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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在笔者写本书之时，“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这些词语已经遭到了人们如此带感情偏见的指控，以致于我们很难心平气和地来讨论这些问题。如今，一提起“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西方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唯物论”
、“无神论”
、“流血事件”或类似的东西——总之，是坏的、邪恶的东西。我们只要懂得词语的含义在多大程度上会变换，并且考虑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合情合理的思维也即客观地看待问题的态度日趋贫乏这一特点，我们就能理解这一反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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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一听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些词语就歇斯底里大发作的人，大多数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这实在令人震惊。这种情况也促成了上述那种荒谬的反应。尽管事实上人人都可以读到马克思和其它社会主义的著作，大多数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最感到愤慨的人却从未读过马克思写的一个字，而另外很多人最多也只有一些极肤浅的了解。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有点远见和理性的人似乎就不可能会像现今大多数人那样，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加以歪曲。甚至许多自由派人士以及那些相对来说不那么歇斯底里的人，也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对物质利益的兴趣是推动人的最积极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旨在促使人去追求物质上的贪欲和满足。要是我们提醒自己，记住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主要思想——对物质利益的兴趣是刺激工作的主要手段，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套在社会主义头上的那顶唯物主义帽子正是资本主义的最典型的特征。任何人只要有心较为客观地研究一下社会主义的著作家，就会发现，社会主义著作家的态度恰恰与此相反。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损伤了人身上的真正的人道力量。的确，我们只能把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理解为我们时代最有意义、最富理想和道德感的运动。
把一切事情除开，我们不由得对西方民主派歪曲社会主义的作法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愚蠢感到可悲可叹。社会主义的思想对全世界的广大人民有着吸引力。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在于社会主义观念中的理想主义成分，以及社会主义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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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精神和道德上的鼓舞。正如希特勒盗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来增加他指出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吸引力一样，斯大林盗用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达到他的宣传目的。
在一些基本观点上，斯大林所声称的都是虚假的东西。
他把社会主义概念中的纯经济因素，即生产手段的社会化这一个问题，从社会主义的整个概念中分离出来，将社会主义的人本的和社会的目的曲解成了这些目的的对立面。当今的斯大林主义的制度尽管是生产手段国有化的形式，却与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纯剥削形式更为接近，而不是类似任何可以设想到的社会主义。这一制度的主要动力是：疯狂般地追求工业进步，残忍地无视个人利益，以及贪婪地追求个人的权势。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或多或少地全等于斯大林主义，那么，我们就在宣传领域帮了斯大林主义的大忙，而这正是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我们这样做不是指出他们宣传的虚假性，而是证实了这样的宣传。
对于美国来说，这不成其为一个大问题，因为在人们心目中，社会主义的概念并不占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欧洲尤其是亚洲来说，这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因为在这些地方，社会主义的概念恰恰在人们心目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为了同斯大林主义在这些地区的吸引力作对争，我们就应当揭露其欺诈性，而不是去证实它。
社会主义从１８世纪末期形成发展以来，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之间出现了许多重要差别，这些差别意义十分重大。
但是，正如人类思想史上常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不同流派的代表之间的争论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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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间的共同点出他们之间的差异要多得多，而更具有决定意义。
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作为一项政治运动，以及一种探讨社会规律、诊治社会病症的理论兴起于法国大革命，其创始人为巴贝夫。巴贝夫提倡废除土地私有制，主张大家共享土地的出产物，主张取消贫富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他认为，建立一个“平等者共和国”的时机到了，“共济大院（ｈｏｓｐｉｃｅ）的门向所有人敞开”。
与巴贝夫的那种相对说来比较简单、原始的理论相对照的，是傅立叶的理论。傅立叶在他首次发表于１８０８年的“四项运动的理论”一文中，提出了一套非常复杂、阐述详尽的社会理论和诊断。他把人及其感情作为理解社会的基础，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当只图达到增加物质财富的目的，并且以此来实现我们的基本感情——友爱。在人类的众多感情中，他特别强调“蝴蝶式的感情”
——人希望变化的需要，这一需要与人人身上都存在的众多而又变化多样的潜力相适应。工作应当是一种享受（“ｔｒａｖａｉｌ
ａｔｒａｙ－ａｎｔ“）
，每天工作两小时就足够了。针对在工业各个部门普通存在的大垄断组织，傅立叶提出在生产和消费领域建立公社制的、自由和自愿的协会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中个性与集体性自发地结合在一起。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第三个历史阶段——和谐的阶段——才能取代前两个历史阶段，即以奴隶和奴隶主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以及以靠工资为生的人与企业家之间关系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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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社会。
①
傅立叶是一位有点纠缠于思想感情的理论家，而罗伯特。欧文则是一个实干家，他是苏格兰一家经营得最好的纺织厂的经理和厂主。欧文也认为，新社会的目的主要不是增加生产，而是改善现有最重要的事物——人的处境。欧文同傅立叶一样，其思想基础是对人的性格所作出的精神考虑。人生下来便带有某些性格特征，而人的性格则肯定地由他所生活的环境所决定。如果生活的社会条件令人满意，人就会展示出其固有的美德。他认为，在先前所有历史中，人只是被训练成保卫自己和毁灭他人的工具。应当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在这一社会中，人按照一致行动、真诚结合的原则得到训练。从３００到２００人一群的联合群体将遍布整个地球，这些联合群体将按照集体内部及集体之间的相互帮助原则组合起来。在每一个社区，地方政府将与每一个人最和谐地一道工作。
在蒲鲁东的著作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对权威和等级制度原则的更严厉的谴责。蒲鲁东认为，中心问题不是以一种政治制度代替另一种，而是建立一种表达社会本身的政治秩序。
他把单一的等级森严的极权组织看成是社会上一切不安定和邪恶的主要原因。
他认为：“国家任务的局限性是涉及集体和个人自由的生死大事。”
他说道：“通过垄断，人类掌握了全球，通过联盟，人类将成为自己的主人。”
他关于新的社会秩序的设想的思想基础
①比较傅立叶：《人类灵魂的感情》，伦敦，１８５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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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互惠关系，所有的工人不再为付他们工资却占有产品的企业家工作，而且为了相互利益工作，因而工人都在生产共同的产品、共享利润的过程中相互合作。”
对他来说最根本的是，这些联盟是自由、自发组合起来的，而不是国家强加的，不像是路易。布郎克所要求的由国家资助的社会作坊。
他说道，这样由国家控制的制度将意味着很大的联盟，“在这些联盟中劳动会被严密地组织起来，最终被资本主义的国家政策所奴役。
自由、普遍的幸福、文明可能会得到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得到。我们只不过给自己挣脱一种锁链而套上了另一种锁链，社会思想也没有向前迈进一步；我们将仍旧处在同样独断的权力统治下，更不用说受到同样的经济宿命论的控制了“。没有谁比１９世纪中期蒲鲁东更清楚地看到斯大林主义下开始出现的危险，上述引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蒲鲁东也意识到了教条主义的危险，教条主义将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带来巨大的灾难。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明确地表达出了这个意思。他写道：
要你愿意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社会的规律——这些规律实现的方式，以及发现这些规律所依靠的方法。
看在上帝份上，在破了一切教条之后，我们自己不要再给人民加一些条条框框。让我们不要像你的同胞路德那样陷入矛盾境地，即以逐出教会、革除教门为开端，在推翻了天主教的神学之后，又建立起新教神学。
①
①引自Ｅ。多朗：《蒲鲁东》，巴黎，１９４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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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的思想基础是以自尊为第一伦理信条的伦理学观念。由自尊引伸出尊重邻居的第二个道德信条。这涉及到以人的内心变化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秩序。蒲鲁东在一封信中表达出了这种想法：“旧世界处于解体的过程之中……人们只有通过思想和心灵的整体革命才能改变它。……”
①
我们从迈克尔。巴枯宁的著作中找到了对中央集权的危险的同样认识，对人的创造力的同样信仰，虽然巴枯宁的思想中包含着一种美化毁灭的天真想法。
巴枯宁在１８６８年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大家的伟大导师蒲鲁东先生说过，社会主义同极权主义的联合，人们通过独裁以及将所有政治、社会权力集中在国家的方式，来争取经济自由、物质福利，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中最令人不愉快的结合了。愿将来保护我们不受到专制主义的危害，不过，更希望在将来我们不要吃教条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所带来的苦头，受到这些的愚弄。……没有自由，任何活生生的、有人性的东西都不会繁荣昌盛，那种抹掉自由或不承认自由是唯一的创造性原则和基础的社会主义，只会引导我们堕入被奴役、充满兽性的境地。
在蒲鲁东给马克思写信之后５０年，彼特。克鲁鲍特金在
①转引自多朗的书，蒲鲁东给于连。米谢尔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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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话中总结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展的个性“将在各个方面、各种程度和一切可能的目的上，同高度发展的自愿联合结合在一起；这种联合不断变化，有着持久性的特征，并在任何特定时期以最适合大家的各种努力的形式出现”。
克鲁鲍特金同他先前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一样，强调人和动物王国中存在的合作与相互帮助的固有倾向。
继承了克鲁鲍特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