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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作家，正在这一代中诞生。当然，关于什么是作家以及好作家坏作家这样的问题，已经非常混乱，我们都无法拿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所以，在这里，我们且把复杂的问题留给后来人，我只就春树及春树文本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进行评论。
性：龌龊的自传体和内裤横行的文本
长久以来，我一直痛恨着“历史小说”这么一个概念，“历史就是历史，小说就是小说，把历史和小说弄到一起就成了不伦不类的太监。”余杰愤愤的说。我十分同意这样的说法，并觉得所谓“历史小说”比太监还可恶。作为真实事件写照的历史，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坚硬的、只是因为时间的流逝而需要被记住的真切事物，它容不得半点加工，时间的力量会让耻辱者耻辱高尚者高尚。而小说作为想像力的载体，是意识上的虚构，它是主观的，尽管它需要真实生活的气息，但他永远无法成为历史，无法代替历史，也无法与历史结合。
而作为历史小说的变体——自传体小说又显得更加变态，简直就是人妖了。自传就是一部个体的历史，它理应像所有的历史一样必须拥有绝对的真实有效，但是作为小说却又必须拥有一贯的想像与虚构。那么所谓自传体小说就更加的不伦不类了（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另类？）。当《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打着“半自传体小说”的旗号出现的时候，也着实让我们嘲讽和痛恨了半天，但是实在没有想到的是春树会给我们这样愚蠢的借口：“我们还来不及虚构，眼皮底下的还写不完呢？……我想就是因为现实比小说还像小说，我们都不想回避它，只有原景重现。”我想说的是既然有如此精彩的现实，何必要拿小说来糟蹋呢？可以写自传，可以搞纪实，小说已经够惨的了。
后来的事情就更有意思了，春树在另一处这样提到：“写作和生活永远是两回事，在写这些的时候我生活着那些。”这不明摆着自相矛盾么，前边说是要“原景重现”，接着又说“永远都是两回事”。这样的坦诚一遍一遍地让我们感动着。也许是心虚，春树在“自传体小说”的前面加了一个“半”字，这样一来，只不过是让人妖的状态更加神气罢了！
对于内裤横行的文本，我一直以为那是娱乐小记们热衷的事情，而绝不会是一个有尊严的作家，而且是一个有尊严的女作家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女作家春树却把自己的几张内裤照片放在自己的文本里，然后配上艳俗的封面（怪不得有人把它当黄色小说买去看呢），拿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华大地上换银子，之后还打入国际市场，“目前已被译成十几国文字在欧美等地出版。”在商业的奴役下，乐此不疲地练文学的摊！
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中国跨入了消费社会，社会消费品丰富了起来，在精神生活上的反映，就是金钱尖锐的刺进了文学，畅销成为某些作者追求的终极；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文学以外的地方，追求卖点甚至制造卖点成为他们的写作动机。我并不是说文学一定要坚守处女般的纯洁，适当的商业利润是文学更好地发展的润滑剂，毕竟作家也要养家糊口。但这并不能成为有些人放肆的投靠商业而丧失人格的借口。在商业世界里内裤横行司空见惯，但在文学世界里人们好像不必从内裤里寻找灵感吧。可是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一些人匆忙的与商业苟合之后，又跑出来作出一副被商业玷污了的可怜相，说什么连自己的书名都保不住，说很多东西都是出版社强加的，其实他们本人是憎恨炒作的。对此，我无话可说，我只是想让万恶的出版社都倒闭，还他们一个清净，只是不知道他们答应不答应。
在商业面前有两种人是令人敬佩的：一是彻底的与商业隔离，像躲避SARS一样躲避商业，他们清高地拒绝利润，在自己的写作世界中自娱自乐；二是彻底的与商业结合，视市场需求为上帝旨意，“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小兵张嘎语）他们为市场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两种人我都爱，爱他们的彻底，但是我憎恨不彻底的人，他们既想挽留住文人的清高，又不愿意对付贫下中农的苦日子，清高得不伦不类，商业得扭扭捏捏。那句老话我不想再说了，只是担心别让牌坊砸着。
春树批判少女春树的性、谎言和没脑袋（2）
谎言１：一个伪朋克的写作姿态
不同于卫慧棉棉等以尊敬而谨慎的口吻谈论朋克，春树满口都是朋克，好像朋克精神已经深入她的骨髓了，“我想这么表达对朋克的热爱肯定很傻逼，但是我虔诚的心绝对配得上朋克精神，如果朋克意味着褒义的自力更生，反叛精神……”或者直接“朋克万岁！朋克万岁！”
朋克作为春树为数不多的写作资源之一，其被利用是掠夺性的。也许是自身直接社会经验的稀薄，再加上自身创作尚难以包裹厚重主题，而其轻松的叙述姿态恰巧可以利用朋克的部分下角料，这样朋克之于春树的写作就自然具有了救命稻草的意义。
我们不妨参阅一下迪克·赫布迪齐关于朋克的论述：“朋克出现在70年代的英国，并有着极为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在经济上它是对经济萧条、日益严重的失业和贫困化的直接反映。在政治上它拒绝所谓的英国性而奉行彻底的无政府主义价值观，并在音乐中和行为上都表现了象征性的叛国，在文化上反对60年代的格拉姆过分追求华丽的生活方式、又自命懂艺术有思想的资产阶级化倾向，转而从工人阶级和黑人族群那里汲取了文化特征。”“朋克们穿污秽不堪的衣服，这些衣服用早已废弃的面料制成，有许多拉链，线缝也裸露在外面，这些衣服常常故意剪成碎片染上血迹或是其他污秽的东西。”而春树的朋克却浅薄得很，她热衷于去国贸买衣服，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搞来纪梵希或情迷巴黎的香水和口红，虽然穿了件sexpistol的粉红外衣却仍然光鲜，即使她意识到“光喜欢打扮得很朋克，是一件可耻的行为。”但她所宣扬的朋克也就是小小地不伤筋骨地反叛一下，并因此骄傲地以为已经找到了与当下流行的叛逆相契合的地方。“朋克使用一切身体语言和精神语言来展现肮脏、邋遢、破败、粗俗，以此表明他们就是令人作呕的丑陋现实的缩影，是社会衰败和危机的表征，朋克文化非常强调与工人阶级、黑人之间的联系，其极端的生活方式是为了揭露现在生活的危机，同时也对占主流地位的价值观产生放射性破坏，他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价值系统的颠覆使其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性。”而春树的朋克则更多地表现在强烈的物质欲上，她沉醉于对商品淹没下的世俗生活的亲近，她爱摇滚爱诗歌热衷于写作，其内心却或多或少地隐藏着不择手段地以疯狂、叫嚣和献媚的方式获得名利的目的，并且利用写作活动的内外两方面达到令公众关注其本人的目的，“我想有钱，我想有钱，我他妈的一定要混出来！”如此急功近利的心态与朋克精神和诗人品质是背道而驰的。
有时春树也会意识到自己骨子里不彻底的朋克精神——“我他妈就是一伪朋克。”但是我们能感受得到她话语里的不真诚，甚至还意味着说出这话也是一件很朋克的事情。朋克在她手中只是一个符号，这符号还常常被春树义无反顾地物化了，她在诗歌《我想在年轻的时候写一首有力量的诗》里很完整地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既想战死街头又想去国贸买衣服。
既然不是保质保量的朋克，但却并不妨碍春树以此为幌子进行着“残酷青春”的写作，为此她完全抛弃了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或者说她缺乏构建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能力，朋克的利用首先是树起一个姿态，其次就是为故事情节的缺失创造借口。
春树批判少女春树的性、谎言和没脑袋（3）
谎言２：消费时代的个性写作
曾有一次春树也在场的电视访谈节目，一位文学老前辈斩钉截铁的对全国人民说：“他们（春树们）的写作都是一种个体化写作，他们每个人的写作都是不同的……”说得春树们像是遇到知己般嘴角挂满了灿烂的“谢谢”。而也许正是由于轰轰烈烈的个体化，《时代》给春树们戴上“另类”的顶戴，他们也理直气壮地在个体化的大旗下吞噬着普遍性的蛋糕。
所谓个体化写作，其实两个用意，之一是把这些“80后”作家们从“80后”的概念泥坑中洗清了捞出来，之二便是表扬了“孩子们”的个性写作。要说个性写作，春树可能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在春树的几部长篇小说中，主人公都是以一种横冲直撞的玩世不恭，以及对理想、爱情、人伦、责任、道义等价值原则的蔑视、嘲弄和自慰的姿态出现。
但这种所谓的个性写作其实质却是值得怀疑的。在这样一个推倒了统一标准的社会，个性也许是最值得玩弄的东西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玩弄个性甚至与满大街的染发一样都成为一种时尚的标志。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时尚朝着小资与朋克两种形态分化，与小资相比，颠覆一切的朋克无疑成为更具个性的代表。与过去的封闭不同，在逐渐开放的环境中，人们对一切特立独行的东西都充满了急不可耐的兴趣。于是，具有朋克风格也成为吸引眼球的一大卖点。而春树的个性，叛逆和对朋克的标榜都是作为一种消费品的面目出现的。事实上，个性写作的提法本来就是为了炒作的方便而制造出来的。所有的文学写作都是由个人进行的，都带有个人独特的生活体验与思考，既然如此又何所谓个性写作？既然有个性写作，那个性写作的反面又是什么呢？是不是又有所谓的非个性写作，媚俗写作呢？
的要对当下的写作做这种划分的话，那么春树无疑是媚俗写作的典型。光是看一看《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快乐》中的畅销因素，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以“个性”的面目出现的媚俗路线。她把自己有限的个体经验和稀薄的个人情感千方百计地穿插上“身体”的符号意义，在她的写作资源里被反复利用的朋克、酒吧、大街、纪梵希、抽烟、出走、网络以及作为点缀的书籍、诗歌等，全部都指向都市物质。而这种做作姿态与文学煌精神领袖凯鲁亚克的个性写作是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春树的“个性写作”只是在一个以个性为消费品的时代中的一个幸运儿，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个精神贫乏而以彰显个性来取悦居众的时代造就了春树这个不知个性为何物，或者仅靠模仿来展示个性的怪胎。在消费时代，当市场中到处都飘摇着个性的大旗时，真正的个性似乎反而更加遥不可及了。一直以来，春树就以大量拷贝叛逆、蔑视、颠覆和玩世不恭等字眼为个性，把“个性写作”玩得个虎虎生风、淋淳尽致。
同时，一般的写作者是害怕被人指责为“自我重复”的，而在消费时代的背景沔也就不难理解春树为何能够在自我重复上屡试不爽。自我重复是指叙事成分在不同的作品中机械的重复。春树的自我重复主要表现在主题的重复上，同是一个“残酷青春”，同一中个体生活经历，同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