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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夏，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民权法案，在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当时一个在联邦扩权方面步子跨得那么大的联邦法案，能够在一个黑人群众运动激荡的年代，如此顺利地被通过，这和当时肯尼迪总统遇刺给所有的人带来的震动密切相关。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不少原来持反对态度的国会议员，都是怀着对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复杂心情，转变了自己的立场的。肯尼迪总统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这就是美国历史上对黑人，少数民族，妇女等等弱势团体影响最大的1964年民权法。包括我们新来到这个国度的中国人，能够在此安然生存，都离不开三十多年前的这个法案。
约翰逊总统邀请马丁·路德·金等出席了在白宫举行的这个法案的总统签字仪式。
尽管以后数年里，仍然发生过种族冲突，骚乱，甚至流血，尽管至今在种族问题上仍有困惑，异见，甚至仇杀，但是，不仅美国黑人的一个新时代终于来到，美国种族融合的一个新时代也因此开始了。
这个新时代真是来之不易。
就写到这儿吧。
祝
好！
林达
14。两起谋杀案
…
卢兄：你好！
今天我想给你讲讲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最后的故事。
我在前面已经说到，1964年，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这是由肯尼迪总统生前提交到国会的民权法几经周折，最终被参众两院通过的一年。1964年民权法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以联邦法的形式禁止在社会公共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种族歧视，标志着美国终于在法律上解决了从建国起就延续下来的种族问题。从此以后，美国黑人在法律上拥有了和白人完全一样的平等权利。
可是，尽管有了保障黑人平等权利的联邦法律，却并不意味着南方的黑人就立即就有能力和机会来实施这种平等权利。在极端南方的深处，从南北战争以前的奴隶制，到南北战争以后的种种歧视性的地方法律，甚至KKK暴民的私刑，使大量黑人还生活在社会底层。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几个州，就是那几个老牌的南方蓄奴州，佐治亚，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州等，那儿的人口中有将近四分之一是黑人。
但是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给予黑人以公民地位以后的近百年中，这些极端南方州的黑人却一直没有参与政治选举，没有担任法庭的陪审员，甚至在有些地方还不能作为证人在法庭上作证，而这三项正是作为一个公民的最重要的权利。这种状况的产生，有着不同的原因，主要原因当然是由当地的种族歧视的基调造成的。大多数具有种族偏见的白人早就把黑人参与选举看作是对南方白人地位的最大威胁，一直用KKK式的恐怖和威胁把黑人阻止在选举之外。另一方面，从历史上，南方黑人大多比较贫困，分散，文化水平低而文盲多。这使得他们长期以来公民权利的意识比较淡薄。这种状况不是一个简单的联邦民权法就能立即改变的，在法律确定之后，还有大量深入的工作要做。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的选票是非常复杂的，远不是我们印象中一张印有几个名字的小字片。除了选总统，州长，镇长等等，还有大量的议员，地方治安警察等一系列的官员要选。更有大量的法案是民众直接投票决定，而不是议会决定的。在每次选举之前，当地的报纸都会有大量的协助公民选举的阅读资料，包括对即将公民投票的法案的解释和介绍。今天的美国各地，在选举之前，都有大量的人员投入，协助公民对于选举的理解和完成。可是在当时，大量低教育的南方黑人甚至文盲还得不到这样的协助。
因此，对于以马丁·路德·金为首的黑人民权组织来说，在1964年，从法律保障上来说，民权运动已经胜利在握，而对于实质性地改变南方黑人的社会地位，也已经到了胜利在望的时刻。这时，黑人的民权组织已经面临最后阶段的工作，就是帮助南方各州的黑人站出来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特别是选举的权利。此刻，他们首先要做的，是大量深入细致进入南方黑人千家万户的工作。一个个地动员他们参与选举和协助他们进行选民登记，教他们如何进行投票。同时，他们需要面对的，就是极端南方最封闭地区无所不在的对黑人民权运动的敌视，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敌视随时可能被一些南方KKK极端分子演化成真正的危险。
1964年夏天，黑人民权组织选择了密西西比州这个南方深腹地最危险最困难的地区，作为他们教育和发动黑人民众参与选举的“夏季自由计划”的地方。他们在北方的大学里动员了成百上千的大学生，有白人也有黑人，经过训练后，派往密西西比的城镇，宣传和教育黑人民众。
为什么要经过训练呢？因为谁都知道，此去十分凶险。
这些南方的小城镇，散落在大森林和沼泽地之间，地广人稀，历来十分封闭，而且一直是地方自治，可以说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现在想来，我们曾经简单地以为，在那时，整个美国就是一个种族隔离的社会，美国到处都是一样的，美国人也都是差不多的，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误解。后来我们才逐步明白，这些问题只发生在美国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非常特殊的区域。对于这个区域，就连当时的大多数美国白人，都根本不愿贸然前往。因为，在这些当时非常闭塞的南方小镇上，对外来的人，尤其对操着与他们的南方话不同的标准美式英语的“北佬们”，都充满不信任甚至敌意。
我们的白人朋友弗兰西斯对我们说，在六十年代末，他是一个嬉皮士大学生。他有一次打算搭车去佛罗利达，但是，假如有一些可以搭到中途的车，他一定要搞清楚是停在哪一个州，向南方去，他只敢在弗吉尼亚，北卡罗莱那这样的温和南方州下车停留，在往南下车停留就不安全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留着嬉皮的长发，一看就是个“北佬”，这付打扮在那些极端南方州不挨揍才怪呢。
前几天，我和我的朋友卡罗聊起这个话题，她说，她就是在那个年代，随父母从密苏里州搬到佐治亚州北部的一个这样的小镇上的。严格地说，密苏里人并不算是“北佬”，她的一家也都是几代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可是，他们仍然不受欢迎。他们一搬来就遇到一系列麻烦，甚至家里养的狗也不知被什么人药死。童年搬家的经历对她几乎就是一场恶梦。我奇怪地问她，你不也是白人吗？卡罗对我说，你以为这些人仅仅是种族歧视，他们就是狭隘，狭隘了极点。不要说是“北佬”，就是从邻县来的外乡人，他们都不喜欢。他们才不管你是白的红的还是紫的蓝的呢！
在这样的一些区域，又是在南北战争以后经过一百年的较量终于摊牌的时候，一些极为狭隘的南方底层白人，既有从被打败了的那一天就积累起来的敌意，仇视，屈辱，又有对眼看着黑人就要在政治地位上和他们平起平坐的恐惧。他们预感到，这种平起平坐，不仅意味着他们原来已经几百年来已经习惯的封闭生活和秩序，将要被打破，甚至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黑人被当选为某个社区的领袖，黑人将会主宰他们生活其中的社区生活。这对当时生活在这些封闭南方区域的白人极端分子，是一个死也不愿意看到的前景。可是，这个前景眼看着就被历史的潮流推到面前，他们的紧张和恐惧也就随之到了极限。
可想而知，在这个时候，带着推动这个历史转变的任务而进入南方深腹地的民权工作者，有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对于这些南方白人极端分子来说，这根本就是南北战争的最后一仗。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这个形势下完全可能罔视法律，铤而走险，以死相拼。
黑人民权组织中，有许多人生长在南方，来自南方，深知这些特殊区域的禀性，当然也就深知这些“深入虎穴”计划的危险性。于是，他们提出要求联邦政府对那些参加这个行动计划的志愿者们，加以保护。
这个时候，马丁·路德·金等黑人民权领袖在美国已经有了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肯尼迪总统遇刺以后，以约翰逊总统为首的联邦行政分支从一开始就相当重视这些年轻人的安危，但是联邦行政分支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向这些被黑人民权组织的号召所吸引，志愿参与行动的年轻人说明事实，希望能够达到劝阻的目的。
在“夏季自由计划”训练的时候，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就一再前往，希望这些年轻的志愿者明白，由于美国宪法对于联邦和州的双重主权的划分，联邦是不能直接干预州和地方的治安的。这不仅因为维护治安是地方的权利，更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在美国根本就没有一个中央一级的警察机构。美国建国两百年来，联邦政府的职权已经有了惊人的扩大，但是从起草宪法开始，联邦政府权利的扩展就是美国社会的一忌，每走一步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弹。1964年民权法和其它联邦法律一样，基本上仍由各州自己实施，联邦政府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贸然用联邦的名义到各州去强制实行联邦法律。更何况，治安，特别是预防性的治安，按照法律完全是州政府的职权范围。
这在我最初给你写的信中就提到过了，美国民众对于建立一个中央政府控制的警察机构，一向充满警惕，虽然他们深知他们因此时时在付出安全的代价。
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对这些执意前往的年轻人说，你们必须明白，如果你们一定要去，你们必须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免招致危险。因为你们只能向你们所要去的州和地方的警察寻求安全保护，“我们不能跟去保护你们”。其原因是，“美国实际上没有一个联邦的警察机构，许多人以为联邦调查局是一个这样的机构，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向黑人民权组织再三解释，联邦调查局只是联邦的一个调查机构。也就是说，在出现跨州的犯罪活动是的时候，联邦调查局有权依法到各州进行调查以获取证据，使得联邦司法部可以用这些证据来进行起诉。但是当你们到南方城镇去的时候，我们却不能荷枪实弹地跟你们一起去保护你们，因为这样就侵犯了州的权利。只有各州和地方上的警察有权管治安。
明确地说，就是假如犯罪行为发生了，假如有人被伤害甚至让人给杀了的话，联邦调查局有权来侦查犯罪活动；但是，这是一个调查机构，在犯罪行为没有发生的时候，联邦调查局也无能为力来进行跟踪保护。
谁都知道，在那个时候，密西西比州的州长和阿拉巴马州的州长本人就是种族主义者。地方上的治安警官都是当地白人民众选出来的，很多人也是白人种族主义的激进分子。我想特别向你指出的是，这些治安警官基本上都不是胡作非为的歹徒，他们大多恪守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职责，问题在于，他们中的很多人和选出他们的当地底层白人民众一样，是抱着强烈种族偏见的激进分子。在他们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