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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使向培尼夫人保证，联邦政府将竭尽全力把罪犯绳之以法。可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却依然是个严峻的问题。
发生在费镇的这个案子，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查清这个案子，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当然是一大胜利，因为他们是在当地白人民众的敌视之下进行调查的，得不到当地民众的任何帮助，而且当地的治安警官就是这个谋杀案的主犯。查清真相的过程就特别不容易。不过，他们知道，困难的事还在后面。
受害的黑人大学生的家属不无忧虑地说，“除非你能够在法庭上将凶手定罪，否则查出来也等于没查。”
读了我以前的信，你一定还记得，按照美国的司法制度，刑事案件要在案发地的法庭上审理，只有陪审团才有权确定被告是否有罪。现在这一谋杀案发生在密西西比州的小镇上，那儿的占了大多数的白人居民几乎全部是具有种族偏见的人。陪审团只能由他们中的人组成，你必须在法庭上说服这样的陪审团，让他们来认定并宣布被告是有罪的。难就难在这里。
这两个血腥谋杀案的发生在美国南方是有历史渊源的。南北战争以后南方种族主义最野蛮的一幕，就是民众私刑了。我曾经在以前的信里向你介绍过，美国的极端南方，一方面，它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相对的法治薄弱点，在美国建立之前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在传统上最缺乏人性思考的地区。因此，那里一向有民众私刑的发生。只是在南北战争以后，变得急剧恶化了。
由于美国的主流文化和基本潮流，美国南方的民众私刑并不是一种受到鼓励的混乱时期的“常态”，而是一个相对未开化和野蛮的地区，在和平时期里阵发性的小型民众暴乱。它在一开始，常常和失去理智的民众在盛怒之下企图自行执法有关。所以，最初的发作，常常都有一个类似刑事案件的起因。
美国南方的民众私刑并不是一开始就和黑人联系在一起的。在南方的奴隶制没有结束之前，黑人遭受民众私刑的比例非常低。这当然不是因为当时的南方白人底层民众对黑人网开一面，而是当时的黑人都还是庄园主的私人财产。一方面，他们活动的自由度和范围极小，几乎没有犯罪率，也没有触怒民众的机会。另一方面，当地的人们承认私有制，他们承认自己无权以私刑处理黑人这样的“他人私产”。
在早期，美国南方的民众私刑并不仅仅是针对恶性的刑事案件，在这样一个落后保守的地区，私刑的对象甚至也包括那些在行为上不能为当地的道德标准所容的白人。在反奴隶制的时代，更有大量来自北方的从事反奴隶制活动的白人自愿者，成为南方私刑的牺牲品。
在这种传统之下，以及在种族偏见盛行的南方，当奴隶制结束，黑人进入社会生活后，黑人非常自然地就成为底层白人民众私刑的最主要目标，南方黑人受到私刑的比例急剧上升。
南方底层民众以私刑把未经定罪的黑人嫌疑犯处死，通常是在象费镇这样的小镇上，一开始总是白人民众传说有黑人犯了刑事案件，往往是说强奸白人妇女。多数情况下，黑人嫌疑犯已经被地方警察逮捕，但是白人民众却等不及法庭的审理，聚集起来把黑人从警察手中抢出来。有时候警察是抵抗的，但是寡不敌众。有时候根本就是警察睁一眼闭一眼地把黑人嫌疑犯交出去的。然后，经常是在大量民众的围观下，他们把黑人活活吊死。这一切是明目张胆地进行的，有时候围观的人多达上千。这是美国南方历史中不亚于奴隶制的黑暗一页。
正因为最初的私刑带有民众执法的意味，因此，失去理性的民众往往刻意夸大它 “符合公众正义”的“合理性”，借以抹去自己对参与残暴行为甚至谋杀的罪恶感。在这种氛围下，民众私刑大大激发了人类兽性的一面，使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对一些特定的对象为所欲为，比如说，他们是敌人，罪犯，甚至异族。痛苦，鲜血和死亡都无法唤醒他们泯灭的人性。
当南方的种族偏见恶性膨胀，一些私刑的发生，已经和刑事案件根本没有关系。暴行往往只是一个公众的节日。这使得极端南方在人性醒悟这样一个美国的立国基本点上，与代表着美国主流文化的北方，与美国的大多数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而极端南方的这种状况始终和无知，狭窄，愚昧联系在一起。极端南方的民众越是拒绝来自外部的影响，越是强调他们自己的生活价值可以脱离人类社会的基本人性追求，他们越是走向人性的反面。这也是三个无辜的大学生会在一个封闭落后的南方小镇被残酷杀害的当地民众心理背景。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不知你是否注意看到，在这两个案子中，KKK极端分子的行为尽管还带有残留的民众私刑的印记，尤其是密西西比杀害三名大学生的案件，涉案人高达19名。但是，非常本质的区别是，他们已经不再是大模大样地张扬了。这两个案子的涉案人都是避开公众的目光，私下里偷偷摸摸地干的。因此，不论是事件本身的性质，还是在涉案者自己的意识中，都很清楚：这已经不是民众暴乱的事件，这是一桩纯粹的谋杀案。
但是，即使案情大白，定案仍然是困难的。因为一直到六十年代，南方腹地的黑人仍没有参与地方政治，不参加选举，也不去争取担任陪审员，陪审团通常是清一色的白人。而能够认定被告是否有罪的，只能是当地的陪审团。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在这样一个地区，如何说服这些可能对黑人民权运动有着与凶手同样仇恨的白人陪审员，“仅仅为了一个黑鬼”，就同意把自己的白人邻居定为谋杀罪呢？
所以说，案子虽然破了，困难还在后头。
这两个案子首先遇到的就是一个司法归属权的问题。这是在美国发生任何一个案件，在进入司法程序时，都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既然美国的整个政府结构是建立在“分权” 以及“制约和平衡”的原则上的，既然司法是独立的，那么，每一个法庭它的权力范围必须是清楚的。它分到多少权，就拥有多少权，界线是非常清楚的。
在这个案子里，显然，假如把审理权“收归”联邦法庭，甚至“收到”联邦高一级的法庭，让陪审员的甑选范围，超出案发地的范围，显然对于“把凶手绳之以法”是有利的。但是，联邦政府却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呢？
因为联邦与州的权力的划分，是美国制度“分权”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划分。而且这个权利是写进了美国宪法的，宪法是全美国人民的契约，谁也没有权利为了解决一个具体问题而毁了美国立国的宪法基础。即使是寻求正义，也必须按照游戏规则来做，谁都知道无法为了一时一事就彻底破坏规则，釜底抽薪。而一个谋杀案的审理权，是州检察官和地方法庭的职权范围，联邦司法系统无权插手。
在这两个案子里，唯一可以有探讨余地的是培尼案的司法归属。由于培尼是一个受训中的美国联邦军队的军人，他的被害使得联邦司法部的插手比较顺理成章，如果是现在，这个案子大概是会在联邦法庭里审理的。但是，那个时候1964年的民权法还刚刚通过，这个民权法是破天荒地以联邦法的权威来覆盖原来由各州自己作主的事务，南方的保守民众从那时起就一直在指责联邦政府“入侵”各州，而联邦政府则极力并且相当勉强地要向南方说明，各州仍然保留着自己的主权。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司法部担心司法权归属问题如不小心处理，反而可能弄巧成拙，造成宪法危机，反过来还可能不利于民权法的实行，因为这一类谋杀案历来就是各州自己管的。因此这时的联邦司法部表现得十分谨慎。在将嫌犯逮捕以后第九天，联邦司法部就宣布这个案子仍由佐治亚州的司法部在当地法庭起诉审理。
可是，正如联邦司法部所担心的，在当时的极端南方，这样两个案子几乎是无法做到公平审理的。
我们先来看密西西比州三个大学生被害事件，作为一个刑事谋杀案寻求起诉的过程。这个案子的起诉显然有它先天不足的地方。当时联邦调查局对于案情的掌握主要依靠后来个别涉案嫌犯的供词。因此，这个案子缺乏直接物证。由于密西西比州包括州长在内的高层官员对黑人民权运动的敌视态度，更由于在涉案的主嫌犯中有两个地方治安警官，联邦调查局对于密西西比州的司法部是否会诚心诚意地起诉罪犯根本不敢抱信任和乐观态度，而联邦调查局的主要证据来自于线民的交代，鉴于当地的状况，联邦调查局又不敢在案子还没有上法庭时，就把线民给泄漏出去。
由于谋杀罪要由州司法部起诉，密西西比州司法部对联邦调查局说，要起诉先要有证据。假如你们不把证据交给我们，单凭我们自己手里掌握的证据，这个案子根本无法成立。于是州长宣布，“我告诉联邦调查局了，我们手里根本没有什么有力证据。除非我们手里有了站得住的证据，否则不能逮捕他们。”密西西比州根本就拒绝逮捕嫌犯。
一直到现在，黑人民权组织还在为此责备联邦调查局。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联邦调查局确实无法信任密西西比州的官员们，而轻率地把自己手中的证人证词交出去。
这样，由于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不敢和密西西比州司法部合作，这起谋杀案就始终没有以谋杀的罪名被成功起诉过。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谋杀罪的审理了。
那么，发生在佐治亚州的培尼被害案的谋杀罪起诉审理过程又是怎样的呢？该案的案发地佐治亚州的麦迪逊县，涉案的嫌犯也是麦迪逊人，所以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就在麦迪逊县法院所在的小镇上。这个至今仍十分安静的小镇当时只有363个居民。法院就座落在小镇中心的广场上，这幢造型古朴的法院红色建筑物至今依然是这个小镇的一个地标。它的前面有一个小小的雕像，是这个小镇历史上出现的唯一一个稍有名气的人物，那是一个医生。8月15日，联邦调查局就把长达1360页的案情简报转交给了州长特地指定的州检察官。联邦调查局答应派出专门人员全程协助起诉。
这个案子的起诉过程似乎相当顺利，因为证据相当充分。1964年8月25日，由当地居民中组成的大陪审团在听取了证据以后，同意起诉嫌犯。
培尼被杀的案子就在离我们家只有3英里的这个法院里进行，12名陪审团成员全部是本地的白人。为嫌犯辩护的是雅典市最出色的刑事辩护律师赫德森和另一个律师，曾经参与起诉日本战犯的前任司法部官员达西。
应该说，就纯粹技术性的法庭较量而言，辩护律师出色地利用了佐治亚州的法律，而州检察官却显得经验不够老到。但是，我已经提到过，这起谋杀案证据是充分的。
但是，联邦司法部的担心决不是没有道理的。法庭的氛围使人一下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这样的地方会发生如此荒唐的谋杀案。在这个法庭里，居然还实行黑白分隔。当被害人培尼的黑人战友一身军服出庭作证时，那些陪审员表现出明显的不满，“黑人居然也穿上美国军人的服装跑到这儿来了”。
在结辩时，被告律师达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