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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在我们前面——既然我们每天都看到痛苦，不可避免的、不必要的以及浪费精神的苦难在我们周围发生，我们怎么能避开痛苦与悲哀呢？
只有当我们让感觉迟钝起来，反应变慢，爱不那么深之时，只有当我们麻木不仁，对人对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回避痛苦与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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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从反面来给快乐下定义，那么我们不可用忧。
伤，而应用抑郁来给快乐下定义。。。。
什么是抑郁？这是指人失去感觉，虽然肉体还活着，却像死了一般。
抑郁的人无法去体验欢乐，也无法去体验忧伤。
一个抑郁的人如果能感到忧伤，他就会大大感到宽慰。抑郁状态令人十分难以忍受，因为此时人对任何事都没有什么感受，既感受不到快乐，也感觉不到忧伤。如果我们以抑郁作为快乐的反面来给快乐下定义，我们便同斯宾诺莎对快乐与幸福下的定义接近了。斯宾诺莎认为，快乐与幸福是一种蓬勃的活力状态。这种活力推动我们去理解我们的同胞，去同他们结合成一体，融合成一个整体。快乐来自建设性生活经验，以及将我们同世界结合起来的爱和理性的力量。快乐在于我们触及现实的坚定的实质，发现自我以及同他人的一致与差异。快乐是一种激烈的内心活动状态，是对愈来愈发展的活力的一种体验，这种活力发生在我们同世界、同我们自己保持着建设性关系的过程之中。
由此可见，我们不可能在内心消极的状态中，或者从浸透于异化了的人生的消费态度中找到快乐。快乐就是感受充实，而不需要充实的空虚。今天，一般人可以玩得痛快，过得快乐；尽管如此，从根本上讲，他却感到压抑。如果不用“抑郁”而用“厌倦”这个词，也许我们可以澄清事实。实际上，除了程度上有差别外，“抑郁”和“厌倦”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厌倦不是别的，而是体会到创造力瘫痪、活力匮乏的感觉。在生活的众多灾难中，很少有厌倦那样令人痛苦的了，因而我们都尽一切努力来避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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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回避厌倦。
一种是根本性的，通过富于创造性的生活体验快乐；另一种就起竭尽全力回避厌倦的表象。后一种方式似乎代表着当今一般人追求欢乐与愉快的特点。
而当他独自一人或只同亲近的人单独在一起时，他就会感到他的抑郁和厌倦都冒了出来。文化所能提供的一切文娱活动都是帮助人从多方面逃离厌倦状态的避难所，目的在于让人容易逃脱自己的现状，避开厌倦的威胁。不过，掩盖症状并不能根除产生症状的条件。
现代人除了害怕生病，或者害怕失掉地位、名誉所带来的耻辱之外，最畏惧的莫过于厌倦。在一个充满娱乐的世界中，人怕的是厌倦。一天打发过去而没有不顺心的事，一小时消磨掉而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厌倦，他就会感到十分高兴了。
从标准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我们必定会得出关于精神健康的另一种不同的概念。在异化世界范畴中被视为健康的人，从人本主义的观点看，正是病入膏肓的人——尽管这里所说的不是个人的疾病，而是社会性的缺陷。按照人本主义的含义，精神健康具有这样一些特性：能够爱与创造，能够从家庭及自然的乱伦联系中解脱出来，具有自我身分感，即能够将自己体验为主体及自身力量的创造者，能够掌握自己内在及外在的现实，也就是说，能够使客观性与理性充分发挥。生命的目的是活得认真而又热烈，诞生得完整，充分清醒。人活着就是要脱离婴孩般的自以为是的境界，而坚信自己有着真正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十分有限；能够接受这样的矛盾事实：人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东西，但同时又不一定比一只蚊虫或一片小草更重要。人活着就是要能热爱生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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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畏地接受死亡；能承受无法把握住的那些生活提出的重要问题，但同时又坚信自己的思想、感情，只要这些思想感情确实是自己的。
人活着既要能够独立自处，又要同心爱的人、普天下的兄弟、所有有生命的东西融为一体；听从良心的召唤，回到我们自身，但同时，在良心的声音听不到或无法遵从之时，又不要沉溺于个人私仇之中而不能自拔。精神健全的人，是以爱、理性、信仰来生活的人，是尊重生命（自己的和他人的生命）的人。
异化的人，如前所述，不可能健全。因为他将自己体现为受到自己和他人所支配的一件东西，一项投资，所以他缺少自我感。自我感的缺乏，便产生了极度的焦虑。这种面临虚无的深渊所产生的焦虑比地狱的熬煎更为可怕。在地狱的情景里，是我受到惩罚与熬煎——在虚无的情景里，我却被。
逼得来快要发疯，因为我自己已经不再能说“我”了。
我们之所以可以恰当地把现代称之为焦虑的时代，主要是因为这种焦虑产生于欲乏自我感。因为“我是你所希望的我”——我就不是我了；我感到不安，依赖他人的认可，总。。。
想取悦于他人。
异化的人一旦怀疑自己没有与他人协调一致，就会感到自卑，因为他的价值感建立在求同赐予的赞同之上。
自然地，在他的自我感觉、自我估价之中，他会感到威胁，威胁来自一切可以被怀疑为离经叛道的感情、思想与行动。但是，因为他是人而不是一部自动机器，因此他不可能不偏离常轨，于是，他必定随时害怕别人不赞成他。这样一来，他不得不更尽心尽力地去求同，争取别人赞同，为成功而奋斗。
不是良心给了他力量与安全感，而是那种千万别与群体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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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感觉促使他前进，让他感到安全。
异化的另一个后果是普遍存在的有罪感。
从根本上讲，我们的文化不是宗教的文化，但是有罪感却如此广泛地存在，这样地根深蒂固，确实令人惊讶。我们可以说，这种有罪感与加尔文教义的有罪感的主要区别在于这样的事实：这种有罪感既不为人们清楚意识到，又不是与宗教观念中的罪孽有关。
不过，只要我们剥去表皮，我们就可发现人们为千百桩事感到内疚：工作得不够努力，对子女没有保护得太好——或保护得不够，给母亲做的事不够多，或者，对借债人太心软，等等。人们为做好事感到内疚，也为做坏事感到有罪；情况似乎是，他们总得为一些事感到有罪、内疚。
产生这么多有罪感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似乎有两大根源，这两大根源虽然完全不同，却导致了同样的结果。一种根源也是产生自卑感的根源。没有同其他人一样，没有完全适应的想法使人感到没有达到那个大写的“它”的要求，因而有罪。有罪感的另一个根源便是人自己的良心。他意识到自己的天赋或天才，有能力去爱，去思考，去笑，去哭，去怀疑，去创造，他感到他的生命是他得到的唯一机会，因而如果他失去了这个机会，他就失去了一切。他生活在祖先想不到的舒适与安逸的世界中——但是，他意识到，如果追求更多的舒适，他的生命就会像流沙一样滑过他的手指间。他无法不为这种浪费，这种机会的丢失而感到有罪。后面一种有罪感较之第一种更令人意识到，但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提供理论根据。于是，异化了的人感到有罪——既为身心的正常状态，又为身不由己；既为是一个活人，又为是一部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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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既为作为一个人，又为作为一件物。
异化的人是不幸的，而花钱游乐却能抑制他对自己不幸的意识。他一方面尽量节省时间，一方面他却又急于打发掉这节余下来的时间。一天结束了，没有不顺心的情况，没有令人羞耻的事，他就感到高兴；他不是满怀热情去迎接新的一天，因为这种热情是只有体验到“我就是我”时才能得到的。他缺乏那种来源于与世界保持创造性联系的不断流动的活力。
由于没有信仰，听不见良心的呼声；虽有操纵自己和他人的智力，却很少具有理性。他于是感到困惑不安，不管谁只要能给他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他就心甘情愿尊这个人为领袖。
我们可否将异化同已经确认为精神健康的情况联系起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记住，人以两种方式使自己同世界联系在一起。一种方式是，他看世界是因为他需要看世界，以便支配或使用它。从根本上讲，这是感官经验以及常识经验。为了生存，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不得不看的，耳朵听到不得不听的；我们的常识使我们去行动，去观察事物。
感官与常识均为生存效力。从感官与常识以及这二者的逻辑关系来看，人人都同样地看待事物，因为事物的使用规律都相同。
人的另一种能力是从内部去看事物。主观地去看，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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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审视力由我自己的内心体验、感情及情绪所构成。
①。。。１０位画家画一棵树，从一种意义上讲，他们画的是同一棵树；从另一层意义上看，他们画的是１０棵树。
每一棵树既是同一棵树又表达出每一位画家的个性。在梦中我们完全是从内部看见了世界；世界失去了自身的客观性，变成了我们自己的纯粹个人经验的象征物。一个醒着做梦的人，也就是说，只接触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无法根据世界的客观行为环境来看待外部世界的人，是神经错乱的人。而如果一个人只能照相般地体验外部世界，同自己的内心世界、同自己没有什么联系，那么，他就是异化的人。精神分裂与异化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两种形式的疾病都缺少了人类经验的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有着经验的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是具有创造精神的人，他的这种创造精神来自内部和外部观察形式的对立与统一。
我们对当代人的异化特征所作的描述多少有些片面，因为我们还没有提及其中的许多积极因素。首先，人本主义的传统仍然有着生命活力，非人的异化过程并没有摧毁这一传统。除此之外，有迹象表明，人们愈来愈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感到不满与失望，他们力图重新得到一些他们已经失去的自我感与创造性。成千上万的人在音乐厅或从收音机中聆听好音乐，越来越多的人自己漆房子，栽花种菜，建造自己的小船或房子，热衷于任何“自己动手”的活动。成人教育不断
①参阅Ｅ。
弗洛姆在《遗忘了的语言》，一书中就这个问题所作的较详细的讨论。纽约，莱因哈特出版公司，１９５２年。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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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健全的社会
普及，甚至商业部门也日益意识到，一个经理不仅要有智力，更应具备理性。
①
尽管所有这些趋势颇有希望而且真实，却并不足以证实很多非常老练的作家所持的态度正确；他们声称，对我们社会所作的批评（我在此所提出的批评意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