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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单书一字以见褒贬，故答或人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皆须数句以成言语，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变，则成为一卦；经之字也，一字异，不得成为一义，故经必须数句以成言，义则待传而后晓，不可错综经文，以求义理，故当依传以为断。文异者，丘明不为发传，仲尼必无其义，安得传旨之表妄说经文？以此知经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者也。“数句”者，谓若隐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贾、服一字，故举多言之。或以为数其文句，义亦得通。“错综其数”，《易·上系辞》文，谓交错综理之。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
＇疏＇“古今”至“数家”。○《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人大刘公子皆脩《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公传子长卿，长卿传清河张禹，禹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丞相翟方进，方进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阳贾护，护授苍梧陈钦，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是前汉言《左氏》者也。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学官。至平帝时，王莽辅政，方始立之，后汉复废。虽然，学者浸多矣，中兴以后，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仲博、许惠卿、服虔、颍容之徒，皆传《左氏春秋》。魏世则王肃、董遇为之注。此等比至杜时，或在或灭，不知杜之所见十数家定是何人也。
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於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穀梁》，○肤，芳于反。適足自乱。
＇疏＇“大体”至“自乱”。○《礼记·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祖，始也，谓前人为始而述修之也。经之详略，本不著义，强为之说，理不可通，故“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於传之外，别立异端，故“退不守丘明之传”。传有不通，则没而不说，谓诸家之注多有此事。但诸注既亡，不可指摘。若观服虔、贾逵之注，皆没而不说者众矣，谓若文二年“作僖公主”，传於僖三十三年云“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及襄九年“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之类是也。肤谓皮肤，言浅近引之也。《公羊》、《穀梁》口相传授，因事起问意，与《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错乱也。
预今所以为异，专脩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於传。○贯，古乱反。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去，起吕反。盖丘明之志也。
＇疏＇“预今所以”至“之志也”。○丘明与圣同时，为经作传，经有他义，无容不尽，故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也。作传解经，则经义在传，故“经之条贯，必出於传”也。发凡言例，则例必在凡，故“传之义例，总归诸凡”也。若有例无凡，则传有变例，如是则“推寻变例以正褒贬”。若《左氏》不解，二传有说，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则简选二传，取其合义而去其异端。杜自言以此立说，盖是丘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齐”，传云“书曰‘北燕伯款出奔齐。’罪之也”。则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释例》曰：“朱虽无罪，据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卫”，传云“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不书名者非其罪，则书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晋栾盈出奔楚”，杜注云：“称名，罪之。”如此之类，是推变例以正褒贬也。庄十九年“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杜注云“《公羊》、《穀梁》皆以为鲁女媵陈侯之妇”。僖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称国”。如此之类，是简二传也。先儒取二传多矣，杜不取者，是去异端也。
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
＇疏＇“其有”至“后贤”。○《集解》与《释例》每有论错阙疑之事，非一二也。《释例·终篇》云：“去圣久远，古文篆隶历代相变，自然当有错误，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圣人贵闻一而知二，贤史之阙文也。今《左氏》有无传之经，亦有无经之传。无经之传，或可广文。无传之经，则不知其事。又有事由於鲁，鲁君亲之而复不书者，先儒或强为之说，或没而不说，疑在阙文，诚难以意理推之。”是备论阙之之事也。
然刘子骏创通大义，○骏音俊。子骏，刘歆字。创，初亮反，《字林》作“创”。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复，扶又反，下同。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见，贤遍反，下同。
＇疏＇“然刘”至“同异”。○《汉书·楚元王传》称，刘歆字子骏，刘德孙，刘向少子也。哀帝时，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经、传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是其创通大义也。后汉贾逵，字景伯，扶风人也。父徽，字元伯，授业於歆，作《春秋条例》。逵传父业，作《左氏传训诂》。许惠卿，名淑，魏郡人也。颍子严，名容，陈郡人也，比於刘、贾之徒，学识虽复浅近，然亦注述《春秋》，名为一家之学。杜以为先儒之内四家差长，故特举其违，以见异同。自馀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辈，故弃而不论也。
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比，毗志反。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疏＇“分经”至“集解”。○丘明作传，不敢与圣言相乱，故与经别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韩婴之为《诗》作传，莫不皆尔。经传异处，於省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别其经传，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
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谱，本又作“誁”，同布古反。数，所具反，后不音者皆同。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疏＇“又别”至“之也”。○《春秋》，记事之书。前人后人行事相类，书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比校，则善恶不章，褒贬不明，故杜别集诸例，从而释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察其同异，则於其学易明故也。言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三者，虽《春秋》之事，於经传无例者繁多，以特为篇卷，不与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则为部，小异则附出，孤经不及例者，聚於《终篇》，故言“相与为部”也。其四十部次第，从隐即位为首，先有其事，则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於后。《终篇》宜最处末，故次《终篇》之前，《终篇》处其终耳。土地之名起於宋卫“遇于垂”，世族谱起於“无骇卒”，“无骇卒”在遇垂之后，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穀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脩《春秋》，立素王。○王，于况反，下“王鲁”“素王”同。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黜，敕律反。危行言孙，○行，下孟反。孙音逊，本亦作逊。以辟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
＇疏＇“或曰”至“所安”。○正义曰：上一问一答，说作注理毕，而更问《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说，并皆辟谬，须於此明之。亦以於文不次，故更假问答以明之。一问之间，凡有四意：其一，问作之早晚；其二，问先儒言孔子自为素王，其事虚实；其三，问《公羊》说孔子黜周王鲁，其言是非；其四，问《左氏》获麟之后乃有馀经，问杜於意安否？据杜云《左传》及《穀梁》无明文，则指《公羊》有其显说。今验何休所注《公羊》，亦无作《春秋》之事。案：孔舒元《公羊传》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今麟非常之兽，其为非常之兽，奈何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然则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传》及《穀梁》则无明文，故说《左氏》者，言孔子“自卫反鲁”，则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书，麟则为书来，应言麟为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说。言孔子自以身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为素臣，故为素王作左氏之传。汉魏诸儒，皆为此说。董仲舒对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是素王之文焉。”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卢钦《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鲁史记而脩《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语》称齐大史子馀叹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馀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号为素王。先儒盖因此而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复以为素臣。其言丘明为素臣，未知谁所说也。“言《公羊》者”，谓何休之辈。“黜周王鲁”，非《公羊》正文，说者推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二王之后，本爵为上公，而经称“杞伯”，以为孔子黜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传》曰“外？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其意言周为王者之后，比宋为新。缘此故谓《春秋》讬王於鲁，以周、宋为二王之后，黜杞同於庶国。何休隐元年注云：“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讬新王受命於鲁。”宣十六年注云“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为王者之后，是“黜周王鲁”之说也。定元年《公羊传》曰“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已之有罪焉尔”。何休云“此假设而言之，主人谓定、哀也。习其经而读之，问其传解诂，则不知已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是其孙言辟害，微文隐义之说。“自卫反鲁”，“危行言孙”，皆《论语》文也。郑玄以为据时高言高行者皆见危，谓高行为危行也。何晏以危为厉，厉，言行不随俗也。未知二者谁当。杜旨《公羊》之经获麟即止，而《左氏》之经终於孔子卒。先儒或以为麟后之经亦是孔子所书，故问其意之所安也。
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出，如字，又尺遂反。吾已矣夫！”○夫音扶，下“若夫”同。盖伤时王之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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