二年增多了，“监禁场所人口今年确有不断的增长”。但是我们从这同一本书中可以看到（第四十页）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起，关押人数从来没有少于十五万，有时候达到十九万五千人。“监禁场所人口数变得越来越稳定”（第十页），“列为革命法庭审判对象的百分比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一定的增长趋势”（第十三页）。而在不久前发生人民骚动的地区——中部黑土省份，西伯利亚，顿河两岸，北高加索，侦查中人数占被监禁者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至百分之四十三，这证明着劳改营发展的良好远景。
一九二二年归监禁场所总局系统管辖的有：劳动感化院（即服刑监狱），关押所（即侦查监狱），递解、检疫、隔离监狱（奥廖尔监狱“无力容纳所有难以改造的犯人”，恢复了一九一七年二月如此光荣地敞开了牢门的“克列斯特”监狱），劳改农场（刨灌木丛和树根，用人力），末成年人劳动院以及集中营。可谓发达的惩治事业！在监狱里，“每五个定员空位需要安排六个多人，并且有许多这样的院所，那里一个定员空位要容纳三个以上的人员”（第八页）。
我们也可以知道建筑物（监狱和劳动营）的状况：它们破烂不堪，以至连最基本的卫生要求都不能满足，“到了不能使用的程度，以至整座楼甚至整个感化院所都不得不关闭”（第十七页）。关于伙食，“一九二一年监禁场所的状况是很困难的：被监禁者没有足够数量的口粮。”“从一九二二年起由于转入了地方预算，监禁场所的物质状况应当认为几乎是灾难性的”（第二页），各地省执委甚至不肯发给被监禁人员足额的口粮。年初国家计委拨给十五万至十五万五千名被监禁人员十万人的口粮，伙食标准降低了，某些食品根本不发（四分之三的被监禁者获得的热量低于一千五百卡路里），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起，除了十五个全国性的以外，根本取消了对全部监禁场所的口粮供应。“被监禁人员在饿肚子”（第四十一页）。
国家很想，很想有群岛，只是没东西给它吃！
劳动报酬的价格已经降低了。“物资供储极端不能令人满意……预计恐怕会成为灾难性的”（第四十二页）。“几乎到处都感到燃料不足。”一九二二年十月份的死亡率在监禁总局系统不低于百分之一。这表示一个冬季将死去百分之六以上——或许还会达到百分之十？
这不能不反映在警卫工作上。“大多数看守人员直截了当地逃离工作岗位，有些做投机买卖，跟被监禁人员进行交易”（第三页）——此外还会盘剥他们多少！“工作人员被饥饿驱使的职务犯罪事件激增”。许多人次行去干待遇较好的工作。“有一些感化院只剩下一个院长和一个看管人员”（可以想象是多么没本事的），因此，“不得不吸收模范的被监禁人员担任看管”。
不把这个正在死绝的群岛解散回家，而是把它硬拖到光明的未来，这必须具有怎样的捷尔任斯基的精神力量和对共产主义惩罚事业的信心啊！
结果如何？一九二三年十月——已经是晴朗的新经济政策年代的开始（而距个人迷信时期还相当遥远），拘禁的人数为：三百三十五座劳动营内共有被剥夺目由分子六万八千二百九十七名；二百零七座感化院内共有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三人；一百零五座关押所和监狱里共有一万六千七百六十五人；三十五处劳改农场里共有二千三百二十八人，另外有一千零四十一名未成年者和病号。
而这一切还没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狱算在内！多叫人高兴的增长！灰心丧气分子们丢脸了。党又对了：被监禁者不仅没有死掉，人数反而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而监禁场所还超过了一倍，并没有垮掉。
还有一项关于劳动营内过度拥挤现象的很能说明问题的统计数字（犯人增长的速度超过劳动营组建的速度）。第一百个定员空位的实际容纳量，一九二四年为一百一十二人；一九二五年——一百二十人；一九二六年——一百三十二人；一九二七年——百七十七人卢亲自在里面蹲过的人都很清楚，如果一个空位需要容纳一点七七个犯人，营中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包括板铺上的空位、食堂里的饭钵以及营里发的棉背心之类的东西）。
通过劳改营系统的发展，展开了一场对世界各国的“监狱拜物教”发动的一场勇敢的“斗争”，其中也包括对除了监狱之外什么新鲜玩艺儿也没有想出来的早先的俄国。（“把全国变成了一座大监狱的沙皇政府带着某种特别刻毒的虐待狂发展着它的监狱系统。”）
尽管一九二四年以前在群岛上仍然很少有普通劳动营。那几年占主要比重的是封闭型的监禁场所。以后也没有减少。克雷连科在一九二四年的报告里要求增加特种隔离所的数量，以便关押非劳动者和劳动者中特别危险的分子。（克雷连科本人后来也显然变成了这种分子。）他的这种提法一字不改地写进了一九二四年的劳动改造法。
在跨入“建设时期”的时候（意思是从一九二七年起），“劳动营的作用……（您以为呢？现在，当取得了所有的胜利之后，该如何呢？）……在日益增强——用以对付最危险的敌对分子，暗害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宣传活动。”
总之，群岛不会沉到海底去的，群岛将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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