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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的经验，有夸张之处。他作为外国人和美国人用人家的“母语”比谁能说，当然是比不过了。这并不证明中国人就不能说。另外，他中学就进了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的预备队，数学基础也不是一个商学院的美国学生可以比的，并不能说明整体上中国人就更有实际技能。不过，即使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美籍华人，也常常是术业专精，但为人处世比较沉默，不喜欢争，也不喜欢炫耀。这一点，看看美国华人的职业就明白了：越是不需要说话、技术性越高的职业，比如实验室里的工作，华人就越多。越是耍嘴皮子的工作，比如政治家，华人就越少。说我们的文化是相对沉默的文化，并不为过。
中国人不爱说话，大概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文化预设上的：说的多做的少的人，无非是希望把自己对他人的贡献夸张，进而得到些非分的报偿。当然还有一类，则是志大才疏，话说得很大，行为跟不上。无论属于那种，这样夸夸其谈的人都是不值得尊重的。相反，沉默寡言者，常常被视为忠厚老实，或者有行动能力，很令人敬重。
这些都是朴实的生活智慧，有跨文化的意义。比如，美国人也不喜欢夸夸其谈之士，而更喜欢实干家。不过，就整体而言，中国文化对言辞表达，特别是口头的表达，不很重视。这一点，和从小让孩子学演讲、学戏剧的美国文化明显不一样。
这种不同的文化态度，当然各有其理由。“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一方面是描述实干的人，另一方面也说明君子让而不争、不屑于计较、不会为了一点利益就去吵吵嚷嚷。换个说法，与其把精力放在和人家讨价还价地分饼，不如一声不吭地把饼做大。这样，分的时候哪怕没有花精力去争抢，得到的分额小一点，但因为整个饼已经被你做大了，最后得到的绝对数量可能还多一些。一个社会要是都这么做，大家都埋头做饼，分的时候互相礼让、不斤斤计较，那么交易成本就会很低，人们的精力就更多地用于创造财富而非分配财富。整个社会就更有效率。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评论：中国人的“巧言令色”（2）
中国人对这样的智慧，领会得非常精深。看看中国家庭在美国的情况就知道了。比如就种族平权的问题而论，黑人和白人争得很厉害：考大学因为种族不同，录取的标准就不同，黑人的分数线低很多。于是双方又打官司又进行政治动员，闹得不可开交。中国家长的态度则是：费那么大精力闹什么呢？还不如用那精力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最后我的孩子比别人高出一截，你怎么歧视，我的孩子还是要笑到最后的。果然，亚裔占美国人口的5％左右，但在常青藤的学校的学生人口中一般都占20％上下。亚裔不喜欢在政治上发言，代表性低，其子女为上同一个大学，要比黑人、白人的分数都高才行，明显受了歧视。这样的竞争规则从小培养了亚裔的自我意识：我天生就应该比别人好才行。应该说，这样的压力，从总体而言还是刺激了他们的成功：横杆设得高，才跳得高。如今在美国社会，亚裔的政治声音很小，但从教育程度到平均家庭收入，都比白人还高。厚道老实的人也许吃亏一时，最后还是会有最好的结果。有子前面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其实也可以向这方面引申：你一天到晚吵闹着去争自己的利益，能挣到什么呢？饼在那里，就那么大。即使多分一点又能怎么样？如果埋头做饼，那才是“务本”，最后饼大得多，谁多分一点，谁少分一点，怕是无关紧要。
以此观察西方社会，许多中国人觉得不以为然：那里最优秀的人不去当搞创造发明的科学家、工程师，而是去当律师。也就是说，这样的社会用最好的大脑去琢磨怎么分饼而不是做饼。甚至学贯中西、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余英时先生，也认为西方社会“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止的利得精神（acquisitivespirit），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已经成为深重的文化问题，既不适用于非西方社会，也在西方内部引起了反省。（见余英时，1995：4。）
可惜，这样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关照西方社会，因为忽视了自身文化的阙失，所得出的结论未免过于肤表。儒家的传统，确实不断产生木讷寡言的礼让君子。这样的君子，到了美国这样的社会也常常会很成功、很受尊重。不过，这样的君子，能够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吗？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就是那个终日无语的颜回。颜回的人格，也许确实近乎完美。但是，他的思想是什么？我们几乎全然无知。他对社会又有什么重要的贡献呢？
可以说，这种不说话的君子，其实多是些“搭便车”的君子。因为这些君子本身无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要等别人把这样的理想社会给创造好了，他们才可以生活在其中如鱼得水。至于创造这种社会的成本应该由谁支付，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考虑。
我们不妨把有子的话再重复一遍：“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弟之士，在家谦恭驯顺，在外规规矩矩。以如此温和的性情，很难冒犯人，很难和人斤斤计较。他会沉默寡言，服从权威，敬守本职，把全部心思都花在做饼上，把分饼的事情托付给别人。大家都是这样，交易成本就会非常低，社会就和谐而且有效率。但是，这样的君子之道必须建立在一系列异想天开，甚至完全不可能的预设之上。这位孝弟之士不仅要有好父兄，其父兄尊奉的主人，乃至这位主人要尊奉的君主，都必须是近乎圣贤才行。否则，他私德再好，他所创造的财富也会被统治他的人用去害人。而他除了对此保持沉默外，也无能为力。还谈什么“本立而道生”呢？
西方社会那种“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止的利得精神（acquisitivespirit），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其实也讲究“本立而道生”。不过，人家那里的“本”，是分饼而不是做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讲得很清楚：所谓生产力的提高、科技的发展等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做饼”的成绩，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经济发展真正的原因，是有一种制度框架，也就是“分饼”的规则。在这个框架中，人从其经济活动中获得的利益率，接近于社会从同一活动中获得的利益率。也就是说，你做饼时的贡献，会按比例地给你带来个人回报。一旦有了这种机制，许多人都会拼命地去把饼做大。否则，大家就没了做饼的动力。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评论：中国人的“巧言令色”（3）
关于“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最近美国金融界一直在讨论华尔街是否还能维持其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中的一个背景是：华尔街的金融运作，法律成本太大。许多公司因为支付不起律师费用，越来越倾向于到别的地方上市，使华尔街在国际金融界的地位相对下降。但有一派人立即指出：这种法律成本，其实就是制度成本。价格高低当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同样重要：这种繁复的法律，是否创造了一个更靠得住的制度？这样的制度成本到底值不值？任何一个希望多花点钱买辆好车的人，问的其实是同样的问题。在中国文化所培养的那种假设自己可以搭制度便车的君子看来，美国这样一个健讼之国，交易成本太高。美国人则看来，这种制度，是整个社会运行的关键，不能靠假设，必须下大本钱保证其牢靠。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的建设，需要大家一同博弈来达到均衡。这个前提是大家有要去争、去表达自己的利益。
人是追求利益的动物。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鼓励每个人正当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如果你希望一些人放弃这种追求，实际上就等于让另外一些人不公正地侵夺了这些人的利益，最后造成的就是不公正。美国人并非不懂他们支付的法律成本非常高。事实上，这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特别是许多共和党人都声称自己致力于息讼，攻击一些律师为了自己挣钱而无事生非地制造官司。布什在竞选时就经常说，许多地区的医生因为对付不了无休止的官司而宁愿歇业。你不能说这毫无根据。美国的医生，常常就是半个律师。他在给你治病的时候，也时刻意识到可能出现的法律纠纷。因为病人把医生告上法庭的事情太常见了。华尔街何尝不是如此！咨询公司利润高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个新出道的普通咨询师年薪也常常在十几万美元。我有位从事会计业的朋友就百思不得其解：那些咨询人，常常是刚刚毕业的学生，什么经验也没有，就会纸上谈兵。你做了几十年的生意，创下了很大的事业，怎么会花那么多钱请这些毛孩子教你怎么经营？后来另一位朋友看出了其中的“潜规则”：其实，企业斥巨资寻求咨询公司的服务，并不一定是真有什么求教之处，而是总裁怕日后打官司，要给自己留一条法律上的后路：一旦他所经办的事业失败，人家调查起来，他可以把咨询公司的意见拿出来，证明这是经过专家充分论证过的方案。这样就免于承担法律责任。钱就是这么打了水飘。
要算这样的浪费，我们可以把帐单无休止地列下去，钱的数目肯定会大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如果仅看这一点，你不会相信和在这方面的花销微不足道的中国社会相比，美国社会还有什么竞争力可言。可是，我们又怎么解释美国社会的秩序和效率呢？显然，我们的眼光不能停留在这种肤表的现象上。
质而言之，这种法律费用，是维持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的成本。一个社会决定在这一“游戏规则”上投多大资，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政治哲学中“游戏规则”的位置。比如在美国，“游戏规则”是一个社会运行的根本。“本立而道生”，在这方面实在吝啬不得。因为有严格的法律，有繁复的诉讼制度，参与游戏的人就会尽最大的努力不去犯规。许多本来会发生的破坏秩序的行为，最终没有发生。社会在这方面所节省的精力和费用是无形的。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同样的资金使用效率的水平上，你在“游戏规则”上投入越多，这个规则就越牢靠。美国人愿意花这笔钱，或者说美国的律师比科学家、工程师收入高，还是在于他们觉得在“游戏规则”上的投入甚至比在科学技术上的投入回报要更好。
谈到这里，我不禁要讲一下律师。律师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无事生非的讼棍，在当代的美国也名声不好。我碰到的第一个美国律师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的教授。他1992年来北京讲学，正好是老布什发动海湾战争的前后。那时他告诉我们一个在美国流行的笑话：“你在电梯里碰到三个坏蛋：一个是希特勒，一个是萨达姆，一个是美国律师。但是你的枪里只有两发子弹。你应该怎么办？第一发子弹要打那个美国律师。这是毫无疑问的。剩下那发呢？答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