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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吧，我就是这样接待了范斯先生，他是王后的侍从兼王后卫队的骑兵队长，他竟有那样的耐性，在莫蒂埃待了好几天，甚至牵着他的马，一直跟我步行到拉·费里埃尔，而我们两人除了都认识菲尔小姐，都会玩小转球以外，没有其他共同之处。在范斯先生以前和以后，我还受到过另一次拜访，这次更离奇了。两个人步行来了，每人牵着一头骡子，驮着他的小行李。他们到小客栈里住下，自己把骡子刷洗干净，接着就要来看我。人们看到这两个骡伕的装束，都以为他们是走私贩，消息立刻传了出去，说有走私贩来看我了。但是他们接近我的那种神气就告诉我，他们不是那一类人，不过，他们虽不是走私贩，却也很可能是冒险家，这个怀疑使我一时颇有戒心。但他们很快也就使我安心了，原来一个是蒙多邦先生，又称杜尔·迪·班伯爵，是多斐内省的一个绅士；另一个是达斯蒂埃先生，卡尔邦特拉人，曾任军职，他把圣路易勋章揣在兜里，省得显出来。这两位先生都很亲切，都很有才华，他们的谈话隽雅而又有趣，他们那种旅行方式很合我的口味，又太不合法国绅士的习尚，所以就使我对他们产生了感情，而他们的风度又只能使这种感情加强。我跟他们的相识并不到此为止，现在还在继续下去，他们后来还来看过我好几次，不过就不再是步行来的了——以步行开个头不失为一件雅事。但是我越看这两位先生，就越发现他们的爱好与我的爱好之间很少有共同之处，越觉得他们的信条不是我的信条，越觉得他们并不熟悉我的作品，在他们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情感共鸣。那么，他们何所求于我呢？为什么穿那种装束来看我呢？为什么待了好几天呢？为什么又来了好几次呢？为什么那么切盼我到他们那里去作客呢？我当时并没想到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可是从那以后，我有时就这样自己问自己。
我被他们盛意的表现感动了，就不加思索地把我的心交了出去，特别是交给了达斯蒂埃先生，因为他的态度比较开朗些，使我更加喜悦。我甚至后来还一直和他通信，并且，当我要印《山中来信》的时候，我还想找他帮忙，好骗过那班在去荷兰的路上窥伺我的文稿包裹的人们。他曾跟我屡次谈到，而且也许是有意地谈到，出版事业在阿维尼翁是何等自由，他又曾自告奋勇地对我说，如果我有东西拿到那里去印，他愿为我效劳。所以我就借重他，陆续把我的手稿的头几分册邮给他了。他把这部分稿子留了很久之后，又给我寄了回来，说没有一个书商敢印，于是我就不得不再找雷伊，小心翼翼地把我那些分册一册一册地寄出去，没有接到前册已经收到的通知，后册就不放手。在该书未出版前，我知道它在大臣们的办公室里曾被人看到过；讷沙泰尔人埃斯什尔尼跟我谈到一本叫作《山中人》的书，说霍尔巴赫曾告诉他是我写的。我向他保证说，我从来没有写过有这个名字的书，因为事实确是如此。《山中来信》出版的时候，他愤怒极了，骂我说谎，虽然我对他说的全是真话。以上是说明，我是怎样确实知道我的稿子曾被人看过。我确信雷伊是忠实的，因而我就不得不向别的方面去作种种推测，而我倾向于肯定下来的推测，就是我那些文稿包裹在邮寄途中被人拆阅了。
另外一个人差不多是与此同时认识的，但是开始是通过写信，这就是拉利奥先生。他是尼姆人，从巴黎写信给我，请我把我的侧面剪影像寄给他，因为他打算拿这张像给勒·穆瓦纳，让他雕一个我的大理石半身像，好放在他的图书室里。如果那是为驯服我而想出来的一种奉承办法，那可是太成功了。我判断，一个人想要将我的大理石半身像放在他的图书室里，一定是饱读过我的著作，因而也就是服膺我的学说的，他一定爱我，因为他的心和我的心是相通的。这种想法当然很难不诱惑我。后来我见到拉利奥先生了，我发现他急于要给我帮点小忙，要插手管我的许多小事，可是，另一方面，我怀疑在他生平所读的那几本书里是否有一本是我的作品。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个图书室，倘若有，对于他是否有用；至于那座半身像，不过是一个蹩脚的粘土制品，倒是勒·穆瓦纳做的，并且还在上面雕了一个奇丑的人像。他用我的名字到处宣扬它，仿佛这个像和我本人有任何相似之处似的。
我觉得似乎是出于爱好我的见解和著作而来看我的唯一的法国人，是利穆赞团队的一个青年军官，名叫塞吉埃·德·圣布里松先生，他曾经在巴黎社交界以其相当令人爱慕的才气和自命不凡出过风头，也许现在还是这样。他曾在我大祸临头前的那个冬天到蒙莫朗西来看我，我觉得他感情奔放，很使我喜爱。后来他又写信到莫蒂埃来，并且，也许是想阿谀我，也许是读《爱弥儿》真读得晕头转向了，告诉我说，他要脱离部队，过独立生活，并且说，他正在学木匠手艺。他有个哥哥在同一团队里当上尉，是母亲的唯一宠爱对象，母亲是个过分虔诚的信徒，不晓得是由一个什么伪善的神父教导的，对小儿子非常不好，理由是说他不信宗教，而尤其罪在不赦的是跟我有关系。以上就是他的抱怨，他因此要跟母亲断绝关系，走上我方才说过的那条路，为的是做个小“爱弥儿”。
我看到他那股急躁劲儿就着慌了，赶紧写信给他，叫他回心转意，经过我苦口婆心的敦劝，他总算听了我的话。他对母亲又恢复了子职，并且从他的上校手里把辞呈收了回来。他递了这份辞呈之后，上校总算审慎从事，当时没有作任何处理，好给他留下进一步考虑的时间。圣布里松从他那些怪念头里醒悟过来之后，又动了一个虽然不那么荒谬、然而不合我口味的傻念头，要当作家。他接连出了两三本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并不显得作者是个无才能的人，但是我并没有给他鼓舞人心的褒奖，使他继续搞下去，所以我于心无愧。
不多时之后，他来看我了，我们一同去圣·皮埃尔岛游玩。在这次旅行中，我发现他跟在蒙莫朗西时候不同了。他有一副说不出的装腔作势的神气，我起先还不感到怎样刺眼，但是以后我就时常回想起来。他在我路过巴黎到英国去的时候，又到圣西蒙旅馆来看了我一次。我在那里听说——他并没有告诉我——他生活在上流社会中，并且相当勤地去看卢森堡夫人。我在特利时，他就音信杳然了，也不托他的亲戚塞吉埃小姐（塞吉埃小姐是我的邻居，对我似乎始终没有多大好感）给我一点消息。总之，圣布里松先生对我的倾慕，和范斯先生的那段关系一样，一下子就完结了；但是范斯不曾得过我的任何好处，而他却欠了我一点情，除非我阻止他做的那些傻事只是他耍出来的一种把戏：实际上倒很可能是这样的。
从日内瓦方面来看我的人也只多不少。德吕克父子就先后选我当了他们的护士。父亲是在路上病倒的，儿子从日内瓦动身时就病倒了，两人都住在我家里休养。什么牧师呀、亲戚呀、伪善的教徒呀，各色人等都从日内瓦和瑞士来了，他们不象从法国来的那些人是为着崇拜我或者嘲弄我而来，他们是为着责骂我教训我而来的。唯一使我高兴的是穆尔杜，他来跟我在一起待了三四天，我恨不能留他多住些时候。在所有那些人当中，最有耐心、最固执、把我麻烦得不能不听任摆布的，是狄维尔诺瓦先生，他是日内瓦的商人、法国难民，和讷沙泰尔的检察长是亲戚。这位狄维尔诺瓦先生每年特意从日内瓦到莫蒂埃来看我两趟，接连好几天在我家里从早待到晚，跟我一起散步，给我带来各式各样的小礼物，巧妙地套我的心底话，凡是我的事情都要问一问，而在他与我之间却又没有任何共同的观念、共同的倾向、共同的感情、共同的知识。我怀疑他一辈子任何一类书也没有读完过一整本，甚至我的书里谈的是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我开始收集植物标本的时候，他也跟着我出去收集，但是他对于这种消遣并不爱好，一路上他没有一句话对我说，我也没有一句话对他说。他甚至有勇气在古穆安地方的一个小酒店里跟我对坐三整天，我还以为让他觉得无聊并且使他感到他是多么使我厌烦就会促使他离开小店的，而这一切竟始终不能挫败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恒心，我也未能猜透他那恒心是从哪里来的。
所有这些来往关系都是被迫开始和被迫维持下去的。在这些关系之中，我不应该漏掉那唯一曾使我感到舒畅并真正关切的一个：那是我跟一个匈牙利青年的关系。这个匈牙利青年来到讷沙泰尔住下了，又从讷沙泰尔住到莫蒂埃来，这是在我定居莫蒂埃几个月之后的事。当地人称他为索特恩男爵，他就是以这个名字被从苏黎世介绍来的。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面目可亲，待人接物恳切和蔼。他逢人便说，并且也使我理解到，他是完全因为我才到讷沙泰尔来的，目的在和我交游，好趁年青时修养品德。我觉得他的容貌、风度和举止，都和他所说的话相符，象这样一个青年，我看不出一点不可爱的地方，又怀着这样可敬的动机来找我，我若闭门不纳，当然会感到有愧于最大的天职了。我向人交心，根本不晓得交到一半就算了事。所以不久他就得到了我的全部友谊和信任，我们彼此难舍难分，我每次徒步旅行，他都跟在一起，他也爱上了徒步旅行。我把他带到元帅勋爵家去，元帅也对他百般抚爱。他还不能用法语表达，所以跟我说话，给我写信，都只用拉丁文，我则用法文回答他。尽管混合使用这两种语言，我们两人的交谈依然进行得十分流畅，十分生动。他跟我谈起他的家庭、他的事业、他的遭遇，又谈到维也纳的宫廷，似乎很熟悉那里的内幕。总之，在我们处得极其亲密的那将近两年之中，我只觉得他性情温和，经得起一切考验，操行不但端正，而且高雅，浑身上下都十分整洁，一切谈吐都极其彬彬有礼，总之，他有世家子的一切特征，使我觉得他太可钦佩了，不能不十分喜欢他。
在我们过往正密的时候，狄维尔诺瓦从日内瓦写信给我，叫我提防那个住在我身边的匈牙利青年，说有人告诉他，那是法国政府派来监视我的一个密探。这个警告可能使我不安，特别因为在我住的这个地方，大家都常常警告我，叫我小心注意，说有人在窥伺我，在设法把我诱到法国境内，好在那里对我下手。
为着一下子就叫那班无聊的警告专家闭口无言，我就向索特恩建议，到蓬达里埃去作一次徒步旅行，先不向他作任何解释。一到蓬达里埃，我就把狄维尔诺瓦的信给他看，然后热烈地拥抱他，对他说：“索特恩不需要我证明我对他的信任，但是社会大众需要我证明我是善于知人的。”这一拥抱真是甜美，这也是那班迫害者所绝对领略不到而又不能从被压迫者手里夺去的那种精神享受之一。
我永远不信索特恩是个密探，也不信他会出卖我，可是他却欺骗了我。当我推心置腹地向他倾诉的时候，他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