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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这样一段话：自从１７３１年作家笛福去世以来，“这种廉价出售货物的经济手段日益泛滥，达到了恬不知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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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步，某些人甚至公开宣传，他们的售价比其它任何人都要低廉。“
①《彻头彻尾的英国商人》第五版还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一个“发了家的商人”比他的竞争者赚了更多的钱，因此他不再利用信用贷款，直接从生产者手中买来货物，不经过中间人，自己转输这些货物，并将货物直接卖给零售商，于是后者便能以低于市价一便士的价格出售布料。
《彻头彻尾的英国商人》评论道，整个这种方法的结果便是，这个“贪婪的人”富了，另一个人买了稍稍便宜的布，这种“非常少的利益与其它商人所受的危害相比极不相称”。
②我们从德国和法国１８世纪的习俗中也发现了类似禁止廉价出售商品的说法。
当时的人对新机器的疑虑，是众所周知的事，因为机器会夺去人的工作，给人构成了威胁。
科尔伯③把机器叫做“劳工之敌”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十五章，１５节）中说道：机器减少了工人数目，因而是“有害的”。产生上述各种各样的态度的根据，便是几个世纪以来支配着人的生活原则。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社会与经济是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了社会和经济而存在。凡伤害社会中任何一个集团的经济进步，都不是健康的；用不着说，这种观念与传统的思想密切相关，即传统的社会平衡应当保持，任何变动都是
①此处的描述及引语取自Ｗ。松巴特的《资产阶级》，慕尼黑及莱比锡，１９２３年。
②同前。
③科尔伯（１６１９—１６８３）
：法国政治家。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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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的。
二、１９世纪的资本主义
在１９世纪，１８世纪的传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起初很慢，后来便加快了。有着欲望与悲哀的活生生的人越来越丧失他在这个制度中的中心地位，商业和生产则取而代之。在经济领域，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
１９世纪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首先是，对工人的无情剥削；当时人们认为，成千上万的工人在饥饿线上挣扎，是一种自然的或社会法则。资本所有者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剥削雇工，也被认为是道德的、正确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几乎谈不上有团结一致感。弱肉强食的经济法则是至高无上的。前几个世纪的所有限制性观念都被抛在了脑后。商人寻求顾客，想方设法比竞争者卖得更低。对手之间的竞争，是那样的残酷无情，毫无限制，就跟剥削工人的情况一样。随着蒸汽机的使用，劳动进一步分工，企业的规模也扩大了。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因而也对所有人的幸福作出了贡献，这种资本主义原则成了指导人的行为的准则。
在１９世纪，市场摆脱了一切传统的限制性因素，成了完全独立的主要调节机构。虽然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为了自身利益行事，实际上大家都受限于市场及经济机器所代表的无形法则。个别资本家扩大他的企业，主要不是因为他想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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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而是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正如卡内基①在他的自传中所说的那样——不扩大经营就意味着倒退。实际情况便是，当生意开始做大之时，人们就不得不越做越大，不管。。。
他们想不想这样办。
经济规律神不知鬼不觉地发挥着作用，强制人去行事而不给他自由决定的权利。从经济规律的这种作用中，我们看到了某种财产群集的萌芽，这种群集到了２０世纪才开花结果。
在当代，不仅市场规律有着生命，支配着人，科学技术亦是如此。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今的科学问题和科学组织支配着科学家，使他们无法自行选择自己的问题，问题迫使科学家去作出选择。他解决了一个问题，其结果不是他感到更安全或更有把握，而是这样的情形：在已解决的这个问题上，又冒出了１０个新的问题。
这些新问题迫使科学家去找出解决办法，他不得不以越来越快的步子前进。工业技术的情况同样如此。科学的速度推动着技术的前进。理论物理把原子能推到我们面前，原子弹的成功制造，又迫使我们去生产氢弹。我们无法选择问题，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产品；我们被推着向前，我们被迫前进——被什么力量？一种制度，一种任何目标及目的都无法超越的制度，这种制度使人成了附属物。
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就人的这种无能为力的问题作出更多的讨论。不过，在此我们应该再讨论一下作为分配产品的中心机构的现代市场的重要性，因为市
①卡内基（１８３５—１９１９）
：美国工业家及慈善。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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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形成的基础。
假使社会的财富与社会全体成员的实际需要相当，那就不存在财富分配问题；每一个人都可根据自己的喜爱或需要，尽可能地获得社会产品，除了纯粹技术上的含义之外，再也。。。
没有必要调节分配。但是，除去原始社会之外，这种情况至今还没有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人类的需要总是比社会产品的总量要大，因而就不得不订出如何分配的规定。
有多少人，以及哪些人的需要，应该得到最大满足；哪些阶层的要求不应完全满足。历史上高度发达的社会主要是靠强制手段来作出这种决定。某些阶级有权为自己谋得最好的社会产品，而将较重、较脏的工作分派给其它阶级去做，而这些做重活的阶级获得的却是社会产品最小、最差的部分。强制手段常常借助于社会的与宗教的传统，这些传统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种很强的心理力量，其强度之大，往往使实施强制手段的阶级无须再威胁要使用物质力量。
现代市场是自我调节的分配机构，因此不必按事先打算的或传统的计划来分配社会产品。
在社会内部动用强制手段，自然也就不必要了。当然，强制力只是表面上下存在，实际上仍然有。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被迫接受市场提供的工资比率，因而也不得不接受市场的条件，否则他就无法生存。所以，所谓的个人“自由”多半是幻想。个人只知道没有什么外界的力量迫使他签订某项契约，他却不太知道，在他背后，市场规律在起着作用。因而，他认为自己是自由的，虽然实际上他并不自由。尽管如此，这种通过市场机构进行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是阶级社会中迄今为止所设计出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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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基础，使个人在政治上相对自由，而政治上自由正是资本主义民主的特点。
市场的经济作用全在于许多个人的竞争，这些个人想在商品市场上出售商品，在劳动力和人格市场（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上出售劳动力或服务。从性格学的角度看，经济竞争的必要性，尤其在１９世纪后期，导致竞争的态度与日俱增。
人受到希望超过竞争对手的欲望的驱使，完全改变了具有封建特征的两种态度，即每一个人在社会等级制度中，都有着传统的位置，他应该对此感到满足。与这种中世纪的社会固定性相反，一种前所未闻的社会流动性逐渐形成；在这种具有社会流动性的社会里，每个人都为了争得最好的位置而不停地奋斗，哪怕经过筛选，只有少数人能达到目的，这种奋斗也不会停止下来。在这种争夺成功的疯狂竞争中，人类团结的社会与道德的规范崩溃了，生存成了头等大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另一因素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利润。围绕着这种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
，产生了许多有意、无意的混乱。这个制度告诉我们（确实如此）
，只有在能获利的情况下，任何经济活动才具有意义。为了谋生，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工匠也必须使花在原料上的钱以及付给学徒的工资，比产品的售价少。在任何支持工业的社会（无论是单一的社会还是复杂的社会）
中，产品的销售价值都必须大于生产成本，这样才能为机器设备的更新以及生产的增长和发展提供必需的资本。不过生产的盈利问题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的生产动机，不是为了产品的社会实用性，不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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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工作过程中得到满足，而是为了通过投资而获得利润。
产品对顾客的用处，不一定是资本家感兴趣的事。
这并不是说，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资本家对金钱贪得无厌。资本家可能如此，也可能并非这样，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说这并不是至关紧要的事。事实是，贪婪就是资本家的动机的情况常见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现在并不多见。现在的情况是，在很大程度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获取较多的利润的目的退居次要地位，希望企业不断扩大、运转顺利的愿望成了主要的动机。
在现行制度下，个人的收入与出的力或作的贡献相当脱节。资本所有者可以不劳而获。用劳动换取收入是人的基本功能，现在，这种功能可能会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操纵金钱以谋取更多的钱财。无论一个老板是拥有企业的全部资本或者只是企业的一个股东，那都没有什么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用不着亲自动手，而靠自己的资本或他人的劳力来获得利润。人们有很多正当的理由来为这种情况辩护。有人说，利润是给资本家投资所冒风险的报酬；或者，因为他自动放弃了积蓄本可作增加投资资本的资金，所以应该得到利润。但是，用不着证明我们便可知，这些限定因素没有改变这样的事实：资本主义使得资本家不必亲自动手，不必从事生产而获得利润。即使那些做一些工作、作出一定贡献的人，他们的收入与付出的劳动之间，也决不存在合理平衡的情况。一个中学教师的收入只相当于一个医生收入的几分之一，尽管她的社会作用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她付出的代价也并不比医生少多少。
矿工的收入只有矿山经理的几分之一，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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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从矿工工作的危险性和难度上考虑，矿工出的力比经理大得多。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收入分配的特点是，个人的努力与工作同社会给予他的承认（经济报酬）之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情况。在一个比较贫困的社会里，这种比例失调的结果是更大的贫富悬殊，其程度超过了我们的道德标准容忍的限度。
我在这里强调的，不是这种比例失调造成的有形影响，而是失调带来的道德及心理上的后果。这种比例失调的后果之一是，过低估价了工作、人力及技能；其二是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