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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魏城在《所谓中产》一书中说:“如果85。5%的具有强烈‘中间意识’的中国城市居民,都把‘中产阶级’这个词完全甩给了少数的富豪,那不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吗?”
实际上,广大中间阶层“中产”身份的丢失,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城市生活中“幸福感”的缺失。
中宏保险于2010年3月正式发布了中国首个以中产阶层家庭为研究样本的《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根据调查结果,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而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或者称为“伪幸福”。
从一定程度上讲,城市化的进程暗含着“藏富于民”的意味,但是在大城市中,“一套房消灭一个中产阶层”的尴尬困境却愈发明显。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保障的不足,降低了中产阶层的文化消费能力,在这样的保障压力下,幸福自然也就打了折扣。
但是,泛议“幸福指数”,远没有解决生存的实际困难来得更加重要。托尔斯泰早就说过,幸福的家庭大体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况且,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压力无处不在,谁都无处可逃,只是困难不同、压力有异罢了。如果我们的公权机关,能从上述调查中读懂白领以及蓝领、灰领、金领生存的艰难境遇,采取更具人性化的政策措施,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些困难,比如“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上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病不起,药费暴利吓死你……”在这些“X不起”上提供帮助,那才真正体现出“幸福白皮书”的价值所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张真理认为,城市人口规模的变迁实际上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一些城市流动人口规模控制目标屡设屡破的事实说明,对流动人口实施“排斥”的政策需要进行调整,一旦流动人口成为了城市边缘人,将导致新的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形成城市化的新矛盾。
让我们再次回到陆学艺的观点,他说:“现在大家经常谈到‘蚁族’。我要说那些人也是中产,肯定会有人骂我,但那些人确实是中产的后备军。他们现在的处境只是临时的。还有很多人觉得自己硕士毕业也买不起房子、车子,就说自己不是中产。其实国外的硕士、博士毕业后,要挣一套房子也得二三十年,哪有毕业后马上买得起房子的?但我带的2004年前毕业的大多数博士生,都已经有房有车了。所以,大学是培养中产阶层的摇篮。大部分本科毕业生后来都做了‘白领’。”
专家让广大“蚁族”要看到希望。但是,一不小心成了北京城里的“蚁族”之后,我们的希望到底在哪里?
蚁族的最大问题就是“蜗居”,眼下公租房是在规划中,在这个户籍制度森严的城市里,“非京籍”人员能否顺利住上还是个大问号,而即便住进去了,租金也一定不可能比“唐家岭”廉价。然而,“蚁族”的生活要求难道只能限于一间遥不可及的“公租房”吗?
根据《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的数据显示:“将‘蚁族’各方面的生活状况,与同龄人进行比较后发现,‘蚁族’中71。29%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不如同龄人,84%的人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满意。‘蚁族’的相对剥夺感较强,存在巨大的心理落差,在强迫、抑郁、敌对、焦虑、偏执等心理特征上,均明显高于常人,心理状况呈现出亚健康水平。”
蚁族中很多人,都常常会发出潘晓式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疑问和感叹。而你确定自己可以在北京城里找到解决答案吗?
杨彤楠找到了,不过那是在他离开了北京城之后的事了。他收拾包裹走人那会儿,有关“蚁族”的说法还没有流行;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他很自觉地给自己贴上了这个标签。2006年大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一家保险公司成了销售员;在离开北京之前,这份工作他干了一年半左右,直到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快活不下去了”。
有两件事情成了促使他离开北京的直接原因。一是因为房租的问题,他与房东发生了口角,打得不可开交。“就是那段时间,我生平第一次拨打了110,后来又生平第一次进法院打官司”。另外一件事,是公司里两个上级发生矛盾,波及到了下面的员工。“我本来只是想凭本事吃饭,没想到稀里糊涂地卷进了‘办公室战争’”。他到现在都觉得自己很委屈。2008年1月春节前,身心俱疲的他辞去工作,收拾起全部家当回了老家浙江慈溪。
凭借自己名校毕业的资历,杨彤楠很快便当上了大学生村官。和在北京忙碌的日子相比,村里慢节奏的生活让他感觉闲适了许多:“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也就够了,住在家里又不用为房租发愁。”村官的工资每月只有2000元钱,“但是小地方消费水平不高,我有一多半的钱都能存下来。”“逃离”北京之后,他的人生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变化,是自己很快便结婚了。
这是杨彤楠的故事。而你自己的故事要如何继续,请仔细斟酌。
4。楼高有个限儿
北京皇城保护区的楼高被限定在9米以下,但这座城市对房价却没有开辟出相应的“保护区”,反而任其在城内肆无忌惮地疯涨。于是,在北京城里——拆,百姓苦;建,百姓苦。
北京市的“住房痛苦指数”远高于号称“地球上房价最贵的城市”东京。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再次出台政策调控房价。但是,“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北京的房价进入了一个怪圈。经济学家吴敬琏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中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此话的现实意义日益凸显。
连温总理都不得不感慨“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可见这场战役的严峻性。
究竟谁有权住在城里?
去北京旅游,踩着人力车的北京爷们,领着你在大小胡同里转悠时口若悬河,同时会颇有意味地告诉你:北京可真不是一般的地儿,皇城根下有哪栋楼房不长眼敢超过天安门?没有。至少在皇城保护区内是真没有。
人爷们没瞎掰。根据2003年4月7日正式实施的《北京皇城保护规划》的规定:“在皇城内,对现状为1…2层的传统平房四合院建筑,在改造新建时,建筑高度应按照原貌保护的要求进行,禁止超过原有建筑的高度;对现状为3层以上的建筑,在改造新建时,新的建筑高度必须低于9米。”同时规定,“皇城的规划范围为东至东黄(皇)城根,南至东、西长安街,西至西黄(皇)城根、灵境胡同、府右街,北至平安大街。规划占地面积约68平方公里,皇城行政区划分属东城、西城两区。”
实际上,北京市的楼高,因为这座城市特殊的政治和历史文化地位,而整体呈现出有趣的阶梯状。
根据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先生的介绍,北京对高大建筑的控制,前后经历过两个阶段:2004年之前,旧城里不限制楼房,但是限制高度;2004年之后,限制现代化的楼房在旧城里再有新的建设;限制楼房高度具体方法是以故宫为核心,故宫四周越往外它的建筑高度可以比较高,离故宫越近限制得越低;就是故宫外面是平房四合院,再往外可以建6米,再往外可以建12米、18米,一直到旧城边上建45米,是采取这样的限高方法。2004年之后,北京旧城里建筑采取了严格限制,是整体保护的措施,旧城的62。5平方公里之内要体现保护,旧城之外1000多平方公里的位置上要体现发展。
其实,早在1999年11月,北京市规划院就在市政府的批准下,做出了“北京市区中心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该详规考虑到北京旧城区平缓开阔的特点,以及古都名城的特色风貌,从城市空间的形态、尺度上规定,整个城市以故宫为中心,建筑高度向外分为7个层次逐步升高,构成一个内低外高,平缓的城市天际线。按照该规定,故宫、后海一带为原貌保护区,长安街、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一带为30米控制区,东二环、西二环一带为45米控制区。由于规划在前,这些年来北京城市建筑的基本形象呈现为,城里的房子略低,城外的房子比较高”。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北京城存在两个相映成趣的“阶梯”,除了上述的楼高阶梯之外,就是人口密度的分布。
2005年6月1日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当时北京将近1500万的常住人口,以每平方公里888人的密度分布,且近一半的常住人口集中在朝阳、海淀、大兴、石景山4个近郊区。近郊区的人口密度已是10个远郊区县的15倍。
据《北京日报》同期的报道:北京市常住人口密度地区分布呈梯度变化,即城区人口密度最高,为23008人/平方公里;近郊区次之,为5669人/平方公里;远郊区县最低,每平方公里只有366人。城区的人口密度是近郊区的4倍,远郊区县的63倍。常住人口地区分布差异大已经成为北京人口发展的新特点,人口密度也呈现鲜明的阶梯性变化。
你可以跳出来,居高临下地想象一下北京城里的人居状况——这座城市,以故宫为中心向外扩散,楼房越盖越高,房子越建越多,但喘气的人却越来越少;正如西川在《想象我居住的城市》一文中所言,北京的“中心地带却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全然寂寞无声”;而整个中心城区,围绕着这个“核心”,人满为患。
有着千年历史的北京城,在过去50年中,经历过三次重大的改造浪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危旧房改造”;第三次,是2000年至2003年的大拆改。这些改造带来的结果,是北京旧城历史性建筑损毁过半。
截至2005年,北京城中保留较完整的历史风貌空间已不足15平方公里,在1949年旧城原有的2000万平方米历史建筑(包括1300万平方米平房四合院)中,保留下来的不足四分之一。原来北京的3050条胡同,至2003年,道路宽度在20米以下的胡同(包括街巷)仅有1600条,旧城内被直接称为胡同的,只剩下400多条。
很显然,这剩下的老北京旧城,确实需要得到基本的保存。但是,在保护旧城,清空保护区内的“多余人口”时,北京仍未改变其一贯的“先拆后补、先大后小”的行事原则。
旧城保护为大,个人安居事小。
2005年初春一个普通的日子,71岁的李秀春坐在自家的板凳上发愁。屋外,是已拆毁房屋的残垣碎瓦,屋里,是满地的家当什物。电视机洗衣机,带走;沙发和大衣柜,扔下;旧衣服,挑出不用的捆成捆,卖掉。她已经这样收拾了好几个月。
北京大栅栏甘井胡同29号,这个小小的四合院里大约住了六七户人家。现在它被劈成两半,有三户人家的房子被划入煤市街道路拓宽工程的范围,他们的房子必须要拆掉。自从2004年12月31日煤市街改造工程宣布动工,到2月17日,这三家搬迁户已经走了两家,房子也已变成碎瓦砾,只剩下李秀春家的房子未动。拆迁办和街道的人每天都来询问她什么时候搬家,她不是不想搬,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去。
鼓励旧城人口疏散,逐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