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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父亲是一座高高的山峰，那么母亲则是山峰中的潺潺溪流。溪流能让高山低头。
这是三兄弟共同对父母的评价。他们讨厌父亲的“家长”，却喜欢母亲的慈善。母亲的品格不知不觉中在他们身上潜移默化着，日后这也形成了三兄弟善良、悲悯的心地。
说起母亲文七妹，韶山冲里人没有不竖大拇指的。他们说：“别看文氏平时不多言，做事不吭声，心底善着哩！人家上孝父母，下疼孩子，左邻右舍，关系和睦。在咱们村里媳妇中也是打着灯笼难寻的好媳妇！”
在那个靠天吃饭、靠地打粮的年代，湘潭一带常闹饥荒，来韶山冲讨饭的人也非常之多。不管男女老少，只要人家来到门前，叫声婶婶大娘，母亲文七妹是不会让他们空手而去的。母亲信佛，慈悲为怀，常对三兄弟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救命粮，我们少吃一口不就有了。”可是父亲却不这样看。在这点上父亲毛顺生却是个有名的吝啬鬼，宁愿扔掉也不肯施舍给这些穷人，因为他最憎恨这些懒惰的人。所以那些讨饭的人若碰上父亲在家时，逆来顺受的母亲是不会给的。母亲怕父亲这在毛氏家庭里是个公开的秘密，父亲心疼母亲也是个不争的事实。
可是母亲自有母亲的办法。当她遇到这种尴尬的场面时，她总会给乞讨者使个眼色，一是让对方等一等，等丈夫走后再说；二是让对方先走，随后让三兄弟给送过去；三是把东西放在门后的指定地点，让对方自己拿去。
村子北头有一个孤寡老人，叫王氏。母亲文氏当年嫁到韶山冲时，老人就孤身一人，谁也不知道她有多大岁数，反正她满头银丝。前些年老人拄着拐杖，小脚颠颠地断不了隔三差五来毛家串门，母亲文氏也常施舍些米面相送，近年来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老人走不动了，文氏就常打发三兄弟隔三差五去探望。
文氏又打发泽民去给老人送米，泽民也不情愿地说：“我刚去过，让我哥哥去吧！”
母亲道：“前几次都是你哥哥去的。”
小泽民不吭声了，背起米袋子就走，不一会儿就回来了。正好碰上父亲下地回家，父亲问：“老二，干什么去了？”
“给王奶奶送米去了。”泽民如实回答。
“谁让你去的？”
“妈妈呀。”
“你妈妈就知道送米，不知道这米是咋挣来的？”
“这还不知道啊，那就是地里长出来的呗！” 小泽民顺口而答。
“你懂个啥！还来教育爸爸！”父亲说着说着火从心中起，说着举起了手中家什。
小泽民双手抱头跑回了家，见到了哥哥泽东：“哥哥，哥哥，爸爸要打我！”
哥哥听到喊声，急忙迎出门，小泽民一头扎进哥哥怀里。
“咋啦？咋啦？”哥哥道。
“老二跟我顶嘴！”爸爸赶到说：“你不要护他！”
“你不能打人！千错万错，他还是个孩子啊！”哥哥泽东道。
“你要护他，我连你也打！”爸爸跳脚上去。
“你有诺言在先！”毛泽东立即据理分争。
“不许打孩子！”母亲文氏听到院子的吵闹声，小脚颠颠地从屋子里跑过来，一见丈夫的拳头就要打到长子毛泽东的头上，就急了：“你有没有记性？孩子们给你跪下时你说的话不记得了吗？你是当饭吃了还是当酒喝了，还要打人，不嫌害臊！”
父亲虽脾气暴躁，倒还是个君子，他举起的手在妻子的提示下又放下了：“好，今天我放了你！”
久而久之，在反抗家庭暴力和父亲的家长作风中，母亲举起了旗帜，泽东、泽民，还有泽覃和泽建都跑到了母亲的阵容。按毛泽东自己的话说：
“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的进攻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的道理。”
在这家庭的“两个派系”的对立中，有时表现得异常激烈，在激烈中他们求得统一，在统一中又积蓄着对立的力量。在对立、统一的递进中，三兄弟逐渐长大懂事。这便是毛氏家庭的唯物辩证法。
再说在这个家庭对立斗争中，母亲文七妹的善良不光表现在对三兄弟的呵护上、时不时地张开“羽翼”，成了三兄弟的保护伞；同时还表现在对三兄弟的理解上。在三兄弟挽手走向学堂的时候，学校离家比较远，中午都要求带饭的。泽东、泽民在一所学校念书，泽东带的饭总比泽民带得多。可是曾有一段时间，毛泽东晚上放学回家，总是喊饿，晚饭菜也吃得特别多。这事被母亲看在眼里，记到心里，母亲奇怪地问儿子：“你晚上吃得这么多，是不是妈妈中午给你带的饭不够吃吗？”
开始毛泽东还不大好意思说，她知道母亲的善良，也就照实说了：“我们班新来了一位同学，家里穷，没饭带，我把自己带的饭菜分一半给了他吃。”
“为什么不早告诉妈妈呢？”善解人意的妈妈责怪道。
毛泽东回答说：“我怕父亲不理解我们，弄不好我们娘俩儿又要挨他的骂。”
母亲点点头表示理解。
从此以后，妈妈总是让毛泽东带上两个人的饭菜，一直到他们毕业。这件事一直在毛泽东的母校流传着，成为学校育人的“传家宝”。
第二章 少年时代少年轶事
毛家三兄弟从6岁开始就下地干活，这倒不是别的，因为家中地多，虽然说家里有雇工，但是人手还是不够用。先是捉虫子、除杂草、收稻子、摘棉花等。后来，又干起了较重的活，比如挑肥、犁地、耙地、播种、插秧等。初干活时，三兄弟还感到新鲜，等干到一定的时候，便感到又苦又累了。
有一次，父亲叫毛泽东和毛泽民到田里去摘豆子。弟弟调皮，选豆子长得稀的地方摘，这样就显得快多了。不一会，弟弟选的那块地方就摘完了。毛泽东却选了一块豆子长得密的地方摘，摘半天也难得“进展”一步。父亲来了，站在地头上随便看一眼，便夸奖弟弟而责备哥哥道：“你在干什么呢？这么大功夫只摘了一小片，看看你弟弟，他比你小，他已经摘了多大一片？”
毛泽东没有吭声，低着头继续摘他的豆子。父亲从地头走过来，先看看弟弟的篮子，表扬几句，再走到毛泽东身边：“说你呢，你听见没有……，”父亲突然不讲话了，上下牙床拉开距离，半天合不拢嘴。
原来，毛泽东的篮子里，豆子要比弟弟篮子里的豆子多得多！
父亲不自在地笑了，他知道自己批评错了。
秋收时节，农民把稻谷打下来，摊在坪里晒。忽然吹来一阵狂风，紧接着乌云遮住了太阳，一道闪光接着一声霹雳，豆大的雨点从空中飘落下来。不少人家都往坪里跑去，收拾自家的谷子，而毛泽东跑到坪里后没有收拾自家的谷子，却先帮助一家佃农收拾去了。等收拾完别人谷子后，再去收拾自家的谷子时，坪里的谷子却泡了汤。父亲看了十分生气，跳脚训斥儿子道：“这可好了！胳膊肘往外拐，你就喝汤吧！”
毛泽东十分平和地对父亲说：“古书上讲，人之初，性本善。人都要互助友善么，再说人家家里穷，还要给我们交租，损失一点不得了。我们自己家里的，湿就湿了吧，关系不大。”
儿子引经据典，讲得有理，父亲无言以对。事后母亲抚摸着毛泽东的头，夸奖道：“要是母亲在，也会这样做的！”一句话说得毛泽东热泪盈眶。
三兄弟都是从8岁开始念书。那时是私塾，读的是“四经五书”、“之乎者也”，毛泽东很不感兴趣，但是无法选择。念书就念书呗，早晨和下午他们还要到田里去干活，这是父亲给他们规定的。三兄弟不悦时，父亲便说：“你们忙，我不是更忙吗！我是除去睡觉外全部泡在了田里！”
泽民带有几分调皮地道：“我们不是不做田里的活，古人讲，‘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们怕是到头来，书没有读好，老爹怪罪我们不成！”
父亲道：“读书吗，就是认几个字识个数，将来帮爹爹记个账，出门不把自己的名字写错就行了。我吗，也是只不过读了两年书。依我看，书读多了，怕是心大了活也干不了。”
从父亲的言谈举止中，三兄弟也看出了父亲对他们的希望，希望他们也像父辈一样，日出而起，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度一生。这也是父亲对儿子的人生设计。
父亲有句名言：“吃不愁花不愁，计算不到发了愁。”在三兄弟眼里，父亲与别人不同的是他过人的算计，家里的粮年年有余，地不断地买回，应该说他是一位成功者。他吃饭都在算账，算未来的账，算儿子长大后的账、算小康的账。他是一个成功者，又是一个贪婪不满足的成功者。
可是父亲万万没想到，三兄弟没按自己的设计发展，而走了另一条自我发展的道。
在学校，等他们读了三四年后，该认识的字都认识了，他们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便开始读一些当时被禁止看的书。比如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造反的故事：《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精忠传》、《反唐》、《隋唐》、《西游记》等书。而教书育人的老师则深恶痛绝这些不正经的书。若是老师来了，他们就用平时读的经书掩盖下来，等老师走后，再拿出来看。
那禁书太精彩了。有一次，毛泽民看得实在入迷了，直到老师走过来他还在看。老师光火了，不但没收了那本《精忠传》，还当众在同学面前批评了他。事后，老师又把这件事告诉了家里的大人，父亲毛顺生手举棍棒不依了：“你给我跪下！”
小泽民规规矩矩地跪了下来。
“从哪借的书？”
泽民不情愿地说：“哥哥。”
这时泽东也走了过来，父亲火冒三丈地：“你也跪下！”
泽东不从，道：“为何让我跪下？”
“你还有脸讲！你是哥哥，自己不学好，还把弟弟不往好里带，把坏书借给弟弟看！”
泽东也跪了下来。
他们整整地跪了一晚上，直到妈妈出来讲情，兄弟俩写了保证书才结束惩罚。
后来，他们又读了一些接近现实的书，比如《醒世良言》、《盛世危言》，该书的作者都是清朝主张革新变法的老学者。他们认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缺乏西洋的工具：诸如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并想将它们介绍到中国来。谈古论今，掀起了三兄弟心中不满的情绪。正如毛泽东在他的《自传》中所说：“我们读了许多故事，差不多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