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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的清官。又以中共廉洁的另一张王牌陈云，与经国先生作一对比，经国先生身为高官，却经常微服出访，深入民间，饿了在街边小店就食，而陈云从不敢在外就食，既使中共要员开会，大会挑选绝对可靠的人准备食物，陈仍不放心，要亲眼看到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先尝试，证明无毒後才敢下喉，他自己的生命是如此高贵，而他人的生命是如此低贱，只不过是他的实验小白鼠，陈云是中共官员中不可多得的楷模，陈云尚且如此，其他中共官员就更不要说了。
更令人称奇的是，中共能将任何悖离人类论理道德的事，冠上一个非常动听的名目，而“理直气壮”的兜售，无半点愧意，就以唐山地震为例：中共当时既无抢救此类大灾难所需的机械设备，又无足够的医疗设备，可中共竟毫无心肝的让被压在瓦砾下的成千上万的同胞活活痛死、饿死，也不让国际人道组织把他们从瓦砾下救出，如此枉顾他人生命的冷血行为，中共也能冠冕堂皇的在“民族尊严”的幌子下，理直气壮的兜售，中共是不是真的有他们口中叫喊的那种“宁愿尊严的压在瓦砾下活活痛死，也不用洋货”的“民族尊严”呢？完全没有，因而就在中共拒绝洋人用洋药救活唐山灾民的同时，毛泽东本人及江青生病，用的是进口的最高效的洋药。＇注14＇甚至毛死後，中共派遣专门人员，赴英国〃拜倒在洋人脚下〃，学习洋人的塑蜡尸的经验。＇注14＇中共只是枉顾老百姓的生存权力，视老百姓为工具，在他们眼里，老百姓是不值一分钱的奴隶，老百姓应为维护他们的面子，压在瓦砾下活活痛死、饿死，而他们自己则是不能死的高贵奴隶主。
显然，以黄埔军校师生为骨干的蒋政权官员，远比以农村痞子（湖南痞子运动起家的毛泽东）为骨干的毛政权官员廉洁，特别是前者更尊重他人的生存权力，既然如此，毛泽东为甚么能如此迅速的夺取大陆政权呢？这不能不归功於毛泽东的权谋权术。
西安事变是毛泽东权谋权术的杰作，正如张闻天所说：“老毛懂旧社会旁门左道那一套，让他去干吧！”＇注18＇毛泽东成功的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手托仙丹、法力无边的方士，他手中的仙名曰：“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注15＇。而苏联扶植盛世才一跃成为“新疆王”，为那些心怀“鸿鹄之志”的豪杰们，树立了一个“活样板”，使他们深深的感到苏援是据地称雄的不二法门。对那些唯恐国家统一后，而失去割据时，所享有种种特权者，极具欲惑力。此时，这位毛方士的仙居，香火鼎盛，门庭若市。患恐统一综合症的急病者们，纷纷前往朝拜，乞赐仙丹（“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注37＇）“最突出的就是广西、四川、华北几方面的地方实力派领袖，都积极与中共联络。”＇注37＇“这一阶段急着找中共联络的，还有前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策划的，由诸反统一势力组成的‘中华民族革命行动委员会’，以及华北的宋哲元和韩复榘的代表刘子青等。”“中共中央也陆续派出云广清、张金吾、彭雪枫、张云逸等作为中共正式代表，四出活动，毛泽东并有信致宋哲元与傅作义等。特别突出强调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以影响这些地方实力派向自己靠拢。”＇注37＇致使以胡宗南为代表的民族精英，多年艰苦卓绝统一中国的努力，功亏一篑。
毛泽东策动张学良、杨虎城等叛乱所用的策略，既不是根据共产主义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如共产主义学说中，最基本的阶级分析观点，张学良出身於土匪家族，巧夺豪取，家族财至天文数字，典型的大地主大官僚，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可毛泽东居然枉顾共产主义基本教义，要拉张学良加入共产党，显然完全背离共产党学说，因而受到共产国际的指责：“使我们（指共产国际）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指中共）关於一切愿意入党的人……均可接受入党……你们甚至打算接受张学良入党……是错误的……。”＇注19＇
又悖离论理道德，张学良不管在私德：生活糜烂、“吃唱嫖赌，无一不来。”＇注2＇且毒瘾很大；还是公德，“沈阳变作，一枪不放，空国而逃千里……为保存自己，竟不惜三千万同胞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之俎上肉。自古亡国之君，败军之将，有更可耻如此者呼？从此卖国贼之徽号有口皆碑，逃将军之头衔无人不知，丑声洋溢，秽德彰闻，张学良等肉其足食呼？”没想到毛泽东竟眷顾张学良这个“亡国罪魁，败兵祸首”，策动张与他们一起背叛中央，甚至连共产国际都看不过眼，要中共“改变既定的一心要让中央政府崩溃的‘抗日反蒋’方针。”＇注19＇
更枉顾国家民族利益，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不管是现在，还是在历史上，蒙古族都在我国占有重要位置；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蒙古族人口最多的国家，外蒙古此时（一九三六年）仍在中国的版图内，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苏联千方百计的诱使外蒙古成为其附佣，如此割裂中国神圣领土的行为，竟使中共高兴如狂，毛泽东甚至不惜用：（“其＇指蒋＇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卖国铁证”；）“三月间订立的蒙苏条约，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注19＇（毛泽东首先混淆黑白，把维护祖国主权的南京中央政府两次抗议蒙苏协定，说成是“卖国铁证”，然後）明白的告诉张学良，只要他张学良像外蒙古那样附佣於苏联。就可像外蒙那样，得到苏联大力支持，来策动张学良“另立局面”，甚至来引诱张学良以外蒙为师，像外蒙古那样把中国辽阔的大西北，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去，像外蒙那样成为苏联的附佣，就可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你们＇指愿效仿外蒙古的人＇可以如此做＇像外蒙古一样附佣於苏联＇，我＇指苏联＇就可以同你张学良联盟＇注19＇，在国外势力支持下，）而有持恐的据西北称雄，诱使张学良出卖我国辽阔的大西北给苏联。且如此卖国行为，也在“爱国”的口号兜的。
毛泽东以其对张学良、杨虎城此类军阀心理的透彻了解，如同历代乱世惑众的方士一样，为张学良、杨虎城等量身定做一套策动张、杨叛乱方略：
毛泽东首先挑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蒋之四十余团兵力仍实际控制陕、甘，先生如处瓮中，举手投足受其宰制，危险情况不可言论。”＇注20＇
然後鼓动枭雄们另立局面：“为今之计，诚宜急与敌方（指中共）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敌方（指中共）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先生商洽图存之根本大计。”＇注20＇
再以高官：“未来国防政府首席及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注20＇且预先给张加冕，“联军总司令部组织大计，均须与张总司令早日见面”。＇注20＇并多方鼓励张学良与中央决裂，如“我方（指中共）可助其（指张）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注20＇“我方有辨法助其从苏联那里解决经费及装备问题。”＇注20＇使张放心离蒋，中共中央为了推动张学良揭旗反蒋，还“专门拟定了行动计划书。”＇注21＇“具体开列给张，坚定其信心并促其全实现。”＇注21＇张学良在中共的“政府首席”，“联军总司令”以及“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的引诱下，到了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程度。
标榜进步，以取得斯太林的信任，从而得到苏联援助。似乎是一九三零年代中国心怀“鸿鹄之志”的枭雄们的时尚：
请看看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盛世才给共产国际的信：“我和阿波列索夫同志搞的新疆工作，却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的组成部分之一，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够受到您的领导，……。我在还没有到新疆之前就已经打算加入中国共产党，……。最近八十年以来，在中国各种军事和政治的领导人中，绝对没有像我这样无私的人，这是因为我信仰共产主义”。最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盛世才”落款。＇注22＇
“杨虎城也要求中共代表王世英向中共中央说明：”他（指杨虎城）一贯都是革命的。‘“＇注20＇
张学良与盛世才一样，为了标榜进步，以取得斯太林的信任，从而得到苏联援助，也像盛也才一样要求加入中共。＇注19＇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所暴露的事实，帮助我们理解，张学良这个在日寇枪声未响，就已吓得称病躲进北平协和医院的不抵抗将军。为甚么会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勇气，悍然发动震惊世界，改变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一个要求加入共产党的人，人性被扭曲到了，为了显示自己进步，可以斗争自己的亲生父母；可以“将阶级敌人斩草除根”，连婴儿也不放过，甚至将整村的“阶级敌人”，老至白发苍苍者，小至刚出生的婴儿，用铁丝穿手心串在一起，推入河中活活淹死（如道县大屠杀）：“喝阶级敌人的血，吃阶级敌人的心。”（广西吃人肉事件，）斗争自己亲生父母者们，道县大屠杀的刽子手们，广西大规模吃人肉者们，他们均不是天生的嗜血者，他们只是在毛泽东的教育下，“思想进步”到为了显示自己忠於毛泽东而为之。据中共官方出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一百三十二页记载：“据後来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仅在广西省）就有二万人是入党後杀人的，有九千人是杀人後入党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一万九千多人。”似乎为了加入共产党，以杀人！
或斗争阶级敌人，来显示自己进步，及忠於共产党，并因此而加入共产党，是一种普遍现象。张学良为了加入共产党，以劫蒋来显示他已与“反革命面目已毕现”的蒋介石划清界线，并站在革命这一方面，是张学良为了加入共产党的捷径，最佳的选择。盛也才以杀害南京中央政府和国民党派往新疆的干部，来显示他的进步，以换取斯大林的信任，从旁证实此点。
诚然，斯太林反对吸收张学良加入中共，但是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中共将此内情告诉了张学良。相反，却有大量资料证实，中共为了诱使张学良早日揭旗反蒋，故意给张学良以错误的信息，使张学良误以为，只要他再激进一些，就会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并同意他入党。如若不然，张学良未必在托刘鼎带交给周恩来的信中，自作多情地再三称周、刘等人为同志。张不会不知道，在那年代，中共使用同志的称呼是极严格的，只限於党内。此後，一直到西安事变，在中共与张学良的来往电报中，同志是他们相互之间最常用的称呼。同样，虽斯太林指示中共改变“一心要让蒋崩溃的‘抗日反蒋方针’”＇注19＇，但不仅张学良不知此内情，甚至连中共派往西安的主要干部也不知此内情，以致要到斯太林严厉谴责中共後，中共中央才迟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派秦邦宪赴西安，向中共在西安的主要干部，传达莫斯科的指示，及中共中央根据莫斯科指示而做出的新决定。＇注23＇可见在此以前，连中共在西安的重要干部对莫斯科的指示都一无所知，更何况张学良。直到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後，杨虎城才根据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