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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西安事变-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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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的重要干部对莫斯科的指示都一无所知,更何况张学良。直到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後,杨虎城才根据一系列事实,省悟到:“苏联力主中国应在蒋领导下,实现和平统一,当然不会援助西安之举,这是西安事变事实上不能成功的关键。”'注24'徜若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知道中共接到莫斯科的指示,拒绝吸收他加入中共的话;倘若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前,已知“苏联力主中国应和平统一。”'注24'不会支持他们割据西北,破坏中国统一的话;倘若张等在西安事变前知道莫斯科并不认为蒋介石是沙皇,劫蒋“不是十月革命”'注23',“只是一种军事阴谋”'注23',“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注23'的话,他们也不会发动西安事变了,更不会劫蒋後,立即兴致勃勃的向苏联邀功,且心急如焚的盼望莫斯科的嘉奖电:“尢愿知……”,“格外关心……”,“唯一希望”……“乞告”……“国际对他们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注1'致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更是弥天大谎,张学良成功的发动西安事变後,他们内部密谋的头件大事就是:“首先打击胡宗南”'注1'。难道“首先打击胡宗南”也是停止内战?也是团结抗日?中共发动的宁夏战役,从苏联取得飞机、大炮後,再用这些飞机大炮轰炸宁夏坚固围寨,以及甘、凉、肃三州的坚城'注8'也是反内战?抗日?
  可将张学良与当时南京中央政府的关系,按时间分述如下:
  1)、张学良与中共正式接触前诚然张“另立局面”由来已久,早在一九三三年底一九四年初,张学良在盛世才的崛起与闽变的鼓舞下,就与胡汉民勾结在一起反中央了,但此时人们对张痛失东北记忆犹新,各方面指责张学良之声,仍不绝於耳,使张言行谨慎隐秘,且用大量拥护中央的言论来掩护,以致被外界误以为他对中央政府〃赤胆忠心〃,与蒋的关心关系〃情同骨肉〃。但是张在幕後,积极参於西南的反蒋活动,并在他们幕後反蒋活动中所表现的诚意与决心,经西南政治家们严格的政治审查,接纳张为他们反蒋的坚定可靠的盟友。'注25'说明张此时的政治态度是反中央的,一九三五年张又卷入西南的另一次反蒋密谋中,徐永昌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日记:“胪初(姓黄)来悉刘定五与阎(锡山)先生谈极洽,大意谓今日一通电报,蒋即下野,张汉卿已与西南同意,至时张电蒋同引罪下野,再由西南政务会留张逐蒋。”'注26'可见张在未受中共煽动前,祗停留在“逐蒋下野”的水平,并没有要把蒋打成“反革命”,并交“人民公审”的意示。更重要的是,可能是张学良认为就他与胡汉民等反中央,成功可能性很小,因而张不敢轻举妄动,还只停留在密谋酝酿阶段。若无胡汉民留下确凿的证据'注25',甚至可能完全掩盖张学良的这段反中央的事实。
  2)、张学良与中共接触後毛泽东一眼就看穿张找中共的动机:“一定是想与蒋介石翻脸。”'注48'事实证明,毛泽东对张学良这类枭雄的心理有透彻的研究,随後张的“与‘大老板’(指蒋公)打一架,从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出走,建立他自己的小家庭(割据)。”'注31'证实了毛的判断,即张学良找中共,的的确确“是想与蒋介石翻脸”。毛顺势诱导,千方百计的鼓动张“另立局面”'注6、11',并以“未来的‘国防政府’首席,与军队统帅”'注37、48',诱使“张与蒋决裂”'注6、11',且明白的向张暗示:“中共日後有办法从苏联那里,‘帮助张解决经费、军饷、械弹、装备问题’'注6、11',‘使张放心离蒋’”'注37、48',甚至“暗示彼方,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毛泽东甚至引诱张学良以外蒙古为师,〃三月间订立的蒙苏条约,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注38'明白的告诉张学良,只要他张学良割据西北,并将中国的辽阔的大西北,像外蒙一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击去,像外蒙古那样成为苏联的附佣,就能像外蒙那样,得到苏联的支持,而有持无恐的据西北称雄。张有俄援壮胆,反中央“另立局面”信心倍增,“到了狂热的程度”。即中共资料中常出现的,张学良“爱国”到了狂热的程度,或西安事变前半年时间,张学良“爱国”到了狂热的程度〃。张学良的的确确到了狂热程度,但绝对不是爱国到了狂热程度,欲以外蒙为师,准备出卖大西北以换取外国支持的张学良绝对绝对不可能爱国。(以出祖国主权,换取个人权位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绝对不可能爱国)。真正使张学良激情亢进,而到了狂热程度的是张学良欲在西北建立张氏王国的“鸿鹄之志”。
  张学良有俄援壮胆後,日益无所顾及,走上叛离中央的不归路,甚至要求加入中共,并要中共“派专人加以训练”,在中共的专门训练下,以及张身边的激进分子的革命激情感染下,使张决定在中共处於最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捍卫党,以劫蒋打破蒋介石的第六次剿共计划,救中共於危境的实际行动,表现出对共产党的忠诚,以能“火线入党”,并“释苏前嫌,遂多联苏的愿望。”并能像盛世才那样,得到苏联大力支持,达到取蒋而代之的目的。
  3)、西安事变发生後,中共所起的作用。
  斯太林从汪精卫在欧州试探加入德、日国际防共联盟的活动中,看到了对苏联极不利的情景,只有蒋公的存在,才能拆散酝酿中的汪、德、日国际防共联盟,使苏联摆脱四面受敌的危境,斯太林意识到蒋公的存在,对苏联的安全至为重要,因而竭尽全力保蒋安全,不惜用最严厉的措辞,多管道齐下,务使中共放弃除预谋,但是毛泽东急切的夺取最高权力的强烈愿望,使毛不放过此一乘乱夺权的良机,极力主张除蒋,使中国处於群龙无首,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以便乘乱夺权:“在我们的观点,把蒋徐除掉,无论对哪方面都有好处。”'注27'“只要蒋仍在人世,各方面犹豫观望不可避免。”'注27'(毛泽东甚至不惜用要各地方势力不再“犹豫观望”,而归附你张学良,你张学良必须先把蒋除掉,来诱使张下决心除蒋。)毛泽东不敢再明言除蒋,似在十九日後。此外,中共为了应付斯太林严厉指示,在十九日後,还做出一些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但是这些仅仅为了应付莫斯科的新决议,与毛泽东急切的夺取最高权力相违,毛也没有真心执行。如二十一日晚上八时,中共根据斯太林的指示,做出〃中共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注27'但是到了二十四日深夜,毛又鼓动“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奠定胜利的基础。”'注27'阻挠张学良无条件释蒋,好在张学良媚共,并不是真的信服共产党,而仅仅幻想中共在斯太林那里为他美言,以能得到苏联援助,自苏联援助绝望後,张对中共的意见并不当真,以致连通知一下中共,都认为多馀的情况下,背着中共,无条件的亲自护送蒋公回洛阳了。
  在研究中共在西安事变过程中所起作用问题上,有一个极易被人误会的问题,是中共受到莫斯科严厉指责後,派秦邦宪赴西安,去做(未看过莫斯科严厉指责电的)中共(早已)派住西安干部的工作,这批中共干部,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仍坚持除蒋预谋。
  以及一九三七年春,上海《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到西安拜访了周恩来,本来早在西安事变之初,苏联严厉谴责西安事变,“是暗藏在张学良身边的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内乱”'注59'後,“中共中央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就迅速改变了前一日的提议,决定保持第三者姿态。”'注60'此後,尽管张学良一再苦苦恳求中共公开三位一体,但是中共权衡利害,始终未同意。到了次年春,蒋公早已回南京,周恩来更乘借助这位国统区记者之笔,推御中共的责任,巧妙的把中共与张学良关系的关系描绘成:“共产党原本希望以张学良为媒介,以便与蒋委员长协商,谁知张学良之政治技术运用未能灵巧,弄出‘双十二’这样大乱子来。”接着说,“中共中央得悉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的消息,仅在‘最初一秒钟’在感情上产生了‘报复主义’,但接着是理智克服了感情,认为张、杨如此作法,殊欠妥当。仅以一种不光明不道德之‘军事阴谋’。”更说他说於十二月十六日(实为十七日)到达西安,并立‘即向张陈(述)释蒋之必要’。“周恩来的这次谈话,通过当时尚与共产党毫无瓜葛的记者范长江,在广大的国统区传播开来,……。”周恩来巧妙地借用范长江之笔掩饰毛泽东以地盘——-助张“肃清蒋系势力”以能据西北称雄;权力、地位——-封张学良为“未来的国防政府首席”与“军队统帅”;以及金钱——-“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即以外蒙古为师:“三月间的蒙苏协定,就是告诉中国的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也可以与你同盟。”'注4'他们要以外蒙古为师,在“西北成立大局面”,并“与苏蒙结盟。”'注8'他们实际上要将辽阔的中国大西北,像外蒙一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击去,像外蒙古那样附佣於苏联,以换取苏联的援助。(即〃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後,武器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等〃权力高帽〃、〃政治大饼〃,以及金钱等幕後阴谋活动,来煽动张学良与南京中央政府决裂,据西北称雄,而发动西安事变。以及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本人到达西安後,周进一步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应准备对蒋采取最後手段,并下作战决心。”'注30'反倒要张学良随後花了四天时间,反复向周恩来解释,最後使周改变主张,於二十一日向毛泽东复电:“来此四日,对取断然手段,故觉不利,留此人在手大有文章可做”'注43')的事实。
  再加上中共的政敌“托派分子张慕陶以及徐维烈、张子奇先後到西安,张慕陶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被开除党籍,勾结日寇汉奸进行活动,张子奇是山西人,日本特务,他与西安李兴中,西北饭店老板张德枢等人相识,他来西安替日本人搞情报,需特别隐蔽,因此很少人知道他。”'注28'张慕陶并不了解释蒋内情,他仅因被中共开除党籍,而怨恨中共,就凭他个人的理解:“共产党主张放蒋,根本是错误的,这个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张、杨跟着上了当,这是历史的悲剧。”'注28'人们仅仅凭这些就得出了,中共在西安事变过程中,起了良好作用的结论。
  显然持此观点的人们,没有认真分析对比:苏联、张学良、受莫斯科严厉指责後的中共中央,以及未看过莫斯科严厉指责电报的中共在西安的干部(在此,为了方便述说,笔者暂借原教主义者来称乎他们。)四者间,在释蒋问题上的差别,可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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