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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的力量，调她去出版发行部工作，为了保守党的机密，要与发行部总经理毛泽民结成夫妻关系。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党的机密大于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
“都是党的人，我服从命令。”钱希钧二话没讲就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尹宽同志也找毛泽民谈了话。毛泽民也是二话没讲，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转天，钱希钧怀揣着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心情激动地叩开了出版发行部的门。
“你找谁？”
“我找杨杰经理。”
“你是谁？”
“我是钱希钧。”
“杨经理，钱希钧同志找———”那人向里屋喊。
此时毛泽民正在伏案，双手打算盘，这是杨经理的一绝。这不是表演，而是算账。听到有人喊，车过身来，毛泽民上下打量着姑娘。钱希钧躲过对方的目光，把中组部的介绍信递给了毛泽民，说：“杨经理，我来报到了。”
“好，好，快坐，快坐！”毛泽民一边让座，一边去倒茶，然后送到姑娘手里。
钱希钧嗔怪道：“你这个地方真难找，害了我找好半天！”
“是吗！”毛泽民问了钱希钧一些自然情况，向她介绍了中央出版发行部的情况，然后说：“我们机关是党中央的宣传部的‘咽喉’，既是‘咽喉’工作，我们就要像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他，保护他，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关于你的工作，除了搞好报纸和书刊的发行外，还要担任地下交通，要经常去中央机关及一些领导同志的家中联络。这个工作更重要，机密性更强。做好这一工作，一方面要灵活，同时还要严格保密，尽量减少社会关系，少与别人来往……”
后来他们真的结为夫妻。
就在钱希钧来中央出版发行部的时候，这里人手不多，大部分是党内同志。他们的任务不仅是负责上海地区的出版发行，还要负责全国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可以说是行政、党务、后勤、财务兼任于一身。毛泽民很能吃苦，为党的宣传品、文件、书刊的印刷和发行，印刷厂的建立和发展，四处奔波，逐步制定和完善了发行部和印刷厂的规章制度，就连钱、财、物收支账本的建立等事情，也都凝结了他的不少心血。
钱希钧来的时候，出版发行部仅出版发行《向导》一种刊物，接受的资金，仅有70。308元。那时党中央每月只拨给《向导》广告费60元，其余一概自理。而《向导》每月在《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三报上登广告所需费用就达72元。这样，出版发行部的一切经费，包括人员薪水，基本靠本身的收入开支。经过毛泽民和同志们的努力，他们很快使《向导》在全国销到8万份，由中央发行部直接印发的就有4万份。再有《共产主义ABC》一书，半年之内销数多达3万余本。书报供不应求，形成书尚未印，就有预订金到手的好局面。①
后来，他们还印发《中国青年》、《红旗》、《实话》等报刊和党的文件、传单，还有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小册子。几乎是同时，毛泽民又在全国奔波，建立了包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在内的发行网。就连香港和法国的巴黎也有发行部的代售处。
随着大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向中央出版社发行部订购书报的读者越来越多。另外，他们还要印大批书报、传单，以备北伐军打下上海时散发。为印刷发行这些东西，需要大笔经费。一天，毛泽民到陈独秀总书记的办公室，请他帮助先借一些钱，以满足扩大印刷的需要。陈独秀回答：“钱是没有，但任务必须完成，你自己去想办法。”
开始，毛泽民早出晚归，四处活动，但借得无几，急得他寝食不安。夫人钱希钧也急得团团转，总想为丈夫分担点困难，想法帮助借点钱。可她的工作性质不允许在社会上抛头露面。钱希钧只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此来给丈夫点安慰。
好在毛泽民在上海创业已有名声，印刷界都知道有个杨老板，讲究信誉。于是毛泽民转向同乡、熟人、亲戚、朋友挪借，向进步书店预支。不管怎样，总算完成了党的任务。
再说钱希钧每天跑印刷厂，到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地，拿稿件或送清样。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周恩来、谢觉哉、郑超麟等的住处她都去过。钱希钧回家往往比泽民要早。于是每次回来，钱希钧总是把饭菜做好，等泽民回来吃。
毛泽民爱吃辣的，有了辣椒，胃口顿开。但是他有胃病，是在安源搞工运时曾经动过盲肠手术，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好几年了，刀口愈合不好，经常疼痛，所以医生不让他吃刺激性食物，特别是辣椒。钱希钧当然是按医生的意见办，但是话说过来，粗茶淡饭好人常吃也犯腻，有胃病的人就更难下咽了。毛泽民倒没有因此而稍有愁眉，可钱希钧心里过意不去，总尽量买些他爱吃的空心菜。这种菜倒便宜，但营养价值不高。
钱希钧何尝不想为丈夫买些好吃的补补身体呢，但他们的津贴太少，无能为力。他们是住机关的，基本上是职业革命，除组织上每月发给15元钱外，没有任何别的收入。这15元包括吃饭、穿衣和一些日用品开支。为了掩护身份，仅穿戴一项开销就很大，能用在吃上的就更少了。毛泽民中午有时候回不来，只得吃碗阳春面或买两个烧饼在印刷厂就开水吃。就是在这样艰苦恶劣的环境中，毛泽民一直是为党忘我地工作着。
“四一二”事变后，中央派毛泽民前往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当时，汪精卫还没有公开叛变。这张报纸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权却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大多数编辑是党内同志，董必武担任社长，沈雁冰曾任过总编辑。因此，报纸的内容以及办报的方针都是党中央宣传部确定下来的。此报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董必武兼职多，很忙。毛泽民去后，报社的行政事务工作都交给了他。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清党，公开叛变革命。毛泽民出头露面多，早就引起了右派的注意。他不得不撤离武汉，8月到了长沙。在长沙、湘潭一带搞农运工作。
不久，传来秋收暴动。暴动失败后，大哥毛泽东带领部队撤往井冈山，行动秘密匆忙。当毛泽民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化装成商人，坐轿昼夜兼程地去追赶大部队。
应该说一路顺利，眼看要追上毛泽东的队伍，但到了湖南与江西交界处时，轿子被地主民团截住，说要检查。
“轿里是什么人？”
“郎中。”
“这武器该作何解释呢？是不是有‘赤匪’之嫌啊？”民团团长哈哈地笑了。
毛泽民走出轿子，巧妙地回答：“你们看不出吗？这里山高林密，土匪经常出入，再者兵荒马乱，我才带几个人和几支枪，可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说得可轻巧！”
他们在此耽误了一两天，民团没有发现可疑之处，不敢处置，但又不让他们继续前进。毛泽民只得后兵变前兵，打道回府，返回长沙。11月份，他又奉命回到上海，仍担任他的出版发行部经理。
第十章 敌后尖兵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的毛泽民
1927年间的上海。
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上海。
这是周末的一天，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当时淞沪警备司令李葆璋，为维护他在上海的势力和反动统治，在24小时内斩杀散发传单的市民40余人。
应该说，这也是杀鸡给猴看。可是恰在这一天，电话铃响了，中央通知有一批极重要的传单要从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住地，必须连夜送到闸北青云路去。但送货的那位同志，慑于当时的恐怖形势，不敢送了，公然向毛泽民撂起了挑子：“我可以辞职不干，也不去冒那个风险！”
毛泽民好言相劝：“现在不是撂挑子的时候，你要不干你要到哪去？”
“我想回家。”
“真的想回家，是不是害怕啦？”
“敌人的机枪在那里架着，我们不能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好，你回去休息，我来完成！”毛泽民看了看表针，时间已拖到了晚饭后。
应该说，毛泽民知道这批传单的重要性，第二天早晨，上海各厂工人代表要在青云路开会，组织武装纠察队，驱逐奉军。但困难的是传单要送到青云路，必须要经过华洋交界的宝山路口。且说这路口，有密集的奉军大刀队把守，还有流动岗哨巡逻。过往人员都要经过盘查。再说这批传单是红白绿三色有光纸的，16开1万张，数量比较大，若交给一个没有经验的同志去，很可能就出乱子。为了不影响中央的整个部署，毛泽民决定自己亲自去送。正当毛泽民话音落地的时候，沈玉山主动地站了出来说：“杨经理，我是共产党员，让我完成吧！”其实他也被毛泽民那种临危不惧的精神感动了。
毛泽民抬头望去，一位年轻有为的小伙子立在了面前，他的心一阵激动，拍着沈玉山的肩膀：“好样的，年轻人！我们俩一起去。”
“不，杨经理，你不能去！让我一个人去，我保证完成任务！”沈玉山请战道。
“不，”毛泽民坚持道。
“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大家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沈玉山道。
其他同志也出来讲话，要泽民不要再争了。沈玉山也借机讲出自己偷运的办法和信心，毛泽民也就勉强同意了：“一定要加倍小心，祝你马到成功！”
三星在头顶移动。
月亮在云里穿行。
整个城里静悄悄。沈玉山在大家的帮助下，开始捆绑传单，边捆边说：“把它捆得紧紧的，省得检查出纰漏。再说这些奉军都是大文盲一个，目不识丁，净吃干饭，谅他们也看不出破绽！”说着自己也笑起来。
接着大家把捆好的传单搬运到十字路口，泽民喊来了人力三轮，为防万一发生事故，没有原因暴露机关地址。
沈玉山坐上三轮，把两捆传单放在膝前，装得阔绰大方的样子，让车夫起步了。
且说车子在路过宝山路口的时候，奉军大刀队早早在路口放下了栏杆。其中一位胖子上前问道：“车上拉的什么东西？”
沈玉山不紧不慢地说：“大活人呗！”
“下来！下来！”大胖子挥着刺刀喊：“我不知道你是大活人？”
胖子走上前去，他把捆得紧紧的两捆传单扳来弄去，眯着小眼看上面的文字，由于路灯暗，好半天也没有看出个究竟来，便问沈玉山：“这是什么东西？”
沈玉山不慌不乱地回答：“我们是装订所的，这是人家要装订的书页。”
“怎么是红白绿纸的？”
沈玉山道：“基督教的马太福音书，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