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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民主国家，而且她是美国。由于再也没有来自于苏联的军事威胁，北约成员国，首先是美国，可以开始将她们每年达一万亿美元的军费开支转移到民用上了。
一个和平发展、市场改革和资本主义繁荣的新时代，是前华约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梦想。但那梦想是短暂的。美国的权势集团正在准备巩固美国的全球霸权，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始终试图麻痹世界上其他国家，使后者得到一种虚假满足的感觉。在20世纪90年代，欺骗在华盛顿的政策中发挥了战略性的作用。最大的一个骗局是，华盛顿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美国正在探索苏联威胁解除后的政策新去向。这一点很快就显示出来了。
苏联解体是20世纪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但很少有人了解，20世纪90年代早期，布什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就已经对俄罗斯及其卫星国的未来进行了冷酷的算计。通过被迫进行“市场改革”，俄罗斯被带入美国的经济轨道。
实际上，俄罗斯将被美元化。至于怎样使其可行则是经过了复杂且精细的准备。但是，最终的结果是确立了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唯一的世界储备货币发行者的地位，所有的利益都留给了华盛顿。华盛顿的新俄罗斯政策的工具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与此同时，俄罗斯将陷入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基地以及北约东扩的包围圈中。当北约东扩完成时，对于任何潜在的、有可能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形成威胁的俄罗斯和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战略同盟都将被制止。华盛顿的诡计是对俄罗斯的实力进行彻底瓦解，并让用核武器武装的莫斯科精英接受这一现实。
华盛顿的政策是经典的地缘政治，与几乎一个世纪前的哈尔福特·麦金德爵士描述的没有什么两样。麦金德曾经警告英国的精英：一个主要由德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组成的欧亚国家联盟，由于其地缘上的连贯性，对所有必需的经济原材料的占有，以及足够挑战任何竞争对手的人口，将可能会使这个联盟具有成为世界一极势力的潜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麦金德陈述道：“谁统治了东欧谁就控制了腹心地带；谁统治了腹心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全世界。”换句话说，如果以德国和法国为主的欧洲国家计划支配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腹心地带”，就像麦金德定义的那样，这种联盟将拥有支配整个世界的潜在资源优势和地理优势。
华盛顿权势集团的战略家如兹比格纽·布热金斯基——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在几任政府中担任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最高职位，与基辛格一道工作，并且在布什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担任顾问——公开承认了麦金德的地缘政治思想对美国战略政策的影响。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一书中写道：“确保不出现可以支配欧亚进而挑战美国的欧亚挑战者是非常迫切的需要。”他补充说：“在世纪初，麦金德以欧亚为‘核心区域’的概念引发了上述讨论。”
这个政策包含了识别任何潜在的、能够打破均势的国家，布热津斯基说：“美国要制定具体的政策来弥补、选择或控制以上情形。”欧亚地区包括了中东地区的石油财富，中亚、欧洲和日本的工业潜力，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资源。他警告说：“对欧亚地区的控制几乎自然而然地使非洲居于次要地位，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上成为欧亚这一世界中心的外围地区。”
随着冷战的结束，华盛顿是如何在如此迫切的需要上采取行动的，起初并不被其他国家所知晓。然而，前苏联科学院的俄罗斯战略思想家们却很清楚。他们仔细地研究了麦金德和盎格鲁－萨克逊的地缘政治理论。但是苏联解体时，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了。市场经济和充满财富的美好前景已经转移了俄罗斯精英们的精力参阅比尔·布雷利在1995/1996年冬季版《外交政策》上发表的文章“欧亚：被误导的俄罗斯政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生活标准的急剧下降是人们经常讨论的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七国集团在推动俄罗斯实施非工业化政策中的作用，却很少有人讨论，原因不言自明。格雷姆·哈德在1998年4月伦敦出版的《今日世界》上发表了“抢劫俄罗斯”一文，对寡头政治家的作用进行了详细描述。因为支持“公司主义”和“有罪的”资本主义，1997年9月11日出版的第308期《俄罗斯改革观察》对美国进行了批评，批评中详细列举了克林顿政府在支持丘拜斯和寡头政治所发挥的作用。另请参阅阿拉斯泰·迈克唐纳的文章。1998年8月2日路透社发表了“俄罗斯政府赢得了时间，但问题实在太多”一文。作者对1998年危机期间涉足俄罗斯的世界大银行给予了较大篇幅的讨论。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破产后，很少有分析涉及华盛顿金融权力机构（包括美联储）与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之间明显而密切的联系，这是最有意思的问题。
从华盛顿的角度看，将冷战对手改造成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这一战略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尽管不是没有风险，因为苏联的核武库仍然保留下来了。20世纪90年代，这只俄国熊也许在经济上已经破了产，但它仍然保留了一些核武器的利齿。重塑的过程不得不谨慎行事。
【俄罗斯沦为“三等公民”】
1990年7月，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对于苏联未来的政策，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年前，正是这个贝克在担任财政部长不久将日本拉入了广场协议，他告知他的七国集团盟友，美国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行的苏联经济改革行动中扮演主角。七国集团峰会的最终公告声明：“为实现经济自由，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民主和多元化的苏联社会，以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苏联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宣言还补充：“我们同意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苏联经济进行一次细节性的研究……以此来对其改革提出建议。”
在苏联的“市场改革”上，华盛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简单而粗暴：破坏莫斯科同每一个加盟共和国及盟友的经济联系，从乌兹别克斯坦到哈萨克斯坦，从格鲁吉亚到阿塞拜疆，从爱沙尼亚到波兰、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尽管这些从没有被披露过，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休克疗法的意图就是，在俄罗斯周边建立虚弱的、不稳定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只有依靠西方资本和美元的流入才能生存——这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新形式。
通过将美国支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在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角色上，詹姆斯·贝克和布什政府已经确保，所有投到苏联国内或支持苏联经济的西方投资首先要经过华盛顿的同意。俄罗斯得到的是标准的第三世界待遇，跟非洲前殖民地或香蕉共和国的待遇一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约和人民陷入贫困。用美元来衡量，一小部分精英被允许极度富有，而且这些人都被华尔街的银行家和投资者所操纵。
像杰弗里·萨克斯这样的哈佛经济学家，以他们的“休克疗法”理论作为武装，飞往莫斯科协助毁灭旧的中央国家机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专家要求，俄罗斯以国际市场价出售她的石油、天然气、铝、锰和其他原材料，结束国家对粮食、医疗和其他必需品的补贴，以及推进工业“私有化”。
1992年，作为其“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俄罗斯卢布自由浮动。在一年内，卢布的浮动导致了消费价格上涨99倍，而实际工资收入狂跌84％。这是自1917年以来的第一次，至少是在和平时期的第一次，大多数俄罗斯民众陷入了生存的贫困。这还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式的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刚刚开始。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华盛顿实际上可以随意决定俄罗斯任何一个工业区的生死。“世界市场”是由华盛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专家定义的，这些专家受到过密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市场理论的训练。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和国民总福利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对俄罗斯和前苏联地区的人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全球市场”替代斯大林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考虑美国的经济自由程度，表面上，这种模式是350多年进化的复杂产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要溯及英国内战时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导下，即便在没有做好足够准备的情况下，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国家，也必须立即采纳美国式的市场经济。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目标肯定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繁荣的俄罗斯。
大多数俄罗斯人很快意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是灾难性的。他们所期望的每间车库停两部车的美国式资本主义繁荣并没有到来，普通的俄罗斯民众陷入了经济灾难之中。随着通货膨胀率越过200％，工业生产降至从前水平的一半。到1994年，男性的平均寿命降至57岁，跟孟加拉国和埃及的水平相当。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很明确是想要一个没有工业实力的俄罗斯，永久性地破坏苏联的经济结构。与美元经济区隔绝70余年的这样一个全球经济的主要区域，即将被美元所控制。在市场导向的改革的花言巧语背后，这个地区正在像100年前欧洲列强瓜分和殖民非洲那样被分割。
对于克林顿政府来说，它并不关心俄罗斯主要国家工业资产的私有化是不是被俄罗斯精英，即所谓的寡头所控制。它们主要关心的是，俄罗斯的工业自从列宁时代以来第一次即将与美元挂钩。新的寡头就是“美元寡头”，而且他们的绝大多数财富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
在叶利钦时代，美国的合作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眼中的关键人物是阿纳托利·丘拜斯，他是私有化进程的主要负责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6年批准给予俄罗斯60亿美元的贷款，但条件是丘拜斯要负责经济政策。1997年，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彼得·雷德威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称：丘拜斯以“管制媒体，破坏民主，卷入可疑的私人交易，接受华盛顿的命令和建立罪恶的资本主义形式”罪名在俄罗斯遭受指责。这显然得到了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莫斯的支持。萨莫斯将纳税人的数百万美金付给哈佛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他是“休克疗法”理论的鼓吹者，也是俄罗斯的顾问，而且在1997年，萨莫斯对叶利钦任命丘拜斯为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表示欢迎。萨莫斯称：让丘拜斯负责经济造就了“一个重获活力的总统任期和经济梦之队”。对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场噩梦。
乌克兰曾经是苏联的主要工业、军事和粮食生产中心，也遭到了与俄罗斯一样的残酷对待。199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开始，乌克兰也同样遭到了大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命令乌克兰结束国家对外汇交易的控制，乌克兰的货币也随之崩溃。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结束国家补贴制度。面包的价格上涨了三倍，电费上涨六倍，公共交通费用也上涨了九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结果是，当地的人民被迫按美元标价来购买本地商品。随着天价的电费和银行信用的缺失，国有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