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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方式推动社会渐进，对契约双方的要求都很高。
对于契约的一头，要求司法独立和司法的公正与公开。否则，你一头撞上去，结果官法勾结，私下里关起门来三下五除二地就给判掉，关起来了。司法体系对这样的挑战，也根本没有按照法理去认真对待的诚意。当然，也就不会产生任何意义。这是对于司法制度本身的基本要求。
对于契约的另一头，则要求挑战者对大家已经制定的契约必须遵从。既然是“挑战”，那么就可能是有输有赢的。赢了固然是皆大欢喜，但是输了就得准备接受原来法律的制裁，因为法律是大家的契约。大家还不能接受新的契约，你就必须接受原来的约束。往简单里说，就是“挑战”不成，那么该坐牢还是得坐牢去，不能因此就给法院扔炸弹。这是对“挑战”一方的基本要求。
所以，故意地挑战司法，是需要勇气的。一般来说，到了“挑战”的时候，也就是估计民意也已经到了“火候”的时候。假如还完全没有民意基础，只是一场盲目挑战的话，那几乎等同于自投法网，同样毫无意义。
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在“火候”差不多的时候，正好出现一个案子。尽管不是故意制造的“挑战”，但是，所有推动这个进步的人，都会全力以赴，把这个偶然出现的案件，变作一个“挑战司法”的机会。你一定猜到了，对于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阿姆斯达”事件，就是这样一个机会。
当时的美国北方，反奴隶制的民意基础已经完全具备。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更是宣称，现在已经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摆脱奴隶制的时候了。虽然，激进反奴隶主义者并不是多数，但也已经遍布各处。在宪法保护下，他们建立了各种如“反奴隶制协会”这样的民间团体，相互之间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所以，“阿姆斯达”事件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是默默无闻地就“走过场”的。黑人们刚刚到达新伦敦，立即有人向纽约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们通报情况了。
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已经决定，“利用”这一事件，向奴隶制挑战。当然，采用的方式依然是“司法挑战”。
“阿姆斯达”号的叛乱，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法律的严重触犯。黑人奴隶，夺了船，还杀了人。如果把这个事件按“无罪”去辩护，不是辩称黑人“没有夺船杀人”，而是辩称这样的“夺船杀人”不是犯罪。这显然是对于司法的挑战，尤其是在一百五十年前的状态下。
你已经知道，当时的美国还是一个局部奴隶制的国家，自由州的黑人也还没有公民权。正如我以前告诉过你的，种族偏见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完全还是一个白人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要把一个“黑人杀了白人”的案子辩成无罪，显然是一个相当严峻的挑战。
也许我必须向你讲得更清楚一些，这里的“利用”二字，没有任何的贬意。他们打算利用“阿姆斯达”事件，挑战奴隶制，但决不是利用黑人作为工具的意思。他们挑战的目的之一，就是营救这些陌生的黑人。也许更简单的，是探究一下这些激进的反奴隶制主义者，究竟是怎样一些人。
在电影里，代表激进反奴隶主义者的两个形象，就是那个为黑人辩护的年轻白人律师，和一个参与营救活动的黑人。在历史上，参与这次“阿姆斯达”营救的，可以说是整整一个“团队”。有大量的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场没有报酬，没有私人利益的 “挑战”。而且，在长达三年的持久战中，所有的费用都是来自美国人的私人捐款。参加营救的基本上都是白人。原因很简单。
就象美国历史上无数次这样的历史性推动一样，这是一场司法大战。真正在里面起作用的人，都是精通法律的律师。当时在北方的黑人虽然是自由的，也有着最强烈的反奴隶制的动因，但是，他们还没有成长到具有真正的实力。
那么，这些激进反奴隶主义者的白人，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动因呢？答案是：宗教理想。你还记得我以前提到的，在北美殖民时期，最早在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和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他们持续两百年的反奴隶制的努力吗？那么，这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他们的出发点，是对于人类不平等所造成的苦难，持有一种宗教性的深切同情和慈悲心怀。所以，才会产生这样无私而持久的抗争，才会激起如此巨大的热情。
我们再回到这个案子。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宪法所建立的制度在严格地起着作用。因为，从建国开始，“挑战司法”就是体制内寻求社会改革的一个正常程序。在这个制度下，要推动改革的人们，也就会立即进入这个制度所设定的程序。他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集合起一批志同道合的高质量的律师，向法庭申请，自愿成为“阿姆斯达”号黑人一方的辩护律师。然后开始研究案情。因此这里没有什么非常举动。所要做的，就是律师的正常工作。
与电影所讲述的故事有所不同的是，历史上主动出来代表“阿姆斯达”号黑人进行法律辩护的，并不止是那个孤单的年轻律师，参加工作的几乎是一个律师团，有前面的法庭辩护，也有后面的大量资料和分析工作。在开庭前的最初准备工作中，他们就意识到：现有的奴隶制尚未被打破，因此，在原有的法律之下，在自由州，蓄奴是非法的。但是在蓄奴州，奴隶的武装暴动，杀死奴隶主，也是非法的。在美国分治的原则下，有关奴隶制的立法权在州一级，联邦法庭无权干涉。各州的法律当然也无法相互套用。
古巴虽然不是美国，但是，这是一个合法的蓄奴国。因此，如果仅仅用自由北方的法律去辩护，当然同样可以利用法庭辩护提供的论坛，大大宣扬一番废奴的理论。然而，胜诉的可能几乎微乎其微。这将不仅影响“挑战司法”这一举动的成功，而且，这些涉案黑人的生命，也将面临极大的危险。
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所有挑战司法的案件中，律师们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首要问题。这是极具技巧性的技术问题：在旧的法律仍然起作用的时候，怎样利用原来的法律，在法理上往前推，逐步建立新的立法依据。
这些律师决定的第一个辩护策略，就是宣称“阿姆斯达”号上的黑人，不是合法奴隶，而是自由人。尽管当时所有的证词证据，都证明这些黑人是合法奴隶。然而，他们从得到的有关这个案子的最基本情况中，已经凭着职业敏感，捕捉到了表象之下的一线蛛丝马迹。引起他们疑问的，首先是那四个十二岁以下的黑人孩子。
他们注意到，西班牙在1920年签署过一个禁止从非洲进口奴隶的协议。距离“阿姆斯达”事件，这个协议已经签署了整整十九年。如果这些不到十二岁的黑孩子是合法奴隶，他们必须是在古巴出生的所谓“拉丁裔黑人”。还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他们知道的案情都来自西班牙人的一方，原因是，黑人们都不会说古巴的通用语言，西班牙语。
这两个信息放在一起，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出生在古巴”的孩子，竞一点都不懂当地的语言呢？
但是，哪怕是再有道理的疑问，也只是一个疑问，而法庭是讲究证据的。再说，即使能够因此使法庭相信，这些孩子是在“1820年协议”之后，从非洲非法进口的。那么，那些成年黑人呢？尽管很难想象，他们在古巴生活了十九年还没有学会西班牙语，可是，你也不能说，这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他们的疑问，很快就从一个叫做杰尼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那里，得到了间接的证明。杰尼就住在黑人关押的新伦敦。事情一出来，他就设法与那两个西班牙人谈了一次。两个西班牙人根据自己在古巴的生活经验，觉得在一个“白人的国家”，如此清楚的“黑奴造反”，“杀人越货”的案情，美国白人的司法当然就是“帮”白人货主的。只不过是等待一个例行手续而已。因此，在与杰尼的交谈中，路易兹很轻松地透露了一个情况：这些黑人都是刚从非洲来的。
这个旁证给了律师们极大的鼓舞。尽管依然需要证据，但是，他们的辩护思路已经变得非常明确。
还有一个电影里没有提到的情节，也很有意思。就是“阿姆斯达”号黑人的主辩护律师班德文，耶鲁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者的外孙。他的外公罗杰。谢蒙不仅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在后来举行的制宪会议上，也是与会者中最主要的反对向蓄奴州妥协的一个。在整个“阿姆斯达”事件中，另外两个最积极的参与者，亚瑟。 泰朋和鲁易斯。泰朋，是两兄弟。他们则是大名鼎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后代。鲁易斯。泰朋后来成为“阿姆斯达”委员会的三个负责人之一。
这一批人，除了他们的宗教精神之外，坚持开国者们起草“独立宣言”时的立国理想，也是他们思想中非常清楚的一条脉络。
不管怎么说，当务之急应该是和他们试图帮助的对象，“阿姆斯达”号的黑人设法交流。一开始，他们在纽约找了三个还能够说非洲语言的黑人，请他们一起去纽黑文的监狱探监。其中一个名叫凡瑞，他是在十二岁的时候，在非洲遭到绑架，被卖到美洲来的。
在电影里，斯匹尔勃格把这种交流的巨大困难，表现得非常真实。可我想，事实上他们的交流，可能比电影里更为困难。刚刚来自非洲部落，又有着几个月来与白人发生的最恶性交往经历的黑人，与来自纽约的白人律师，你说他们之间的距离，是不是要多大就有多大。极端的不信任，加上语言还不通。再说，对于黑人来说，他们怎么想得通，这两个白人要来干什么呢？
律师带去的三个纽约黑人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非洲部落的语言种类太多太复杂。他们搞了很长时间，还是无法交流。到最后，只有凡瑞说，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几个孩子肯定不是在古巴出生，而是从非洲被卖过去的。对于这点收获，他们已经很高兴了。
在纽约，九月初就成立了一个“阿姆斯达”委员会。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介绍这个事件，寻求支持。最重要的任务是募集捐款，除了支持这场诉讼，还考虑提供 “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们在狱中的生活必需品。
今天看来，泰朋参与负责的“阿姆斯达”委员会，真是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例如，他们以“自由之友”的名义，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征集捐款。他们在广告中宣称，这些非洲人追求自由反抗奴隶制的权利，来自于自然法，国际法和“自由与人道的呼声”。他们的广告一出来，立即就有捐款寄到。
又如，在他们的干预下，事实上黑人的居住条件很快就得到改善。除了辛盖和其他案子的重刑犯关在一起之外，所有的“阿姆斯达”号黑人分成四间。四个孩子一间，其余的黑人分成三间。他们还为黑人提供了衣物等其它生活用品。
“阿姆斯达”委员会用很大一部分精力，吸引民众关心这一船黑人的命运。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