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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是说，多数是对的，而只是意味着，宁可让多数人错，也不应让少数。。
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多数人身上。不过，在我们这个讲求一致性的时代里，民主越来越多地带上了这样的含义：多数人的决定必然正确，从道义上讲优于少数人的决定，因此，多数人有道义上的权力将其意志强加在少数人头上。正如一种。。
产品在全国各地所做的广告一样：“一千万美国人是不会错的。”
多数人的决定被当作证实其正确性的主要依据。
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错误。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讲，一切“正确的”政治、哲学、宗教或科学的思想，原本都是少数人的主张。要是我们根据人数的多少来决定思想的价值，那么，我们现在仍然会生活在洞穴时代。
正如舒姆彼特所指出，选民不过是在两名竞选者中作出选择。选民面临的是各种各样的政治机器以及官僚机构。这些官僚机构遇到的也是两者择一的问题：一方面，是为国、为美好的事工作的良好意愿；另一方面，职业性质决定着官僚机构对保持权势或重新掌权十分感兴趣。这些需要选票的官僚机构当然被迫在某种程度上注意到选民的意愿。任何不满的迹象都会迫使政党改变其方向，以获取选票，任何人们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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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的行动方针都会使他们继续执行下去。就此而言，甚至不民主的极权主义统治集团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人民的意志，只不过它可以靠强制力较长时间地推行不受人欢迎的路线。可是，每个选民除了靠选举，对政治官僚的决定施以限制和督促的影响（这常常是一科间接影响）之外，他不可能参与决策。选民一旦投了票，他便把自己的意志放弃了，给了代表；而代表则惯常是根据自己的职业兴趣，掺合着责任感，来行使这种意志。选民这时也拿他无法，只有等到下一次选举，那时，他才有机会让代表继续掌权，或是“撤掉这个流氓”。在大的民主国家中，选举过程愈来愈像公民投票，选民所能做的，不过是同意或不同意强大的政治机器中的一个，把自己的政治意愿交给其中之一。
从１９世纪中期到２０世纪，民主的进程就是选举权的扩大，直到现在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普选。但即使是实行最充分的选举，也还不够。民主制度要继续进步，还得采取新的步骤。首先，必须承认，真正的决定是无法在大规模投票的气氛中作出的，而只能在较小的团体中制定。这种小团体大概相当于过去的市民大会的规模，不超过５００人。在这样的团体中，重大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讨论，每个成员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并理智地听取、讨论其它观点。人们个人相互间均有交往。这就使煽动性的及非理性的东西很难影响人们的思想了。其次，每个公民都必须把握住事实真相，以便作出合理的决定。第三，作为这个小型的、面对面交往的团体的一员，无论他是谁，他作出的决定必然会对集中选出的议会执行机构的决策产生直接影响。假如情况不是这样，公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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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仍旧同今天一样，在政治上愚昧无知。
这里出现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能实行一种将当今存在的民主集中形式同高度的分权形式结合起来的制度；我们能否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重新采用市民大会的原则。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不难解决。一种办法是按照居住地区或工作地点，将全国人口组织成小组（比如５００人一组）
，每个小组的社会成分尽可能多样化。
这些小组定期开会（比如一月一次）
，挑选自己的官员和委员会，每年更换一次。
小组的活动安排将包括对地方性的及全国性的政治大事的讨论。按照前面提到的原则，任何这类合理的讨论都必须依据事实。
怎样了解有关事实的情况呢？
似乎完全可行的办法是，设立一个政治上独立的文化机构，以讨论、准备并发表有关事实的资料。这就像我们的学校系统中发生的情况一样，提供给孩子们的信息比较客观，不受不断更替的政府部门的影响。例如，我们可以设想出这样一种安排：挑选那些事业上颇有建树、有道德观念的艺术家、科学家、宗教思想家、商人、政治家，组成一个非政治性的文化机构。他们可能会持不同的政治见解，但是，可以肯定，在客观提供有关事实的信息这一点上，他们会理智地达成一致意见。要是意见不一致，他们会向公民提出不同的事实依据，以解释不同点。面对面小组在获得信息并讨论问题之后，接着便投票；在现今已有的技术设施的帮助下，我们很容易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算出投票结果。剩下的问题就是，按照这种办法作出的决定如何传导给中央一级的政府，使之在决策中产生作用。我们没有理由说，找不到完成这一过程的形式。
按照议会制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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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有两个议院，两院都参与决策，但各自按不同的原则选举产生。作决定的面对面小组构成了真正的“众议院”
，与普选产生的众议院和执政官分享权力。这样一来，决策的方向就会不停地改变，不仅从上至下，而且从下至上，决策也会以每个公民的主动、负责心为基础。通过面对面小组的讨论和投票表决，决策中所含的非理性的及抽象的因素就会消失，政治问题就会成为公民实际关心的事。公民象征性投票，把自己的政治意志顺从地交给自身之外的力量的异化过程将会颠倒过来，每个公民将重新成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
①
文化改革
所有的社会或政治安排，不是帮助就是阻止某种价值及理想的实现。犹太－基督教传统的理想不可能在物质主义的文明中成为现实，因为物质主义文明结构的中心是生产、消费及市场上的成功。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思想除非能给人内心注入新的精神，否则就无法实现其友爱、正义及个性的目标。
我们并不需要新的理想或新的精神目标。人类的伟大导师们已经给健全的生活制定了规范。的确，他们说着不同的
①参阅罗伯特。
Ａ。
尼斯比特在《追寻社会生活》一书所提到的有关面对面小组的问题。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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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强调了不同的方面，对某些事情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是，总的看来，他们的不同之处甚少。虽然事实上各大宗教和伦理体系常常相互攻击，强调相互间的差别甚于基本相似点，这也是那些创立教会、等级制以及政治组织的人对思想家奠定的朴素真理基础所施影响的结果。自从人类断然脱离他与自然及动物之间的那种植根关系，以寻求一个具有良心及友爱团结的新家以来，自从人类首次认识到，人必须团结一致，必然完全诞生以来，人类的思想和理想就一直相同。
在每个文化中心，多半在没有相互影响的情况下，人都发现了类似它种文化的见解，倡导着与它种文化一样的理想。
如今，我们能够很容易地知道这些思想，我们仍然是人文主义教导的直接继承者。我们并不需要如何使生活健全的新知识，而是急切需要认真地对待我们所相信、所倡导的东西。我们心灵的革命并不需要新的智慧，而是需要新的严肃态度与献身精神。
使人牢记我们文化的主要理想和规范的任务，首先得由教育来完成。然而，很痛心的是，我们的教育制度却无力来承担这项任务。它的目的主要只是授予个人在工业化文明中立足所需的知识，按照需要的模式塑造他的性格：野心勃勃、极富竞争性，但又能在某种限度之内与人合作；对人友善，却又不与任何人或事关系过密。我们的中学和大学继续为学生提供实际生活必需的知识，以及人格市场上需要的个性特征。
我们的教育确实很难成功地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或是使他们具有我们的文明公开宣称的理想所需要的那些品质特征。当然，我们用不着重复罗伯特。哈奇森等学者已经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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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分中肯的批评。在此，我只想强调一点：必须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那种有害分离。这种分离正是工作和思想异化的一个部分。这种分离容易造成理论脱离实际，使人更难而不是更易地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如果说工作要成为一种基于认识与了解的活动，那么，我们就必须对教育方法加以彻底改造，使理论教导与实际工作从一开始就结合在一起；对于青年，应当使实际工作从属于理论教育；而对于超过学龄的成年人，则应反之；不过，无论在成长的任何阶段，都不应使理论和实践相互脱离。凡是没有学会一门有用手艺的青少年，都不能毕业；学生必须对工业生产的基本技术过程有所了解，小学教育才算告一段落。当然，中学教育应当把掌握手工艺及现代工业技术与理论教育结合在一起。
我们现在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造就于社会机器有用的公民，而不是针对学生的人性的发展。
这可见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只考虑使人受教育到１４岁、１８岁，或者至多２０岁。为何社会认为只应对儿童教育负责，而不对各个年龄的成年人的教育负责呢？实际上，正如阿尔文。约翰逊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６岁至１８岁并不像一般人认为那样，适合学习。
当然，这阶段是学习读、写、算以及语言的最佳年龄。
但是，毫无疑问，人对历史、哲学、宗教、文学、心理学等的了解都十分有限。实际上，就是２０岁左右，正值大学教授这些课程的时候，也不是学习这些知识的理想年龄。
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人要想真正理解这些领域的问题，就必须有相当多的生活经验，而大学生年龄的人却缺乏这些经验。
对很多人来说，３０～４０岁是更适合学习的年龄（这里是指理解，而不是死记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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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健全的社会
背）。
很多情况也说明，当人度过了青少年那种血气方刚的时期，进入了中年之时，他的一般兴趣便更加广泛。也正是在三四十岁之时，一个人能完全自由地改变其职业，并因此有再学习的机会。在今天，却只有年轻人才有这种机会。
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像如今使儿童有受教育的机会一样，为成年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当今不断增加的成人教育课程体现着这一原则。但是，所有这些民间安排也只包罗了全国人口的一小部分，这条原则应当适用于全体人民。
学校教育，无论是传输知识，还是塑造性格，都只是教育的一个部分，并且大概还不是最主要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教育”
，是指其字面的基本含义：“ｅ－ｄｕｃｅｒｅ”
＝“诱发、启迪”人内心的东西。即，使人有了知识，能够干好工作。但假使他正直、诚实，也不为物质需要感到焦虑——他也不会、不能够感到满足。
为了要在世上感到舒服自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