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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评论：“孝”与“爱”（2）
但“一揆”在农村还是根深蒂固，最后成为老百姓“闹事”（即所谓“群体事件”）的主要形式。比如一个村子冒死越级投诉，即“越诉”，相当于现在中国的“上访”，在当时属于违法的。更不用说这种“越诉”常常伴有暴力行为。村民知道官府要惩罚，就在诉状上按“一揆”的文书样式，大家围着大圆圈签字。官府于是找不出头领，也只有法不制众了。甚至在江户时代前的中世末期，村里公共集会和讲演乃至携带武器的权利就很发达了。农村的这种平等精神和组织结构，在明治时期是自由民权运动的基础，至今仍然被视为是日本民主的草根资源。二战后日本占了个便宜，因为美军占领，白拣了个民主。但是，看看现在的世界，被美军占过的地方有几个能发展出成熟的民主制度？看来，日本还是有“一揆”这样的本土资源，使民主制度顺理成章地确立。
相比之下，中国这两千多年，皇权不断扩张，官僚机构的手越伸越长，民间的草根组织无从发展。我研究中日历史就深有感触：研究中国史，比如清朝，中央档案汗牛充栋，说明上面的官僚机构复杂，必须靠文件才能运转。但到了县以下，几乎什么档案文书都没有，说明那里没有什么像样的组织结构，根本不用文献。再看江户的日本，幕府的“中央”文献也许赶不上我们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东西气派，但村文书异常丰富，甚至农民的小本经营也有详细的帐本。这说明人家一个小小的村子，机构复杂，非得有文件不能运转。要知道，政治架构是必须有等级才能运转的，连最民主的社会也是如此。但社会关系可以以平等的概念来规定。我们这里的资源，都被吸进政治架构，即从村子里被吸到中央的衙门中，最后导致草根社会败落，社会被政治化。或者说，政治的等级，塑造了整个社会和人的生活。我们的心理现实和感情生活也就被等级化了。
孝和爱最大的不同也就在这里。孝是描述和强调一种纵式人间的关系。爱是描述和强调一种横式的人间关系。中国人重孝，西方人重爱，这从孔子和柏拉图就开始了。这多少是适应两种社会、政治制度的需要。这也是我后面要讨论的问题。
一个被孝所规定的纵式社会，并非没有横向的爱欲。只是这种爱欲被压抑了，乃至有许多心理畸形。一旦纵式社会的基本秩序动摇、失范，爱欲就会奔涌而出，形成爱的文化。
我们不妨谈谈2005年10月去世的百岁老人巴金。巴金的力量，当然和他晚年“讲真话”的人格有关。但是，他一生事业的基础，还是年轻时候写的《家》、《春》、《秋》这几本小说奠定的。这几本小说，翻成英文会平淡无奇，看不出好在哪里，却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心灵。为什么？因为这些小说写的是爱与孝的冲突，以及爱如何被孝所压抑，如何对孝进行一场无望的反抗。再往深说，这并不仅仅是言情而已，而体现了中国人对建立一个以横向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的渴望。这正是五四的精神。
这也不奇怪，五四时代的《家》、《春》、《秋》，在文革后期对年轻人格外有感召力。上个世纪70年代上初中时，听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孩子说，她晚上偷着看巴金，通宵不睡，枕头都被她哭得湿个透。文革结束后解禁，我还记得全家人到王府井新华书店排队，买的就是《家》、《春》、《秋》这样的书。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有个“反动”的“手抄本”，叫《第二次握手》。等后来公开出版之后一看，觉得实在荒唐：这么一本幼稚的言情小说，怎么会有政治意味？其实，说其“反动”并不是冤枉。言情鼓励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的忠诚。在那个夫妻都要互相揭发的时代，这种横向的忠诚岂能让政治权威容忍？这也难怪，从50年代初的《红豆》，到80年代初的《爱情是不能忘记的》等等，言情小说一直都被一些人所侧目，觉得其中表达的东西不太安分。
如今的中国，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好像已经开放得不得了了。人们似乎不需要巴金了。那些更幼稚的言情小说，也没有几个人能看得下去了。当你想怎么爱就怎么爱的时候，表现爱被纵式权威压制的书当然也就无法引起人们的共鸣了。然而，在一个还没有建立横向的人际秩序的社会，在感情世界被纵式权威宰割了几千年的文化中，人们真会一夜之间学会享受横向的感情生活吗？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评论：“孝”与“爱”（3）
应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爱欲迸发的时代。我们的感情世界，有着30年前想也不敢想的自由空间。许多人正在利用这样的自由，建立横向的人际感情纽带。但是，更有许多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自由，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去爱。还有许多人，根本不想去爱。看看媒体上铺天盖地的美人，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小蜜、小姐、三陪，我们会感到这是一个有欲有性而没有爱的时代。欲或性，变成了消费，通过买卖、权力，参与双方马上进入了不平等的、也就是纵式的关系。即使现在的所谓“一夜情”，看上去是建立在横式关系的基础上，但实质上，这种“一夜情”强调的也是如何解脱对这样的关系的责任，而不是对之始终不渝的忠诚。民主社会的感情结构，是对平等关系的责任，而不是对之不负责任。一句话，我们似乎已经丧失了我们时代的《家》、《春》、《秋》。我们守着这样的自由空间，却发展不出我们的“伴侣文化”。
许多人现在还认为，这些现象，是西方的影响所致。不错，西方有《花花公子》，有发达的色情文化。但是，人家的伴侣文化更强，在社会上是绝对的主宰。从父母和孩子，到丈夫和妻子，或者情人之间，人际最主要的纽带还是爱。从历史上看，“伴侣文化”或者“配偶文化”的生成，和西方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这一阶级日益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都密切相关。奥斯汀描写爱情的小说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诞生并风行的，构成了当代西方人的集体无意识或者文化心理积淀。在当今的美国，即使最自由的新英格兰地区，比起现在的中国来还要“老派”得多，除了几个大都市的中心外几乎谈不上“夜生活”，你也很难看到那么多性消费。人家的爱欲，是在横向的社会关系中表达的。大家对用权力和金钱建立纵式的感情和欲望的关系非常鄙弃。所以相对而言，仅仅基于肉欲的关系在人家的社会里还是非常边缘，很难像目前的中国这样喧宾夺主。
概而言之，“孝”是建立在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之上的行为规范，也是“仁”的具体体现。但是，“孝”表达的不仅仅是感情，而且还有权威，有孩子对父母近乎无条件的服从。儒家正是通过这种建立在基本的人情之上的权威，来寻求建立公众秩序的途径。我们经常站在自己文化的立场，说西方社会没有“孝”，乃至其家庭关系不如我们这样牢固。这里含有极大的误会。要知道，“孝”不是爱的唯一表达方式。没有“孝”，两代人的亲情也未必就会减弱。你到美国看看就明白，人家的墓地，经常设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甚至市中心。活人、死人在空间上比我们近得多。一到各种节日，墓碑前堆满了鲜花。再看公园湖畔的座椅，许多是孩子为纪念父母捐赠的。我曾记得一个椅子背上献给父母的题词：“感谢你们让我们拥有这个美丽的世界。你们的孩子们。”没有亲密的家庭关系，这些遍布于生活空间中的标记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经常感到美国家庭的亲密甚至超出了中国。不过，人家确实很少用“孝”来描述孩子对父母的关系。人家用的词汇是“爱”。这种感情，在现实中并非没有权威关系的背景。毕竟是父母养孩子，对孩子有指导的责任。但是，人家的父母在处理和孩子的关系时，尽量淡化这种权威，哪怕是自己付钱让孩子上大学，也要尽可能尊重孩子的意志和选择。比如我的女儿的教父教母，自己的独生女儿哈佛本科毕业，又在牛津读完中世纪研究的硕士，目前正面临着重大人生选择。我问他们：“你们希望她干什么职业？”他们从来都说：“干她喜欢的事情。”但拒绝说出自己的具体期望，不仅当着孩子不说，背后和朋友也不说，生怕影响孩子的自主选择。父母对孩子的关系，由此成为超越权力等世俗纽带的无条件的爱。这样长大的孩子，对你的回报也许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孝”，但也是一种同样触及你心灵的爱。
“孝”表达了一种优美的人际关系，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深刻的价值。但是，我们早已进入了一个以核心家庭为主的现代社会。如何处理横向的人际关系，如何保持这种横向关系之中的信赖和责任，则是我们面临的更重要的挑战。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研究：“孝”的根基（1）
有子为孔子的弟子有若。孔子的弟子的言论在《论语》中被这样记录下来，大体也代表着孔子的思想。后世不少人认为，《论语》之书成于曾子和有人的门人。故全书提及孔子的学生，全称名，只有曾子和有子像孔子一样称子。《孟子》云“昔者孔子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若少孔子三十三岁。”《论语》邢疏及《礼记·檀弓疏》引作“四十三岁”。以上见《论语集释》。
这里所谓的“本”，就是社会道德和伦理的基础。“道”则是先秦最为宽泛含混的概念之一，各家都用，各家所指有共同之处，也有诸多不同。比如《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可以说出来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六个字中三个“道”，意义都有不同。第一个“道”显然是道的总称，第二个“道”，则是指“言说”。不过这个“言说”只是个定语，指代的是“可言说之道”，后面那个“道”被省略了。最后的“常道”中的“道”，则是指不可言说之“道”。对此，陈鼓应先生的解释很清晰。他把《老子》中“道”的意思分为四个层面：“一，构成世界的实体。二，创造宇宙的动力。三，促进万物运动的规律。四，作为人类行为的准则。”所谓“常道”，主要是在第一，二层意义上的“道”。（陈鼓应：62。）老子与孔子大约是同时代之人，分享着同样的词汇。但是，两人思想风格不同。老子虚，孔子实；老子抽象，孔子具体。以“道”而言，在孔子那里，大致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两种用法。在形而上的层面，“道”大致和真理接近，或者说是真理的总和。（D。C。Lau：11。）许多人解释孔子的“道”，也多循此形而上之路。比如李泽厚将这段中的“道”译为“人道”，几乎和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