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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剧烈动荡的国内国际局势，新疆督办盛世才对苏联和共产党的态度，即刻发生了急剧变化。
1939年9月，中共代表邓发离任前在与接任者陈潭秋交谈时，曾这样评价说：“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有野心的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他还在党内对同志们说过：“盛世才革命是不可靠的，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个评价，真可谓入木三分。
盛世才提出所谓“六大政策”，实行亲苏亲共，其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借助苏联和共产党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容不得任何有碍于自己实行独裁统治的事情发生。1938年9月新疆召开“三全”大会期间，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的共产党员林基路，在会上向到会代表散发了一本抗战歌集，歌集的扉页上印有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盛世才的头像。盛世才看到自己的照片被印在最后边，大发雷霆，以“擅自印发抗战歌曲”为借口，给林基路记大过一次。1939年2月，高登榜等20余人从延安来到新疆，盛世才在宴请这些人时，威胁说：“新疆是个封建色彩十分浓厚的地方，不能把延安的办法用在新疆。新疆的六大政策是以新哲学和马列主义为基础，是惟一正确的政策，如有人把延安那一套搬到新疆来，那我就请示毛主席把他撤换。”他安排在共产党员身边的特务，时时都在监视着共产党员的行动。
正因我们党看清了盛世才的军阀本质，所以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尤其是邓发、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这些党的高级干部，都十分注意策略和工作的方式方法。所有从延安派到新疆的人员，一律用化名，尽量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分。党员要过组织生活，但都秘密进行。盛世才不让宣传马列主义，只允许宣传他的“六大政策”，共产党员们就以马列主义精神去宣传“六大政策”。甚至有时借用几句吹捧盛世才的话，来达到宣传我党政策的目的。共产党员们都严格要求自己，不为自己谋取私利，不违法乱纪……
尽管盛世才有那么多特务，却很难抓到共产党员的什么把柄。然而，盛世才历来狡诈多疑，心狠手辣。他排除异己惯用的手法，就是凭空炮制所谓的“某某阴谋暴动案”；给政敌罗织罪名；加以剪除。比如；1933年6月26日他制造了所谓“陈中、陶明樾叛乱案”；同年10月，又以阴谋手段除去了曾支持他上台的东北义勇军首领，最后连新疆省主席刘文龙也被他除去；1937年8月间，又以“阴谋暴动案”为由，除去新疆省副主席和加尼牙孜等数百人。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这个政治流氓错误估计形势，认为苏联靠不住了，共产党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加快了他的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的步伐。
秋天，他将反共矛头直指毛泽民，诬称毛泽民在水磨沟召开“秘密会议”，进行“阴谋活动”。
水磨沟是迪化城东北部的一个地名。当时迪化城供应的面粉全靠这个地方的水磨碾磨，所以称“水磨沟”。大约是九、十月间，毛泽民因长期超负荷工作，旧病复发，经盛世才批准，来到水磨沟的萧曹亭养病，顺便调查了解水磨业务开展情况。
养病期间的一天，刚从哈密出差回来的老战友郑亦胜得知消息，拎着一些哈密的红鳝鱼前来探望。事有凑巧，就在这一天，财政厅的4位科长也前来探望老上级。毛泽民热情地留客人们吃晚饭，大家边吃饭边聊天，很晚才散去。不料这件事被盛世才的特务知道了，向盛世才作了报告。盛世才不分青红皂白，便诬称毛泽民等人在水磨沟召开什么“秘密会议”。第二天一早，盛世才亲下手谕，要毛泽民立即离开水磨沟返回城内，另觅地方养病。
这只是盛世才反共阴谋的开端。
1942年1月底，盛世才突然决定组织一个有30多人参加的审判委员会，宣称要审判杜重远和陈培生“阴谋暴动案”，还要复审“阿山案件”，并特意请毛泽民和王宝乾参加审判委员会。
所谓杜重远和陈培生“阴谋暴动案”，都是盛世才一手炮制的假案。
杜重远，爱国民主人士，原任《新生周刊》主编。盛世才为标榜自己进步，1937年9月邀请杜重远入疆，任新疆学院院长。杜秉性刚直，不畏权贵，入疆后多次在集会演讲和刊物撰文中抨击时政，宣传抗日，引起盛世才不满。1939年10月，盛世才下令解除杜的院长职务，将其软禁在家。4个月后，又炮制了一个所谓“杜重远阴谋暴动案”，诬指杜重远是受汪精卫指使到新疆，策应日寇侵华战争，企图在新疆建立傀儡政权，将杜重远和新疆学院的一些进步学生及省城一大批进步人士近千人，逮捕入狱，严刑逼供。后来，盛又假惺惺以宴请为名，诱使杜重远吃下一个注射了毒药的苹果，使其中毒身亡。盛世才派人将杜的尸体偷偷埋葬于荒野。
陈培生，原名刘进中，是从莫斯科来新疆工作的。他到迪化后，哈密边务主任向他推荐一名进步青年叫孟宪曾。他遂将孟推荐给盛世才任新绥汽车公司情报员。盛世才当时没有同意，并将孟逮捕，予以严刑逼供，要孟承认是陈培生的学生，是陈将其发展为秘密组织成员充作间谍，还要证明陈培生组织了马克思研究小组进行反政府阴谋活动。这样就给陈培生扣上了托匪、反政府和反苏罪名。其实，这都是假的。
所谓“阿山案件”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案件又叫“布哈提事件”。苏联十月革命后，一些旧沙俄的官僚老财带着财产跑到国外，其中有些人也到了新疆，人称“白俄”。有些“白俄”后来被盛世才安排了重要职务，一个叫“布哈提”的白俄就被安排做了阿勒泰地区专员。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布哈提为配合苏联国内反动势力颠覆苏维埃政权，乘机唆使富蕴县的县长叛乱，把在富蕴县工作的7名苏联专家抓起来，五花大绑地推上干柴堆，活活地烧死了。苏联政府外交部对这次反革命事件提出抗议，新疆各阶层人士也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布哈提一伙。在这种形势下，盛世才无法推托，只得逮捕布哈提等11名为首者，将他们押到迪化公开审判。审讯中，布哈提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可是，盛世才为达到反苏目的，却故意将“布哈提叛乱事件”亦即“阿山事件”，说成是受苏联总领事指使策划的，将罪名推到了苏联身上。
盛世才这次组织所谓“审判委员会”审理这几个案件，并要毛泽民和王宝乾参加，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将中共人员卷入反苏活动之中，为其进行反苏反共活动提供口实。王宝乾是联共（布）党员，当时任《新疆日报》社社长兼外交办事处处长，也是由盛世才邀请来新疆帮助工作的。
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和毛泽民、王宝乾等，都很清楚盛世才组织这次“审判”的险恶用心。事前，他们研究了对策，决定在审判时尽量少发言，以防被盛世才钻空子；同时，要特别注意被审人的口供，掌握证据，以便必要时揭穿盛世才的阴谋；特别是要注意审判结论，不要签字；如果一定要在审判书上签字，就必需附加意见，说明自己的立场。
然而，狡猾的盛世才知道自己的阴谋经不住法律的检验，对几个案子的审判都不作结论，也不允许审判委员会成员在审判书中附加什么意见，只允许在被审人最后的口供上签字。毛泽民和王宝乾把自己要附加的意见写成了一份书面材料，直接送给了盛世才。
盛世才见到毛泽民，气急败坏的指责毛泽民不忠于政府，追查是谁在幕后指使？毛泽民据理力争，毫不退让。盛世才怀恨在心，要对中共人员公开下毒手了……
第十九章 天山雄鹰天山雄鹰
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突然杀害了自己的同胞四弟盛世骐。盛世骐曾在苏联红军大学学习，思想进步，亲苏亲共，反对盛世才“拥蒋反共”。他1941年底从苏联毕业回国后，担任了机械化旅旅长。心狠手毒的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竟然连自己的胞弟也容忍不了。
就在盛世骐被害不到一个月，盛世才施展其惯用的手法，经过精心策划，指使人以“晋庸”署名在《新新疆》杂志发表一篇文章，炮制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诬称：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在总领馆召开会议，阴谋发动群众，建立组织，在4月12日群众集会上刺杀盛世才，进而夺取新疆全省政权。为了更能欺骗群众，欺骗舆论，盛世才指使其得力打手治安处长李英奇，逮捕了臧谷峰、李一欧等人。臧谷峰是继毛泽民之后担任财政厅长，思想比较进步，但不是共产党员；李一欧是教育厅长，也不是共产党员。这两个人在特务们的严刑逼供之下，胡乱编造口供，编出了一个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煞有介事地说什么周彬（毛泽民）、潘柏南（潘同，和田警备司令）、行政长卢毓麟等人，都参加了在总领馆召开的会议。
这个反共信号发生之后，盛世才马上以“另有任用”之名，将在新疆各地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调回迪化。
毛泽民此时已无法工作。7月2日，他愤而向盛世才提出辞职。
对盛世才的反共阴谋活动，陈潭秋、毛泽民等早有警觉。他们及时通过各种途径将新疆的各种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同时还征得中央同意先后将一些过于暴露或缺乏工作经验的同志陆续送回延安。鉴于盛世才的反共活动，陈潭秋和毛泽民将回到迪化的所有共产党员组织起来，开展整风学习，成立了整风学习委员会，向大家讲明形势和可能出现的情况，教育大家要坚持革命气节，坚定革命立场，在任何情况下不投降、不变节；另一方面，又数电中央，建议采取紧急措施撤退在新疆工作的同志。陈潭秋和毛泽民等还拟定了分三批撤退的人员名单。按照这个名单，陈潭秋和办事处的人员最后一批撤离。
中共中央已经知道新疆形势已处于危急状态，同意在新疆的工作人员除留下4人外全部撤回延安。然而当时苏联政府告知已派外交部官员与盛世才谈判，估计盛世才的态度可能会有某些变化，故驻新人员又推迟了撤退日程。
9月，盛、蒋勾结步伐加快。蒋介石派出宋美龄、朱绍良、梁寒操等人飞抵迪化，与盛谈判，拍板成交。蒋介石任命盛世才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新疆边防督办、省政府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任、十九集团军副司令等9项头衔。作为交易，盛世才同意国民党军队入疆，表示完全肃清全疆共产党，将新疆外交权交由中央，并将苏军驱逐出新疆。
面对急剧变化的险恶形势，毛泽民提议尽快撤出驻新人员，并建议陈潭秋先走，自己留下，表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怕什么杀头，我决意与大家在一起，战斗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