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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试验。恰在此时， 《团结报》专刊部有此想法，于是一拍即合，决定开辟
一个专栏，名为《民国史谈》，由我主持，邀请部分有志者共同写作。
专栏是办起来了，开场白是我写的，除了提出字数的限制之外，内容特
别提出：“或介绍新资料，或提出新问题，或阐述新见解，体裁、风格不拘，
叙事、议论、考证均可。总之，不炒冷饭，唯陈言之务去，要求持之有据，
言之成理，娓娓谈来，专家、学者不厌其浅，一般读者不厌其深，可以收长
知识、明往昔、怡神志之效。”其后，在“谈”内共发表了300余篇短文。
社会反映似乎是好的。199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了一本选集，另名为《民
国掌故》。社会反映也似乎是好的。有好几位专家赞誉此书。有的学者拿到
书以后，据说就不愿放下，手不释卷，挑灯夜读了。还有一家什么杂志发了
书评，将此书夸了一通。可见人们还是欢迎这种试验的。
我给《团结报》开辟的第二个专栏是《海外访史录》，那是我唱独角戏
了。
1985年以后，拜改革、开放之赐，我曾经到日本、美国的几个地方访问。
大概是文人积习吧，我所到之处，时间大都耗在当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里，
自然，阅读范围限于我近年来的研究范围：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结果，
我发现，在海外，藏有大量国内没有的资料，特别是某些名人的档案。这些
资料对解决近代中国史上的疑难问题有很大用处。于是，我像春蚕啃桑叶似
的一口口啃下去，结果，每次返国，都带回大量珍贵档案的复印件，以致行
李大大超重，不得不付出高昂的超重费。
1990年，我从美国访问归来，想陆续写一组文章，介绍我的海外所得，
于是，和《团结报》商量，想开辟一个新的专栏，结果，仍然得到《团结报》
的大力支持。这样，自1990年12月8日起，《海外访史录》就和读者见面
了。我先后在这一栏中发表了有关蒋介石、李宗仁、张发奎、胡适、孔祥熙、
宋子文、陈立夫、熊式辉、陈光甫、陈洁如等多篇中国近代名人的文章。由
于所据都是从未公布过的秘档，因此，这一专栏颇受近代史学界的注意。有
的学者声称每篇必读，有的学者更每栏必剪存。其中，连载的《孔祥熙所藏
西安事变未刊电报》更特别受到重视。
《海外访史录》开始刊登不久，就有一家出版社寄来出版合同，要包下
这一栏的全部稿件。后来，广告也登出来了，就有读者来函询问，何时出书，
在哪儿可以买到？遗憾的是，由于近年来的出书难，该书一直未能出版。现
在可以告慰读者的是：我正在续写《台湾访史录》，将我1996年在台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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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党史会等机构访问时的收获写出来，准备将两者合为一书，由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我和《团结报》的因缘如上。
重视历史，尤其重视发表有关近代历史的各种回忆、札记，是《团结报》
的特色之一，希望它加强和海内外学人、历史当事者及其后裔的联系，将这
一特色保持并发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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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迷路记
我在美国迷过一次路。那是1990年，在旧金山乡间，斯坦福大学附近。
当年，我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到美国访问。先在纽约住了三个
月，又在波士顿、弗吉尼亚的布莱克斯堡和华盛顿三地各住了半个月，都没
有出什么问题，应该说美国的环境比较熟悉了。不想大意失荆州，竟在斯坦
福迷了路。
斯坦福大学是我访问美国的最后一站。9月的某一天，我从东海岸飞到
西海岸，到达旧金山时已是晚上，一对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夫妇开车来接我，
将我安排在一所乡间民居里住下。当日无事，第二天早晨8点上路，赶往斯
坦福大学，与该校东亚研究中心的范力沛（V。Slyke）教授会面。事前别人告
诉我，斯坦福大学校园很大，必须在某一个固定地点坐学校的班车，到作为
胡佛研究所标志的胡佛塔下车，东亚研究中心就不远了。我一出门，上了公
路，往南走，这才发现，我住的地方和纽约等大城市完全不同，路边几乎看
不见民居，没有出租车，也没有公共汽车，只有川流不息的私人小车急速地
驶过。我想找个人问路都不可能，心里就有点毛了。好不容易辗转找到校车
站，已经过了上午的发车时间，要到下午才有车了。
正着急间，一辆公共汽车开来。我上了车，告诉司机我要到胡佛塔，司
机却告诉我坐错了车，但他并没有让我下车，而是表示可以送我一程，到另
一个车站，然后换车，并且随手送给我一张当地的地图。我心想，美国司机
的服务态度真好。一转瞬，司机所说的车站到了。司机招呼我下车，要我在
那儿等，并且不收我的车费。
斯坦福的乡间汽车间隔很长，大概半个小时一班。我左等右等，不见车
来。我和范力沛教授的约会时间是10点整，眼看只差几分钟，准时赶到是无
望了。我知道外国人最遵守时间，第一次到斯坦福就失约不好。我打量周围，
这里似乎是个小商业点，有一家商场，商场前有一个半露天的电话亭。于是，
我去拨通了东亚研究中心的电话，范力沛教授还没有到，接电话的是一位女
秘书，我结结巴巴地告诉她，我迷路了，可能要晚些时候才能赶到。
打完电话，回到车站继续等，然而车还是不来。我愈等愈心急，愈烦躁。
这时，正好走过来一位美国人，高个子。我一米八，他比我还要高一头。红
白相间的T恤，包着一身结实的肌肉，下身穿的似乎是牛仔裤。这位大个子
不仅很热情地回答我的问题，并且拿过地图，仔细地为我讲解。俗话说，人
生地不熟。我在大学时因为“一边倒”，学的是俄语，英语完全靠的是小学
和中学，加上后来自学的一点底子，水平本来就不高，听力尤差，美国人讲
话又特别快。那一串串的地名，一条条的公交路线，我如何听得明白！无奈，
我只能作出一付茫然的表情。
美国大个子见我听不明白，让我等一等。他跑到商场旁边去发动一辆卡
车，然后开过来，要我上车。我明白了，他是要专程送我到胡佛塔去了。我
连忙上车，坐在他的身边，连声说谢谢，心想，我真是碰上一位好人了。车
开着开着，渐渐地，白色的圆筒形的胡佛塔遥遥在望了。我想，应该怎样感
谢这位美国朋友呢？给钱，似乎不合适；说更热情的感谢话，我不会。想了
想，我只能问他，到过中国，到过北京没有，他说，没有，但是很想去。于
是，我掏出一张名片，告诉他，我是到此访问的中国学者，将来他如果有机
会访问中国时，请到北京来找我。他高高兴兴地收下了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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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塔到了，我满怀着感激的心情向他握手告别，然后蹦下车。
六七年过去了。我一直想念着这位在急难时热心帮助过我的美国朋友。
我既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的住址，只猜想他可能是商场的卡车司机，
一位普普通通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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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读档印象
在剑桥大学开了两天会，搬到伦敦。第一天参观白金汉宫、议会大厦、
唐人街，第二天参观大英博物馆。中午送走了同行的张君，便想到大英图书
馆读点什么。
大英图书馆与大英博物馆同在一处，那是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收集
资料的地方，不去似乎于心不安。不过，我事前听说，大英图书馆正在搬迁，
可能看不到什么。进门之后，一了解，果然，阅览室已经迁移，但展览部、
手稿部仍然开放。于是，先看展览部，找到陈列中国图书的橱窗，匆匆扫了
其中的敦煌经卷等展品几眼，据说那是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但我无暇细
看，便去手稿部，那是我最向往的地方。但是，守门人检查了我的护照和剑
桥大学给我的邀请书后，却要我去东方和印度部。也好，我是研究中国近代
史的，也许要找的材料在那儿。
大英图书馆的东方和印度部在另外一处很远的地方，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看出我初来乍到，建议我乘出租车去。一路顺利，进门时填了一张表，就进
入阅览室了。映入眼帘的是满架满架的图书和一台台电脑，读者不少，几乎
座无虚席。看得出，这是英国的重要汉学中心。我无心细细打量，便坐下来
研究该馆的手册，发觉那里有两大收藏，一是斯坦因文件，清末从敦煌石室
发现的经卷有不少在那里；一是戈登文件，是太平天国时帮助清朝政府作战
的“洋枪队”队长的遗物。我不研究敦煌，也不研究太平天国，决定第二天
不来了，改去英国公众档案馆。
英国公众档案馆 （Public Record Office）实际上是英国国家档案馆，
建立于1782年，已经有二百多年历史了。馆址原在伦敦市内，后来搬到郊外。
我去的那天，天空阴暗，飘着雪花，很冷。我坐了很长一段地铁，乘客不断
下车，到最后，车厢内几乎没有人了。下车后，几经问询，终于找到了。原
来是一组气势雄伟的建筑群，建筑群外有一片很大的喷水池，几只天鹅正在
池中悠闲地遨游。进得门后，手续同样简单，交验护照，填了一张十分简单
的读者登记表，便领到了一张磁卡，以后入门、出门就全靠它了。
阅览室在二楼。上得楼来，走进接待室，便见一格格资料，一架架目录，
都随手可取。中间大写字台的背后，坐着一位为读者解答疑问的工作人员。
屋角陈列着一架电视机和几副耳机，读者可以自行打开，放映如何搜寻资料
的录像片。我的英语听力不好，所以既没有找工作人员咨询，也没有看录像，
而是在一个位置上坐下来，阅读进门登记时随磁卡发给我的阅览指南。其中
一步步详细说明了查找、阅览的步骤。这些，给了我第一印象：档案馆为读
者想得很周到。
通过阅览指南，我了解到阅览部分三部，一是缩微胶卷阅览室，一是文
件阅览室，一是问询室。三处都开架提供档案馆的全部目录。我迅速从目录
中确定了阅览对象，便走进缩微阅览室。那是一间很大的房间，总有一二百
平方米吧？房里摆放着近百台阅读机和几十台胶卷柜，所有拍摄完竣的胶卷
都整齐地码放在柜里，读者可以自取，自行上机阅读。这些，给了我第二个
印象：阅览极为方便。
我要查找的文件尚未拍为缩微胶卷，于是，我便按照指南的要求，走进
文件阅览室。这间房子比缩微阅览室还要
大得多，读者也要多得多，上坐率似乎在五成左右，总有一百多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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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想，这种天气，不会有几个学者，看来估计错了。
文件阅览室给每一个学者发一个BP机，上面显示着座位号。BP机在国
内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