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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利益的借口，都必须被拒留在宗教的门外。由于北美的生活环境，使得各种宗教的思考内容，也很早就包含了奴隶问题和不同种族如何相处这样的问题。当然，不同的宗教在这些问题上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同的。
尽管，在新英格兰的北美早期清教徒，对于宗教正统问题曾经非常狭隘和固执。他们曾认为印地安人的宗教是魔鬼的宗教，也视教友派为邪教和异己，横加驱赶。但是，在奴隶的问题上，基于他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却在道德的层面得出了自己毫不含糊的结论。
在三百年前，他们是这样理解的，即，使用奴隶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是符合圣经，也是可以通得过他们的道德质疑的。那就是，沦为奴隶的人必须是战俘，以及同意出卖自己的人（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债务奴隶）。除此之外，他们无法接受“买卖奴隶”和 “蓄奴”这样的做法。
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如此推论下来，那个时代的北美清教徒倒是并不反对当时并不罕见的白人奴隶，因为，这些白奴是自己同意以自由和劳务抵债，也就是同意出售自己的。但是，他们却反对买卖和使用黑奴，因为所有的黑奴都是被迫的，非自愿的。
于是，一方面你可以看到，这些清教徒对于奴隶问题的认识，还有欧洲奴隶文化遗留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你却又可以看到，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很有逻辑性的。作为当时北美非常重要的宗教思想流派之一，他们在对一个重大课题进行思考的时候，他们重视的是道德层面的逻辑推理，种族归属却并没有成为他们的一个判断依据。在这个意义上，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他们的思想是非常“前卫”的。
三百年前，刚开发的北美还很混乱，约束力也很弱。由于劳力的大量需求，应运而生的北美奴隶市场正在发展。清教徒基于他们的道德诉求，曾经企图严格地抵制奴隶交易的浪潮。结果就导致了当时发生在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的这样一个故事。
在当时的马萨诸塞，和其它地方一样，移民中的不少人深深地被奴隶交易带来的利益所吸引。其中有些人甚至不愿意再消极地等待别人给他们送来奴隶。
事情发生在1640年，也就是在“五月花号”抵达北美大陆二十年的时候。一个名叫斯密斯的船长驾了一艘货船，从马萨诸塞前往非洲送货。卸下货之后，他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尽管运“活的货物”不如运一般商品那么方便，可是万一成了，不就是为自己开辟了一条新的“致富之路”吗？那么，为什么不顺手弄两个黑人回去，试试这一行呢？那些让人羡慕的发了财的奴隶贩子，又不是有什么望尘莫及的本事。他又望着自己手中的枪，也许觉得自己只是试验一下，不是大批量的需求，不必去当地的奴隶市场花钱买，自己就可以碰碰运气。
于是，这位斯密斯船长居然就带领船员，在他的船的停留地附近，选定了一个黑人村庄作为突袭对象。这大概是一个小小的部落村庄，因为他们小试即胜，一举抓获了毫无防范的几个黑人家庭，然后如数押上船，带回了他所居住的马萨诸塞。一路回程，斯密斯船长一定在做他的“淘金梦”。按照当时北美奴隶交易的现状，他是完全有理由做成这个美梦的。可是谁会料到，这一次，他却偏偏压错了宝。
当时马萨诸塞还是在开拓的最初岁月，但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行政管理。当地人在竭力形成依据一定的宗教道德原则而执行的管理。那里当时是清教徒们的天下。他们的原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圣经所传达的上帝的原则。你已经知道，对于奴隶问题，他们认为，上帝的原则就是除了“战俘”，必须是“自愿出售自己”，才能成为奴隶。虽说他们宣称这是圣经的旨意，然而这显然反映了他们在那个历史时期对于人性和人道的认识深度。
于是，斯密斯船长在当地一些严守戒律的清教徒的眼中，显然是违反了上帝的原则。在贩奴已在北美逐步盛行的时代，这些马萨诸塞的清教徒还是决定顽固地坚守他们这个地方的“道德清白”。外地来的奴隶贩子他们管不着，可是他们决不允许本地居民的灵魂也被魔鬼钩走，不准备让这位利欲熏心的斯密斯船长打开一个缺口。因此，这位船长就这样成了北美奴隶交易史中的一个特例。他在回到马萨诸塞以后立即遭到逮捕。而那些被他劫来此地的黑人，也遇上了“史无前例”的好运气，由当时还处于草创阶段的马萨诸塞司法机构，当即下令用当地的公款送他们回到非洲的家乡。
1641年的马萨诸塞因此有了一条针对从非洲劫持黑奴的法律：“任何人，凡劫持人类者，判不赦之死刑。”
尽管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最终并没有能够真的阻止此后的贩奴浪潮，马萨诸塞和其它殖民地一样，几十年后蓄奴成为普遍的情况。它的港口城市波士顿，也因为转运了大量来自非洲的黑奴而逐步发展起来。
可是，我之所以向你讲述这个北美贩奴时代十分罕见的实例。因为尽管当时很少有人认为这样螳臂当车的行为有什么意义。但是，当你看到，一百多年以后，摧毁奴隶制的烈焰就是起于这最初的一点一点火星，你就会感受到思想的力量，这也就是历史的迷人之处。
清教徒们始终没有放弃这样一个出于宗教理念的道德诉求。也在一百多年来逐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思考。这种气氛最终导致了在独立战争前后，北方对于奴隶问题的彻底反省。
在马萨诸塞，这场思想清理，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马萨诸塞也是最早在奴隶问题上开始挑战立法的几个北方英属殖民地之一。
在独立战争开始前，一个抵制奴隶进口的运动已经在发展起来。1767年，即独立战争的八年之前，他们就在议会提出了“有关禁止本地区进口奴隶的法案”，但是，这个时候议会的上下两院本身还不能达成共识，因此法案无法通过。四年以后，他们再一次努力，终于在议会两院有了一致的意见，通过了一个类似的法案。但是，却遭到当时英皇委派的殖民地总督的否决，法案被封杀了。
独立战争逐步迫近。挑战立法所引起的有关讨论，在马萨诸塞也越来越深入人心。他们不断地重复努力，希望使当时作为执法权威的总督，能够接受一个禁止进口奴隶的法案，但是始终没有成功。1774年，就是在独立战争打响的前一年，议会甚至两度通过这样的法案，最终，依然没能通过英皇的总督这一关。但是，你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马萨诸塞这个地方对于奴隶问题的基本态度了。
这种趋势形成的气氛，即使从当地的黑奴身上，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就在马萨诸塞，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在当时影响并不大的事情。
也同是在独立战争爆发前一年的1774年，北方暖春的五月，马萨诸塞英总督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份申诉书。在托玛斯。盖奇漫长的总督生涯中，他接受过不少申诉，可是这一份却大大地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因为这是一份代表着一群黑奴向英国皇家总督提出的申诉书。他惊奇地发现，在这份申诉书中，这些黑人从人性的原则，基督教的道义出发，甚至从当时的法律中寻找依据，不仅动之以情而且逻辑清楚地推理，得出无可抗辩的要求：他们要求恢复他们和孩子被剥夺的“生而自由”的天赋权利。
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英总督并没有批准这样的申诉。那些交上申诉书之后，苦苦等待，却没有能等出一个结果的黑奴们，也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他们的名字。可是，这就是历史的意义：今天，人类根据永恒的人道与非人道泾渭分明的准则，给曾经显赫的留下了姓名的英总督，和卑微的没有留下姓名的黑奴们，下了孰是孰非的判定。美国成立以后，这份黑奴的申诉书逐渐成为孩子们必受的教育，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
这是殖民时期非常罕见的一次黑奴的合法抗争。为什么是罕见的呢？
因为在当时，黑人作为个人和小的群体，有可能出现偶而的反抗，但是作为整体，不论其人数如何迅速增长，他们在北美注定会在非常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里，是几乎没有自己声音的一个极弱势群体。这不仅因为他们被胁迫，同时也因为，黑人还处于他们偶然进入的这个陌生文化系统的蒙昧状态。
黑人甚至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这不仅是说他们来到新大陆，必须学习主人的语言，还因为当时的非洲不同部落的语言非常复杂。直到本世纪的六十年代，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地方，仍有相当多的黑人讲一种起源于二十几种西非语言的叫“古拉赫”的语言。你可以因此想象，两三百年前的黑人语言状况是多么混乱和无奈。黑奴相互之间都常常无法交谈，他们只能通过逐步学一些英语，来进行黑人本身之间的简单交流。
他们更无法发展自己的文化，只是沦为一种陌生文化的工具。他们对于自由的渴望一开始都只是一种生命的本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根本理不出一个头绪，更不要说提出一个共同目标。大多数黑人还搞不清楚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是怎么回事。甚至在他们许多人的原来文化中，奴隶状态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非洲的部落战争也经常使战俘成为奴隶。种种原因使得黑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逃亡和反抗都只是个别现象，而逆来顺受却被迫成为主流。
因此，这份申诉书出现在马萨诸塞并不是偶然的。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适当的土壤，根本不可能在两百多年前的黑奴中间，生长出这样一棵树苗，没有合适的气候，它也不可能如此健康，茁壮，并且理直气壮地展现自己虽然微薄，却是由苦难积累起来的力量。因为，你可以说，追求自由，这是每个人都与生俱来的本能，然而，这些黑人第一次清晰表达出来的天赋人权的理论，基督教的教义，法制的概念，却不是他们从自己的家乡带来的。
从这份申诉书中，你可以看到黑人为争取自由迈出的第一步，你也同时可以看到马萨诸塞的早期清教徒们的身影。他们逮捕一个斯密斯船长，送回了几家黑人，并没有阻挡住奴隶交易的浪潮。但是他们持续一百多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黑人的逐步觉醒和更多白人的反省。
1775年，独立战争终于打响了，新成立的马萨诸塞“革命政府”遇到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在海上抓到了待售的黑人。一项提案被送到了立法机构，立法机构不仅立即同意了这项将黑人们立即释放的提案，而且附带了这样一个声明：“这种对人进行出售和奴役的行为，直接践踏了造物主赋予全人类的自然权利。我们以及各州都誓言要为自由而战斗到底，而这种行为与这样的誓言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这个声明显然超出了以往通过的法案的诉求，它要求的已经不止是停止奴隶交易，它直接提出了解放奴隶。并且指出了黑人的自由和白人们正在从英国人那里寻求的自由，同属一个人类理想，是不可割裂的。虽然这个声明当时并没有完全通过，通过的只是禁止奴隶交易和虐待奴隶的部分，然而，所有的马萨诸塞人一定听到，奴隶制的丧钟已经开始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