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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他们６０岁退了休，过着什么都不消做、只是旅游的幸福生活。收音机和电视表现出这种渴望懒散的想法包含着“按钮具有神道”
的思想；揿下按钮或旋一下旋钮，我便能听到音乐、演讲，看到球赛，要求在电视上出现世界大事。驾驶汽车的乐趣当然也部分基于这种满足于按钮具有神道的愿望。
轻轻揿下按钮，
①关于工作与劳动的问题我将在第８章作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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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机器就会运转；用不着多少技术和力量，司机就会感到他是宇宙的主人。
但是，人们厌倦工作，认为工作无意义的行为中还包含着更严重、更根深蒂固的反应态度，这便是对工作所怀有敌意，比之渴望懒散和不干活的态度来说，这种态度更不为人所觉察。很多商人感到自己是所做的生意的囚犯，是所卖商品的奴隶。他对自己的产品有一种虚假的感情，暗地里看不起。他憎恨顾客，因为他们迫使他虚饰、卖弄，以出售产品；他恨与他竞争的同行，因为他们给他构成了威胁；他恨他的雇员及上司，因为他得经常同他们较量。更重要的是，他恨他自己，因为他眼看着生命流逝而去，除了成功带来的短暂狂喜之外，生命没有什么意义。当然，这种对他人、对自己、对他生产的产品的憎恨与轻蔑，主要存在于他的无意识之中，只是偶然浮现在转瞬即逝的有意识思维中；而这偶然的自我意识却足以令人心神不安，于是便总想尽快将这些想法排开去。
（６） 民 主
正像工作与劳动已经异化一样，现代民主制度所表达的选民意志也是一种异化的表现形式。民主的原则所含的意思是：不是一个流浪者或是一小部分人，而是全体人民，决定着他们自己的命运，就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作出决定。每个公民选举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在社会中制定本国的法律，而公民则被看作是发挥了真正参与团体事务的作用。按照权力分工的原则，人们创造出一种精巧的制度，这种制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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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了司法系统的独立与完整，另一方面也使立法与行政的功能相互平衡。
理想的情况是，每个公民都应为决定负责，并影响决定的制度。
实际上，民主政体在开始形成之时，就受到一大矛盾的干扰。在机会与收入极不平均的国家实行民主，特权阶级自然不想放弃现状所给予他们的特权，因为如果政治制度充分表达出大多数没有财产的人民的意志，他们很容易就会失去这些特权。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在早期，特权阶级便剥夺了许多没有多少财产的人的选举权；后来，每个公民可以不受限制、不看身分而有选举权的原则才逐渐被吸收。
在１９世纪，人们认为，普选的办法似乎可以解决民主的一切问题。宪章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于１８３８年曾经说过：“普遍参政权将立刻改变社会的整个特性，把监视、猜疑变为相亲相爱、互惠、普遍信任。”在１８４２年，他又说道：“……
大宪章一旦通过，６个月之后，全国的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
①从那时起，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建立了男女普遍选举制度（瑞士除外，妇女无选举权）。然而，即使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也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民仍然“吃得差，住得差，穿得差”
（这是引用富兰克林。
Ｄ。
－罗斯福所说的话）。
普选制的初步实施情况不仅使宪章派失望，而且也使所有那些认为普选制会有助于将公民改造成有责任心的、积极
①转引自Ｊ。
Ｒ。
Ｍ。
巴特勒所著《英国历史》，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２８年，第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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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的人的人士大失所望。十分清楚，当今的民主问题。。。。。。。
不再是限制选举权的问题，而是选举权如何行使的问题了。。。。。。。。。。。。。。。。。。。。。。。。。
如果人们没有自己的意志和信念，如果他们只是一些异化了的机械人，他们的趣味、意见及倾向都受到了大的控制机器的操纵，他们怎么能表达“自己的”意志呢？在这种情况下，普选制成了一种物恋的偶像。如果说一个政府可以证明人人都有选举权，选票的计算也无弄虚作假，或者，选举者害怕投执政党的反对票，这个政府就是不民主的；这就是说，自由选举与操纵选举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重大差别。这种说法确实正确，但是，我们绝不应该忘记这样的事实：即使是自由选举也不一定就表达了“人民的意志”。
如果大多数人用一种广告最多的牙膏是因为广告宣传作出了某些异想天开的保证，那么，任何明白事理的人都不会说，人们“决定”
喜欢这种牙膏。
可以说的只能是，广告宣传在哄骗人，要人相信它的保证。
在一个异化的社会中，人们表达意志的方式同他们购买商品的选择方式相比，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听取宣传的鼓噪，这些鼓噪在他们耳边发出的喧嚣声使事实失去了分量。
在最近几年中，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公共关系的顾问们怎样运用他们的智慧指导着政治宣传。这些顾问们习惯于使公众购买商品以积累足够的资金，他们也用同样的方式来考虑从政治思想到政治领袖的问题。他们利用电视来塑造政治人物的形象，其作法就像通过电视广告来宣传肥皂的优点一样；在这里，重要的是效果，销售或选举是否通过宣传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而不是为什么要这样宣传——这些人或物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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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处。最近的一些关于共和党的前景的声明便十分坦率地表达了这种意思。这些声明的大意是：我们既然无法希望大多数选民投共和党的票，就应当找一位愿意代表党的人物——那么，他就会得到选票。原则上，这与香烟广告上由有名的运动员或电影演员抽这种牌子的烟，以达到宣传效果没有什么两样。
实际上，民主国家的政治机器发挥作用的方式与商品市场的固有方式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政党与商业大企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职业政客也是在向公众推销他们的货物。
这些职业政客所采用的方法愈来愈像强行推销商品的广告。
Ｊ。
Ａ。
舒姆彼特对政治经济舞台上的表演观察得很深刻，他十分清晰地勾勒出了这种过程的轮廓。
首先，他描述了１８世纪关于民主的经典概念：“人民经过选举，选出可以集中代表人民意志的个人，并通过这些个人来决定自己的事务。按照这种办法作出体现共同利益的政治决定的组织安排就是民主的方法。”
①舒姆彼特接着分析了现代人对待公共福利问题的态度，最后得出了与上面我所叙述的情况差别不大的结论。
他说道：
但是，当我们从个人对家庭和生意的关心出发，进而深入到那些与个人所关心的事并无清楚明白的直接关系的国家及国际事务领域之时，个人的意志、个人对事
①Ｊ。
Ａ。
舒姆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纽约及伦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１９４７年，第２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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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了解以及介入的方法，很快便不再符合经典原则的要求了。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在我看来也是问题的核心的，是这样的事实：现实感已经如此完全地丧失了。通常只是那些有着闲功夫（虽然还说不上有癖好）的公民才有心就政治大问题作不负任何责任的谈论。这些大事似乎十分遥远，不像生意那么近迫，根本不大可能有具体的危险；即使人们可以证明有这些危险的存在，也不严重。因而，人们在谈论这些政治大事时就仿佛感到自己像是处于一个虚构的世界中一样。
这种弱化了的现实感不仅解释了责任感淡薄的原因，也说明了为何人们缺乏有力的意志。当然，人人都有自己的习惯说法、愿望、白昼梦以及牢骚，特别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但是，这些东西通常都不足以说明个人的意志，即与有目的的、有责任心的行动相一致的精神因素。实际上，对于那些谈论国家大事的个别公民来说，世上不存在发挥这种意志的机会，也没有发展意志的任务。他只是不起作用的委员会——全民族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便是为什么他花在掌握政治问题上的技能和精力比用在打桥牌上的要少得多的原因。
淡薄的责任感以及软弱的意志，反过来又解释了这样的现象：一般公民在国内政策及外交政策这些问题上显得无知，缺乏判断力；要说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受过教育的人及非政界中的积极分子和成功者要比处境差、未受过教育的人更无知，更缺乏判断力，这种情况令人震惊。信息大量有，并随手可得。但是这并不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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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现状。我们也用不着对此感到不可理解。我们只消比较律师的两种态度就可清楚这一点，这两种态度就是他对自己的辩护状的态度，以及他在阅读报纸以了解政治事实时所持的态度。在兴趣的直接刺激下，经过多年从事律师职业的有目的的劳动，他有资格来正确评价他手中掌握的事实是否中肯；在同样有力的刺激之下，他把自己的学识、智力以及意志都集中在他的辩护状的内容之中，这便是第一种情况。而在第二种情况中，他不愿花功夫来使自己合格，也无心去了解报上的信息，并用他那娴熟的批评准则来分析信息的含义；他也对报上冗长、复杂的论断感到厌倦。所有这一切表明，主动性来自直接责任感；没有这种主动性，一个人就会对大量信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无论这些信息是多么完善、多么正确。人们不仅在报上登载消息，还作了大量值得称道的事，通过办讲座、开课、举行集体讨论等方法来教导怎样利用这些信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无知仍然存在。结果虽不是零，却少得可怜。不可能把人扶上梯子。
因此，当典型的公民一旦涉足于政治领域之时，他的精神活动立刻就降到了一个较低的水平。如果他把自己争辩以及分析政治问题的方法用到他真正感兴趣的领域，他会立刻看出，这种方法是多么幼稚。他又成了原始人。
①
①同前书，第２６１、２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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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姆彼特也指出，在政治问题和商业广告中，都存在着操纵、加工人民意志的倾向。他说道：
人们加工、制造政治问题和公众意志，其方法与商业广告所用的方法极其类似。
我们发现，在这两个方面，人们都试图触及人的潜意识，用同样的技巧来编织有利的和不利的条件；人们都回避或闭口不谈同样的问题。
我们发现，在这两个方面，人们都采用了重申某一信念的手法来制造舆论。他们能成功地制造舆论，就像他们能成功地回避符合理性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