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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理想，曾把它写到文章中去。在我死时，我身上积累的一切经验全部流进儿子那颗纯洁的心中。如果实现了这一理想，当儿子把我的一把骨灰埋到地里之后，将开始读我写的定义集。当然，这不过是孩子式的幻想，想到我死之后，生活在今世的儿子将经受磨难，或许我将从各种途径中求得救助，开始写这本定义集……
给〃河〃下定义的方法，跟我和儿子一起给〃好脚〃下定义一样，的确也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是多么简洁明了呀，H先生几乎没有用语言就下了定义。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我和年长的作家H先生一起乘飞机从新德里出发往东走，当飞机飞到孟加拉上空时，在一片黄褐色的沃野中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像倒扣针缝上的深痕。 H先生好像一直在睡觉，可这时他突然做了一个明显的动作（说明他并没有睡觉）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抬手指了一下密封窗的下方。只一瞬间，他就又靠在放倒的椅背上，重又闭上了眼睛。我把头伸到H先生膝盖上方，凝望着窗下。（H先生的这句话， 或者是他的态度鼓舞了我，登机前，我觉得我和H先生出现了对立情绪，事情终于得到和解）。恰好在这个时候，飞机俯冲盘旋，满眼都是奔腾的河，不愧是印度之河，一条真正的河。我曾认为四国的森林山谷间流淌的那条清澈的河才是真正的河。这次，我头脑中又多了一个真正的河的概念。河水比褐色的原野稍浅一点， 看不出在往何处流，肯定是奔向黄褐色的大海。刚才只是H先生的手腕和手指轻轻地动了一下，在接下来的沉默中，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河〃，我认为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对〃河〃下的最好的定义。这同我们登机前发生的那件事一样，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和H先生乘喷气式飞机横穿印度大陆的那天， 和印度人一起等了十个小时飞机，人群中只有我俩是日本人。这段时间他对我说话时，只是嘴唇稍微动了一下，我们到机场不久，他指着《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条消息问我：〃想读这个吗？〃还有刚才我们在出租汽车里时，他给我讲述〃弄脏眼镜〃的故事，以及他说〃河〃时，都只说了很少的话。
去加尔各答的飞机在出发前， 我以为H先生的沉默是在跟我生气，因为我不了解印度的习惯，而且还性情急躁。那时是秋天，机场空荡荡的像一个没着落的仓库，那十个小时本来可以在旅馆中静养，可是因为我的性急，让H先生白白浪费了时间。我认为H先生用这种方式表示气愤，实际上只是我的猜测。H先生出生在一个很大的世代船家， 在日本海沿岸搞运输，（H先生虽然汲取了这个家庭世代积累下来的精髓，却没有走入实业界。）战败后，他好像是特意去寻求苦难，在战乱的中国品尝到辛酸。战后他作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思想家在耕耘着。像他这种人，不管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也不管他走过了怎样的人生，即使是另一种经历，最终仍然如此。他那种天赐的性格是不会改变的， 如果H先生生气发怒的话，别人似乎很难从外界帮他化解，尤其是惹他生气的那个人，更是做不到。H先生还没露出生气的表情时，他还从纸夹中抽出《国际先驱论坛》报给我看。那是有关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批评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的报道。当时，这位音乐家已在国内集中精力为盟友索尔仁尼琴辩护，我曾把他的话记到那天我读的那本书扉页上。
罗斯特罗波维奇说：〃关于独立思考，把自己的所知、所思、所想表现出来，所有的人都必须具有无畏表达出来的权利，而不是把从他人那里得到的经验稍加变动后表现出来……。〃
我认为H先生逐渐表现出来的气愤， 不只是由于我的笨拙和航空公司，还和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压制人权有关。因为下面的这件事，他才给我讲〃弄脏眼镜〃的故事。 当时，我和H先生去新德里是为参加亚非作家会议。那次也有很多苏维埃的作家参加，其中有一位女诗人是H先生的老朋友。会议的前一天晚上，H先生和女诗人辩论到很晚（在这里暂称她涅菲多普娜女士） 。她和H先生年龄相仿，都是五十五六岁，身材矮小，言谈举止中充满活跃的智慧，像个犹太人，城市人的气质使她显得年轻十岁。 H先生不想谈与政治有关的话题，我也没提，但他是一位在国际社会上久经考验的人，问题似乎同当代苏维埃的人权问题有关，其中还谈到刚才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 H先生和苏维埃的文化元老们关系深厚，跟罗斯特罗波维奇对立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们与他关系十分密切。 在亚非作家会议上，H先生用他那种独特而温和的英语同苏维埃的代表们进行辩论，表现出坚强的忍耐力和高超的战略和战术。 H先生似乎在劝说她，〃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如果你参加了在莫斯科的人权运动，并且行为过火的话，一旦被人发现，你还能像这样到外国旅行吗？所以以前在国内，你身为犹太人，不可能有那些过激行为。〃在这次国际会议上，时隔十五、六年后老朋友相见，虽然涅菲多普娜不介意H先生说的话，但她不同意H先生说她是顽固不化的俄罗斯知识女性。 H先生从小就带眼镜，而涅菲多普娜只是最近才把读书时戴的眼镜放在皮包里。涅菲多普娜是一位闻名的诗人，在印度古代语方面，她也是卓有成就的专家，她只是在勤奋阅读由细小铅字印刷的大部头专业书时，才带眼镜， 平时不戴，所以也不怎么擦眼镜。H先生有点神经质，他有一个替她擦眼镜的习惯，那天晚上，他清除口袋里的垃圾时，把眼镜弄脏了……
在去机场的出租车里，H先生给我讲了这件事。一到机场，H先生就走进一家刚开张的酒吧，并坐到柜台边上，喝起了啤酒（也许是更强烈的酒）。一旦喝起酒来，他就无视我的存在了。 本来飞机是上午七点起飞，前几天，我和H先生同日本作家代表团的领导告别后，踏上旅程。对于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旅行，我老是放心不下，过于严格地要求H先生遵守时间。 露天走廊的对面是一个庭院，像一个小树林，好几次我穿过走廊去叫H先生， 他怎么也不起来。最后被我逼得没办法，他终于又给服务员一次小费，然后跟我走出来。巨大的黑色树干和黄褐色的落叶，与其说是属于植物，倒不如说更像矿物质，我回想起这种异常光秃的树木在枝叶繁茂时的景象，我想真正具有印度特色的树木是什么树呢？就这样，我没给机场打电话，也没问飞机是否按时起飞，就催促着出租车，在预定起飞之前勉强到达机场，不知何故，起飞时间延了又延， 已经过了下午，还没听到播音员报告起飞时间。H先生通晓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曾写过一本印度生活经验谈，或许他早就知道飞机不会按时起飞，显然，我做了惹H先生生气的事情。我这么想时，H先生在机场酒吧里自酌自饮，我坐在显示屏前，一边在看从旅馆商店里买的描写印度野生动物的书，一边注意听播音员广播，以免漏听。作者叫E．p．基，是一位农场主，这是一本纪实回忆录，叙述他自己耿直的性格和一生的经历，书中有些奇异的故事，是一本很适合旅行时读的书。刚才我把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写到书的扉页上。现在这本书就放在我的旁边。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出现分裂，E．p．基根据克什米尔地区朋友们的证词，写下了当时发生的奇怪现象。信奉牛的印度教徒们穿越重新划分的国境，从巴基斯坦移居到印度，而不食猪肉的伊斯兰教徒却移居到巴基斯坦，这时，野生动物们也本能地寻找求生之路。巴基斯坦境内的野牛大量迁移到印度，同样大量野猪涌向巴基斯坦寻求安全！
已经过了中午， 飞机还没起飞。等了这么久，我就给H先生讲了这个故事想逗他笑。 这时候，H先生独自一人还坐在柜台边，于是我也坐到他旁边的独脚凳上，要了一杯啤酒。与其说对客人冷淡，倒不如说那张脸流露出的扫兴是对人生的基本态度……这就是印度的酒吧服务员，他端来不太凉的啤酒，似乎在想，哎，哎，又一位日本酒鬼。 我先喝了口酒，然后给H先生讲了上面一段有关动物的故事，可是他一直在望着寒碜的酒橱和一张很大的印度地图，对我的故事丝毫不感兴趣。我又要了一瓶啤酒， H先生只望着酒瓶和印度地图，就好像我不存在似的，就这样，我要了好几次酒，陷入一种决不是不熟悉的冲动中。
回想起来，我的年龄和儿子现在的差不多，也是十七、八岁，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冲动，像年轻人一样，我称它〃跳跃〃，现在我也是这么叫。每次〃跳跃〃快来时，我就想方设法回避，以避免它战胜我，可是有时，连我自己也会莫明其妙地去寻求〃跳跃〃的情绪。包括酒醉后的胡做非为，一年一次，〃跳跃〃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也许这种多年的积累改变了我的生活之路。当然，也不能说〃跳跃〃没有造就我……在新德里机场发作的〃跳跃〃 ，愚弄了长久以来我敬爱的H先生，我这么说也许有些夸大其词。诗中描写一位已过中年的男人，因可悲的恋情而烦恼。当时H先生正在喝酒， 还是那副气哼哼的表情，我认为自己让他看这种诗，愚弄他，说不出这种危险的事情是失礼，还是恶作剧。
我把托盘翻过来，在上面描上眼前那幅印度地图，然后在几个地方打上星星标记，写了一首搀杂着这些地名的英文诗，题目叫《印度地名指南》。现在我还清楚记得这首英文诗（？）的内容：已过中年的男子因恋爱而烦恼，年龄相当的爱人去了地方城市，他满面忧愁，在闷闷不乐地喝酒。我正是通过这些地名，表达出诗的含义。 那天，我们坐火车去参加会议。而昨晚跟H先生争论的涅菲多普娜女士去参加在迈索尔举行的语言学学会。迈索尔，将MYSORE分解开就成了MYSORE，现在，只要查一下正放在桌子上的小辞典，就会想起一碰就痛的伤口、疮，痛苦（悲痛、生气） 之源等等这种令人难受的事。老实说我并没有把H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在国际会议中结下的老交情看成是恋爱关系， 我们的学生时代是在H先生那一时期的作家，即战后文学家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我对H先生做过恶作剧，而同一代表团的O君经常怂恿涅菲多普娜女士扮演H先生的情人角色。可是不管是O君还是我，我们都对年长、 自立的文化人士H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抱有绝对敬意，并没有想把他们俩作为情人撮合到一起。 可是，我把带有挑衅意味的打油诗写到托盘上，当时H先生没戴眼镜，正低着头盯着柜台看，当我把托盘推到他面前时，他戴上眼镜，那种样子像中世纪显赫的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