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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繁复的主要原因就出在他对细节的过分的描写上。真正的好小说，一定是在描写方面相当克制的，不管是景物描写，动作描写，还是心理描写。比如我们读库切的《耻》，看到的是一种克制的、点到为止的描写方式。即使是在公认为最艰涩的文本《尤利西斯》中，描写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紊乱无序，在这些作家身上你看到的不仅仅是描写的愿望，是小说丰富的愿望，还有一种真实的愿望。而在蒋峰的小说中，我们或许能感受到一种描写和写作欲望，但没看到谨慎和要求真实的愿望。这种错误不是只发生在蒋峰一个人身上，我们看莫言的早期小说，还有王安忆的后期小说，都能发现许多这样的错误。看来对真实性的忽视真是由来已久！
由于被外在的描写所消耗，在《维以不永伤》中，我们既看不到艺术的真实，也看不到艺术的深刻。或许蒋峰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就没有把自己的目标定在这个方面，他本人在艺术和商业上犹豫不决，他可能想写一部既能表达自己的内心，又能受到大众欢迎的作品。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由于这部小说不加克制和无故拖沓的文风，还有因为繁复而引起的不真实，似乎还无法唤起多数读者的阅读欲望，至少是，书的名声虽然有了，但读者却并没有多少。由于作者在艺术方面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想的高度，只停留在对人物事件翻来覆去的叙述上，人物的性格，或者作品的思想，还有作者的理念都没有在读者面前有一个很好的体现。当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读的是一篇还没有来得及修改就匆匆面世的草稿。
写到这里我怀疑自己的批评是不是合适，就《维以不永伤》这样一部匆匆写就的书来说，是不是值得我这样批评它，我选择的艺术的角度是不是合适。因为从蒋峰作为一个“新概念”第一名出现在文坛开始，他的写作就有商业化的一面，他的许多活动都是在“新概念”的活动日程之内，又多次给《萌芽》杂志写稿。我不知道他的写作有多少是出自自我表达的需要，有多少是为了挣钱糊口。不过从他的表现来说，他还是在坚持自己某方面的追求，但是由于自身条件和生活所需，他在许多地方必须作出妥协。“新概念”出来的所有作者，几乎都要面临这样一种困扰，即使其中的一些已经成为了这一行中的暴发户，但金钱的诱惑和写作的自主的矛盾始终是他们内心矛盾的核心。
结语：“80后”的冰山
一位朋友说，“80后”没有一个人是成熟的。所以最主要的是写，你写他也写。在我看来，“80后”其实是一座露出了一个小尖端的冰山。只是大多数人是通过媒体，通过现在流行市场的小说来了解“80后”，而其实据我所知，“80后”中真正优秀的人物现在还没有冒出头角，但是他们已经存在。
他们在不断的写东西，但他们不像通过“新概念”成名的人那样，一上来就被商业利益所俘虏，他们在思考自己的东西，因此也给自己留出了更多的余地。
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没有几个人喜欢别人把你的创造只看成是一种商品，比如一个人直接拿你的小说的价值等同于几双袜子，但“80后”中有太多写作者却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这条路。他们在写作中做了太多的妥协，顺从于一种盲目的市场需求或者一种假设的市场需要。这样的写作可以解决一个人的生存问题，但绝对解决不了一个人的才华问题。他的才华会在过多的妥协中丧失殆尽，以至最后缺乏自信和兴趣。
从《维以不永伤》来看，蒋峰的写作也遇上了上面的问题。他不是那种文字细腻、能够一气呵成地讲一个故事的作者，所以他的出路有几条，第一是重新修改《维以不永伤》，使它的故事变得更自然，语言变得更简洁，作者的写作思想变得更突出，使之和它三十万字的篇幅真正相吻合。除此之外，就是继续不断地写作自己的东西，而不必太计较市场。余华在过去的访谈中说读者决定作者，我觉得这种说法只能削弱一个作者的自信和方向感，使他变得摇摆不定。这方面散文作家周国平在一篇序言中说得好：在写作的王国里，我是自己的王。每个人都必须写自己的东西，才能防止在这个商业至上的氛围中被他人的见解淹没，才能真正拥有自己精神的骄傲和家园。古老的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就说过，“没有一种心灵的火焰，没有一种疯狂式的灵感，就不能成为大诗人”。虽然他讲的是诗人，不是小说家，但我觉得诗歌和小说都属于艺术，都是激情的产物，很难想像一个整天想着自己的小说能卖几万册的小说作者，能真正写出完美的作品来。
这也许是一个对“80后”作者来说有些过高的要求，因为许多人开始写作并不是以艺术为目标，甚至也根本不考虑艺术的问题。这没有关系，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甚至愿意把这看成是天性和命运的结果。毕竟在一个时代中能有几个奥威尔？能有几个卡夫卡？能有几个王小波？他们都是没有从写作中获得多少物质利益，但依旧发出无比响亮的文学声音的人物。或许在我们年轻的这一群人中，就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在悄然成长！
蒋峰批判当头一棒（1）
当头一棒：给处心积虑想写出最好华语小说的蒋峰
给简单的情节以复杂繁琐的叙述方式，冠庸俗的故事以文学的名义。“如果你不能说服你的读者，你就先将他绕蒙。”蒋峰俨然得到了说这句话的人的真传。整部小说保持着一种紧绷得近乎神经质的语言特质。很简单的一条故事主线被他撕得四分五裂，然后狡猾地将这几根毛线绕成一个毛球，然后在几个线头之间换上不同的身份不同人称进行多角度的叙述……
（上）
我一直坚信写作的最高境界是“归之朴素”。而文本创作真是要归之朴素的话，无疑需要文本创作者摈弃所有的浮华与暧昧，摈弃词藻与笔调的刻意使用，切断所有的复杂利益的浸染，进入到一种平缓、冷静的创作状态。创作者所要做的事情是对将要用来表达其思想的故事进行形象、理性的描述，深入全面的概括。而这种创作，我们可以称之为“叙述”。这里的“叙述”，脱离权益，脱离伎俩，脱离一切能对叙述本身造成任何偏差的东西的侵入，乃至挣脱叙述人思想里的偏执所可能造成的框架的束缚。而行使此种叙述的人，我们可以亲切地称之为“叙述者”。
当一个平凡的叙述者用理性的思维来操控冷静的语言的时候，请坚信这种语言里所展示的意象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或许连叙述者本人都无法察觉，那类似于一种自我解剖，操刀人是叙述者本身，而旁观解剖过程的最直接者就是阅读者。阅读者在目睹解剖过程的同时，对作者思想意识也进行最直观的记录。与此同时，读者通过阅读，通过对表象的观察，进而对叙述者讲述的故事内涵发动深入的破解与汲取，最终达到理解故事，理解讲故事的人，理解讲故事的人所想要在故事这个文本载体里承载的思想理念、社会评论、哲学感悟，如此等等。
叙述一旦开始，不论这个过程如何的艰辛，不论情节或者思想多少次被故事的洪流反复淹没，叙述者始终有义务有责任为阅读者创造一个适合的倾听环境，运筹帷幄将局势控制在自己的范围内，而又给予读者提供更为丰富的空间去自由发挥和想像。作品不同，叙述者创造出来的场景也会各自不一，也许是草原湖畔，也许是沙漠戈壁，也许是深山幽谷，更或者就是你家客厅可以直接通往的那个阳台。叙述者一如既往地调动着读者的兴趣和意念，维持着文字的走向及阅读者所能承受的阅读空间的最大限度。
一旦叙述者失去了基本的亲切感之后，他对读者所表现出来的诚意将大大地削弱，读者与作者之间应该顺利发生的神交将难以实现并升华。三国时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笙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笙也。”王弼的分析中特地引入了读者接受的概念，先“寻言以观象”，而后“寻象以观意”。这样渐进的接受远比一刀切入要来得简明得多。但是历史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比比皆是。蒋峰，算是睁着眼睛却仍然跳进深渊的一个。
蒋峰在《维以不永伤》中给读者创造了这样一个阅读环境：黑色的墙壁黑色的方桌黑色的椅子穿着黑色衣服的人被有黑色灯罩的聚光灯落下的强光投影到地上的黑色的影子。这种环境，其实更适合恐怖小说。但是蒋峰没有，他要讲的只是一个《故事会》上面都可以轻易读到的情节普通的小说。当然，情节普通并不是错误。因为这个社会依旧有很多读者愿意沉溺于这种无端的反复和无聊的叙述当中。现而今真正能够畅销的书，一捧到手上就可以嗅到一股根深蒂固的商业气味来。蒋峰酝酿着自己的故事，兴许是发觉如果就这样将故事不加经营地丢出去，一旦毫无反响，或者只造成“低俗”效果，他的故事就将真的和《故事会》上面的故事一样，仅供人们在等公车或者上厕所的时候用来消遣。这样的结果自然是蒋峰所不允许的，他曾经宣称要写出“最好的华语小说”，而这个愿望的实现肯定需要他的小说得到更多的认可，更多的赞扬。
于是蒋峰想了一个自作聪明的办法：给简单的情节以复杂繁琐的叙述，冠庸俗的故事以文学的名义。“如果你不能说服你的读者，你就先将他绕蒙。”蒋峰俨然得到了说这句话的人的真传。整部小说保持着一种紧绷得近乎神经质的语言特质。很简单的一条故事主线被他撕得四分五裂，然后狡猾地将这几根毛线绕成一个毛球，然后在几个线头之间换上不同身份不同人称进行多角度的叙述（我想这和他的精神支柱福克纳有关），并在故事的某个部分把毛球上的一个线头再撕成三部分，卖弄地告诉读者：请按照编码进行阅读，每一种重新组合的文本都会令你有新的发现和感受。
这简直是故意不让读者读明白！写作技巧的滥用使《维以不永伤》读起来艰涩无味，也使蒋峰陷入了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尴尬困境。这种困境，在蒋峰的不少短篇小说写作中同样存在，譬如《63578342》。应该说，某些故事的难懂是由故事本身的生涩和复杂决定的，但是如果刻意地将一个故事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