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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这笔巨额美钞发挥作用，第一步需要在上海兑成当时国内通用的法币，运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再由联络处换成部队急需的军用物资，转运到各地。而上海———西安之间，不仅有着遥远的地理上的距离，更有着险恶的政治上的阻难。蒋介石虽然被迫表示同意抗日，骨子里仍是不忘反共。因此，兑换和运送捐款的工作相当困难。
党中央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毛泽民同志。协助他执行任务的有钱之光（贸易局局长）、任楚轩（绥德分行行长）、危拱之（西安红军联络处会计）和夫人钱希钧。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同志找毛泽民同志谈了话，传达了党中央的嘱托和期望。
为了尽快完成这项任务，泽民同志最初曾经设想采取“合法”方式，在西安开设一个钱庄。按照钱庄的业务手续，将一部分款项从上海信汇西安，比较安全方便。于是他们找好房子，搭好了班子，并以《西京文化日报》发行科长寿松涛、编辑边寻峰等人的名义向国民党有关部门提出了申请。但是，经过多方交涉，未获批准。不得已，他们的全部工作只好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
1937年二三月间，毛泽民等5人，先后从延安、西安到达上海。为了取得合法身份，在上海地下党的协助下，他们开设了一个纸行，专营批发业务。任楚轩担任纸行“经理”，钱之光为“职员”，毛泽民化名周彬充当“老板”，钱希钧自然就成了“老板娘”。
这些来自延安窑洞的“土包子”，一下子都成了十里洋场的上海“阔佬”。钱之光、任楚轩住在纸行（设在泥城桥）里，泽民和希钧同志在徐汇区愚园路永昌里租了一座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楼，作为老板的“公馆”。为了遮人耳目，他们还把钱之光的女儿，希钧的侄女钱宛正（18岁）从浙江老家接来做“佣人”。危拱之同志则住在她姐姐危淑元家里。她的姐夫是一个进步的民主人士，可以掩护她的活动。
安排就绪后，泽民同志就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手中接过了那笔巨额捐款，隐藏在愚园路的住处。而隐藏捐款的具体地点，除去泽民夫妇外，谁也不知道。为了这笔款项的绝对安全，泽民同志规定了严格的纪律：由钱希钧负责与钱之光、任楚轩、危拱之同志单线联系，他们不得随便到这里来。有一次，泽民同志看到钱宛正的弟弟钱纪昌来到了愚园路“公馆”，立即严厉地批评希钧说：“我们这里是党的秘密机关，不经研究同意，怎么能随便带人来呢？亲戚也不能违反规定！赶快让他回去。”
当时他们这些“经理”、“老板”们，开商行，住公馆，雇佣人，穿高级衣着，而且身边确有“万贯家财”。别人一定会以为他们非常阔气哩，其实他们每人每月的全部生活费只有15元。这样一点钱，要在上海这个花花世界里维持“老板”的身份，只有压缩自己的膳食费。
泽民同志20年代曾在上海以“大老板”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对十里洋场颇为熟悉。他身穿毛哔叽西装或者派力司长衫，出入交易所，一般是不会引人怀疑的。但他还是十分谨慎、周密，不留半点破绽。他有时兑换国民党钞票，有时买西安银行的汇票，有时上午买了公债，下午再兑成钞票。由于每次兑换的金额不能太多，有时他一天跑好几次交易所。换来的钱钞随即就由钱之光、危拱之或钱希钧送往西安交红军联络处。
钱之光同志时而长袍马褂，时而西服革履，手提华贵的皮箱，由侍者（他的警卫员）陪同出入于上海———西安车站，每当遇到盘查，侍者便打开他们携带的箱箧网篮迎上前去，掩护这位富商大贾。希钧和拱之同志则装扮成军官夫人、阔商太太一类的贵妇人或者成为西安古城进得参佛的香客。他们用塞满箱子的高级衣料、化妆用品或者香烛纸钱，掩盖着夹层皮箱底部的大批钱钞，乘坐高级包厢，以避开杂乱的耳目。为了缩小目标，他们每次都是分开单独行动。行前，泽民同志用暗语向西安发去电报，联络处便派小车到站台来接他们，以免除繁多的检查。
有一次，希钧陪拱之同志买火车票，从上海车站刚出来，身后就跟上了几个人。满脸堆笑地追着说：
“太太，太太，到西安请赏光到敝店小住，敝店备有高等客房，宽敞洁净，招待周到……”
“还是到敝店下榻吧，敝店的字号是……”他们的话还没说完，装扮成国民党军官太太的拱之同志就把眼一眯，嘴一撇，摆起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气，傲慢地说：“走开，走开，讨厌！”说着转身离开了他们。看到她这副神态，希钧暗自发笑。希钧和拱之是1931年相识的老战友，没想到这迈着两只“解放脚”走过雪山草地的女红军，耍起军官太太的派头来还真像呢！
经过四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到“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之前，兑换运送捐款的全部任务基本完成。在工作临近结束时，危拱之同志病倒了，她腹部长了一个瘤子，越来越大，泽民同志安排她到保隆医院作了切除手术。手术后七天她即返回西安接受新的工作任务。不久，“八一三”之战打响，形势紧张起来，按照泽民同志的安排，钱之光、任楚轩同志先行撤离上海，希钧搭乘李克农同志的车子，转道南京经武汉回到西安。泽民同志打发钱宛正从水路回浙江老家后，便赶到上海火车站。当时车上车下混乱不堪，哭声喊声连成一片，大人小孩挤作一团，连车门也堵了个严严实实。泽民同志急中生智，声称自己是新闻记者，要了解难民情况，揭露日寇罪行，便拨开人群从窗口爬上了火车，辗转劳顿回到延安。
就这样，一笔巨额款项，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国民党严密控制的上海运到了西安，不久又变成了杀向日寇的枪炮子弹。
第十八章 延安新生活舵手毛泽东
中央主力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堵截中，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陕甘。应该说这是一次战略的大转移。
陕甘根据地，是30年代初由刘志丹、谢子长分别在陕北、陕甘边界领导武装起义后创建的两块根据地合并而成的。它包括延长、延川 、保安等六座县城，游击区扩展到周围17个县。
这里与井冈山有着惊人的相似，只不过井冈山是丘陵平原，两处面积相当，当年迎接的他们的是袁文才、王佐，而今天迎接他们的是刘志丹、谢子长同志。两人身穿粗棉蓝布衣，头上箍条白毛巾，和普通的陕北人没有两样。
毛泽东住下来后，了解当地习俗民风时，竟吃惊地发现，这里愚昧不开，很多人不知北平在哪？日本人是谁？因为帝国主义的铁蹄还没有蹂躏这片黄土高原。
延安有3000年的历史。在1938至1939年日本人的飞机把它变成废墟前，一直保持着古老的风貌、像陕北人头箍白毛巾一样原始。
窑洞，是陕北的一大特色。前有拱形门廊，装上纸糊的花格窗子，地面上铺着灰石头，后墙是匆忙整理而就的山坡。
红军来后，这里的窑洞大大增多，像蜜蜂的蜂窝一样蜂拥而至，十分壮观。
在毛泽东和贺子珍住的窑洞里，四面是新刷的白灰，一张床一个蚊帐，还有一张桌子，墙上挂着一张地图和马灯，最奢侈的就算那个木制的洗澡盆，还有那个随身带的皮箱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毛泽东来陕北不久，就打了一个大胜仗。红军突然从南北山上向直罗镇猛扑下去。蒋军第一○九师的一个团在突围中被红军全歼。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直罗镇大捷，并没有使毛泽东放松应有的警惕性。随着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国民党当局调集重兵到陕甘苏区周围，包括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还有胡宗南、毛炳文等部，计有“围剿”兵力十多万人。蒋介石亲自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而以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国民党方面的兵力比中央红军主力和陕甘红军要多好几倍，并且正在气势汹汹地继续向根据地推进。
从陕甘根据地内部来说，中央红军到达前出现了“左”倾错误，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9月下旬开始了错误的肃反，原陕甘根据地的不少军政干部被捕被杀，甚至连刘志丹也被关了起来。很多干部、群众非常不满，使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中。
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听后十分生气地说：“陕北的肃反有扩大化问题！听说刘志丹也被关了起来？”
郭洪涛道：“有此事。”
毛泽东曾联想到当年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袁文才和王佐的被错杀，给他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今天的悲剧不要在陕甘根据地发生。于是毛泽东当即指示道：“要停止逮捕，要停止审查，要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
“刘志丹是不是要放人？”
“当然应该！”
……
日本步步加紧对中国进攻，东北沦陷，继而华北也沦陷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发展得很快。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推动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反日运动。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们还下乡进行救亡宣传，博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1936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毛泽东指出：在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已发生分化。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争取民族改良主义者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他特别指出：“东北军之特点：失掉土地，因此其抗日情绪高，愿与我们合作。”对张学良要实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出全权代表同张学良直接谈，不管任何派别，都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而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军事谈判集中于军委，政党谈判集中于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赴延安同张学良会谈。
要与自己不共戴天的蒋介石搞统一战线，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件极其痛苦的事。而这种统一战线的方略曾在1927年引起了惨痛的破裂！现在毛泽东又要同杀害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他的弟弟、他的堂妹和他近乎半数的亲密战友的集团实行联合！为了民族的利益，他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这一切，毛泽东都以博大的胸怀接受了。
特别是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时，曾令毛泽东吃惊：想想看这也是必然中的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