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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这个可怕的消息，假如不知道那是更可悲的。
大哥现在哪里，泽民只听传言说是到了井冈山。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他是不得而知。泽覃的情况也是若明若暗。说是去了南昌，跟了朱德的队伍。小妹泽建，只知留在了湖南衡阳。毛泽民思前想后，还是把思考点放在了三孩子的安全身上。
于是他决心找中央领导反映发生的有关情况，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央也很同情这件事，同意把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安排在上海大同幼稚园。有了中央的支持，毛泽民便立即给杨老太太，也是杨开慧的母亲写了封长信，要她们想办法把三个孩子限时送到上海来，如时间晚了，就接不上头了。切记准时到达。
且说板仓的乡亲们怀着满腔的悲愤，在掩埋好杨开慧后，都在盼望着同他母亲一起被国民党关进监狱的小岸英平安归来。有一天，小岸英终于回来了。敌人妄图从他口中问出毛泽东下落的卑劣算盘落了空，于是在“斩草除根”和“放小鱼，钓大鱼”两条毒计比较以后，敌人选择了后者。岸英回来后，杨家的门口，时不时地出现一些不速之客。他们像鹰一样，贼头贼脑地注视着杨家的一举一动。
再说毛泽民的这封信由地下交通员转到湖南地下党，几经周折转到了杨老太太的手里。其实杨老太太早已心急如焚，自从女儿杨开慧牺牲后，她就预感到三个孩子的不祥，每天都是东躲西藏。她曾托人与毛泽东联系，一直也没有信息。这次接到毛泽民的信，她如得了救命菩萨。为了完成这个必须万无一失的艰难任务，把孩子送到党的怀抱，杨老太太一家人商量了一通宵。杨老太太还是不放心，表示要亲自护送。最后在大家的说合下，艰巨的任务还是落到了年轻力壮的舅妈李崇德身上。
动身的头一天傍晚，舅妈把岸英、岸青、岸龙三兄弟带到了他们母亲的墓前，叫孩子们跪下来，向他们的母亲行礼告别。舅妈对他们讲了母亲是怎样的一个人，是怎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舅妈对他们说，你们要记住这血海深仇啊，你们要继承妈妈的遗志，长大了为妈妈报仇。舅妈又嘱咐他们：一路上不要叫我舅妈了，要保守秘密，不能暴露自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儿子。孩子们问：那我们叫你什么呢？舅妈说：你们就叫我妈妈好了。那时岸英和岸青已分别化名杨永福、杨永寿，乡亲们早就这样称呼他们了。
第二天清晨，他们一行4人，怀着沉重的心情，在晨光曦微中离开了板仓。走出板仓冲以后，预先约好护送的缪佩秋同志已经推着土车在路旁等候着了。三个孩子立即坐上他的车子。舅妈跟在车后，迈着急速的步伐，日头一竿儿高的时候，来到了粤汉线上的白水车站。在那里，他们告别了缪佩秋同志，很快搭上了去汉口的火车。车到汉口以后，舅妈通过开慧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时用以掩护的一家商号的关系，买了船票，搭上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他们坐的是最底层的统舱。开船以后，正遇上下雪，西北风卷着雪花，直往船舱里灌，孩子们冻得挤成一团，但是谁也没有叫一声冷。为了不引起反动军警和特务的注意，岸英和岸青几乎整天睡在被窝里，连说话也不敢大声。最小的岸龙也一直钻在舅妈的怀里，不哭不闹。
经过几天的漂泊，他们总算平安到达了陌生的上海。
上岸以后，舅妈领着孩子们按照在长沙时探听的路线，找到了辣斐德路天生祥酒行。舅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照规定的接头暗号，在大门左边的一个窗口上轻轻地敲上了三下。一会儿，窗口打开了，舅妈迅速地把泽民同志给的那信的封套从窗口递了进去。不一会，里面出来了一个学徒模样的女青年，她向来者打量了一下，就把他们领进里面去，临时安排在一个房间里休息。
晚上上灯的时候，毛泽民和钱希钧来了。当时三个孩子正在屋里学打仗，一个上了窗子，一个在床上，一个钻进了床下。舅妈说：“别玩了，你叔叔和婶婶来了，快叫叔叔和婶婶！”
孩子们喊着叔叔、婶婶向他们扑过去。岸英拉着毛泽民的手，流着泪说：“叔叔，叔叔，我要见爸爸。妈妈被反动派杀害了，我要找爸爸，我要报仇！”岸青、岸龙还不大懂事，婶婶把他们紧紧地搂在了怀里，不觉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流。舅妈看到这一幕也禁不住地直擦眼泪。在大人和孩子的哽咽声中，毛泽民以一种克制的声音，无限深情地说：“好孩子，不要哭，坚强些，要知道，革命是要死人的啊！你爸爸不在上海，在很远的地方打反动派，正在为你妈妈报仇呢！为许许多多的穷苦人报仇！你们现在还小，等长大了，叔叔婶婶一定送你们去，为妈妈报仇，为许许多多的穷苦人报仇！”
岸英擦擦眼泪不哭了，又说：“我要当红军去打仗”。
毛泽民又讲了只有先好好学习，锻炼好身体，长大了才能当红军打仗的道理。还说：“你爸爸已托人带了信来，要你在上海听话，照顾好弟弟。”
当晚，毛泽民亲自安排他们住进了附近的太安旅馆。过了几天，他和钱希钧来旅馆接三个孩子，当他们说要把三个孩子送去离此不远的大同幼稚园的时候，三个孩子围着舅妈哭喊：“妈妈，我不去呀！我要跟你回去呀！”这哭声使舅妈的心有如刀绞一般。舅妈在上海大约停留了一个多星期，决定要回湖南去。走之前，舅妈又去那所幼稚园看望了孩子。离开上海的时候，是在一个刮风的下午。毛泽民夫妇紧紧握着李崇德的手，说：“你回去还要准备吃苦，但是要记住，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931年4月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了党，因为他掌握着中央各机关和一些领导同志的住址和联络信号等。党通知毛泽民夫妇马上隐蔽并及时转移到香港去工作。临行前，毛泽民夫妇很想见见孩子，但当时地下工作纪律非常严格，大同幼稚园也很秘密，对外是有合法身份的，不许他们去幼稚园看望孩子，也不准告诉孩子的父母是谁。但还是通过交通员联系约定了时间，把三个孩子带到了法国公园见面。
三个孩子见到毛泽民夫妇很高兴，老远就喊叔叔、婶婶。毛泽民夫妇把他们搂在怀里，告诉他们，叔叔婶婶要出远门，很长时间才回来，不能来看你们。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和小朋友搞好团结。岸英大些，要照顾好弟弟。分别前，岸英突然从怀里拿出一封信，要叔叔转给爸爸。毛泽民说，以前的信不好转，这次一定要找人把信转给你爸爸。
①钱希钧文《从岳麓山下到西北边陲———忆毛泽民同志》。
②沈玉山著《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的毛泽民》。
第十一章 井冈之路毛泽东被捕
词曰：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这首词出自《西江月·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同志亲手所填，它热情豪迈地描述了当年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并和秋收起义的文物一起永存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里。
且说1927年9月初，34岁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奉命到长沙组织秋收起义。他先在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设三个团约5000人，由部分北伐军部队和工农自卫队组成。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钟文璋、王新亚、苏先俊分任团长。会议决定，起义部队兵分三路，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出发，进击长沙，在城内工人的响应下，会攻长沙。起义计划为“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
时间敲定，争分夺秒。接着，毛泽东亲自去铜鼓，准备如期指挥第三团起义。
会后这天，商人装扮的毛泽东来到湖南浏阳与江西邻界的张家坊一个客栈。
毛泽东坐下来正准备吃饭，忽然闯进来一帮前来搜查“共党”的团丁。团丁大队长肥头大耳，见毛泽东虽是商人打扮，但他面目清秀，地颔方圆，猜测他是共党分子，喝令道：
“给我带到团部审问，若查出是共党，哪怕是嫌疑分子，立即就地正法！”
一帮团丁不由分说，便将毛泽东以“共党嫌疑犯”的罪名逮捕了。
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被捕。
毛泽东同其他“共党嫌疑犯”一道，被团丁们押往离此地不远的团防局。
负责押送毛泽东的两个团丁看他态度温和，没有捆他。但是毛泽东被脱去鞋（浏阳迷信传说，处死的人无法从阴间回来报复），赤脚走在押送队伍的最后边，其前后各有一个背着大刀的团丁看守着。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他们向团防局走去……
事情十万火急。毛泽东边走边想，认为赶到地点等于送死，便决计用贿赂团丁的办法死里逃生。毛泽东想，这样做是可能成功的，因为团丁是雇佣兵，枪毙自己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团丁不会错过捞钱的机会。
于是，毛泽东开始和团丁唠近乎，问家在哪里？家中还有何人？在与两团丁谈得相当投机时，团丁也放松了警惕。恰在这时，毛泽东趁机塞给两个团丁几块大洋。在离团防局大院约200米的山林旁，毛泽东瞅准了有利地形，拔腿就跑。毛泽东钻进了山林，如泥牛入海无影无踪了。而两个受贿赂的团丁只喊叫，并不去追：
“跑了，跑了，快追啊！”
其他几个团丁手持梭镖追来。毛泽东翻过山岭，发现一个水塘四周长满高高的荒草，便潜入草丛，把身子全没在水中。
毛泽东后来描述了当时的险情：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 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七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被再次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
天黑了，敌人走远了，毛泽东爬出了水塘。
第二天，深知农民心态的毛泽东在山上巧遇一位打柴而归的农民老汉，数语之后，互相引为知己。老汉接过毛泽东交给的两块大洋，到山下代买了一双鞋、一把伞，还有吃的。在老汉的帮助下，毛泽东化险为夷，逃脱险境。
经过毛泽东历尽艰险的各方奔走，组织、宣传和具体部署，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轰轰烈烈，一时成为全国起义的中心。
9月9日，湘赣边界的起义从破坏汉粤铁路开始。
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民，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