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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释放栾布，固然因为心中有愧（彭越确实无辜），也因为敬重栾布的人格和人品。类似的事，很发生了不少，比如释放蒯通，赦免贯高。贯高是赵国宰相，因密谋暗杀刘邦而被捕。他在狱中受尽酷刑，也不肯出卖赵王张敖。刘邦敬重贯高是条汉子，在查明真相后，不但释放了张敖，而且赦免了贯高。蒯通策反韩信，贯高暗杀刘邦，事实俱在，本人也供认不讳，刘邦却不杀他们。刘邦并不是杀人狂。他的诛杀功臣，完全是政治需要，或者说是专制政治的需要。因此，应该说，是专制主义杀了韩信，杀了彭越，杀了臧荼、陈豨、卢绾、黥布，还差点杀了樊哙。刘邦的一连串屠戮，不过是“专制政治必不可免的一项作业”。惟其如此，对于那些手上并无兵权身上又有骨头的人，则反倒不杀。因为杀了他们并无意义，不杀则可以表示宽容，改善形象，在政治上是合算的。何况刘邦对于那些硬汉子，又确有敬重之心呢！
这就和项羽有些相同。
项羽也是敬重硬汉的。鸿门宴上，尽管范增多次示意而项羽依然无动于衷，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也并不阻止。可见当时杀不杀刘邦还在两可之间，有点听天由命的味道。但樊哙进来以后，事情就变了。樊哙强行闯关，进入帐内，与项羽怒目相向，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这形象已让项羽大吃一惊。听张良说是沛公的参乘（近侍警卫），便称赞说：“壮士！”等樊哙从容喝完一大斗酒，生吞大嚼一生猪腿后，项羽已为樊哙的“酷”大起喜爱之心了。因此，当樊哙回答他说“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并慷慨陈词，指斥项羽“欲诛有功之人”，简直就是“亡秦之续耳”时，项羽不但没有发怒，反倒已作出了不杀刘邦的决定。显然，项羽此时已忘了天下之争，也忘了自己的面子，他心中只是充满了对一个硬汉英雄气节的崇敬和赞赏。
这就是审美的态度了。这其实也是那个英雄时代的风尚。我总认为，先秦至汉初是我们民族最大气的时代，是我们民族古代历史上不可企及的一个英雄时代，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古代希腊是高不可及和永不复返的历史阶段一样。对于英雄气质和英雄气概的审美欣赏，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精神。韩信初到汉营时，还是一个小小不然的公关先生。因为触犯军法，依律当斩。同案犯十三人，全部已被行刑。轮到韩信时，正好一眼看到刘邦的亲信滕公夏侯婴，便大声叫道：王上不是要成就天下大业吗？为什么要杀壮士！结果，“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悦之”。这里说的“壮其貌”，并非以貌取人，更多地还是为其内在气质所吸引。这是一个英雄时代之人特有的审美直觉，往往一眼就能看出好歹来。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卓异之士在一夜之间由布衣而卿相，得到超常的提拔，又提拔得那么准呢？
作为这个英雄时代的顶尖级人物，项羽和刘邦当然都是英雄。所不同者，只不过刘邦是流氓英雄，项羽是本色英雄。正如翦伯赞先生论项羽所言：“他的英勇，坚强，慷慨，坦白和丰富的情感，都是英雄本色。”（翦伯赞：《秦汉史》，第1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二版。）遗憾的是，他有勇无谋，坚而不韧，慷慨而不大方，坦白又有些小心眼儿，情感丰富却又感情用事，过于任性，没有远见，这才败给了喜用智谋、坚韧不拔、豪爽大方、胸有城府、理智实用、深谋远虑，而且能克制自己的刘邦。可以说，项羽的成败功过，全在他那英雄本色。这气质因为是英雄的，所以有审美价值；因为是本色的，所以无成功可能。项羽可爱也可悲。
韩信则可敬也可怜。韩信的可敬，在于他虽然出身贫寒却心存高贵，身为下贱却志在上流，这是他和刘邦的不同之处。刘邦虽然在见到秦始皇时说过“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话，却不过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什么动作，也没什么准备。刘邦的长处是善于学习，因此能在战斗中成长，靠着自己极高的天分和随机应变，终于成就了帝业。韩信却是有准备的。当他在别人家混饭吃，在河边饿肚子，在项羽手下当郎中执戟站岗，在刘邦手下当连敖接待宾客时，他就一直在作准备。他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不相信自己一辈子永无出头之日。正是靠着这一信念，他忍辱负重；正是靠着那些奋斗，他脱颖而出。
韩信的可悲在于不彻底。这是他性格中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一个卑贱者如果存心高贵（刘邦并不存心，只是顺势），就不免会有了投机的成分。韩信吃亏就吃亏在这投机心理上。可以反汉时，他觉得不反油水更大；不可反汉时，他又觉得不反实在吃亏。他献上钟离眜的人头，原本是想买政治股的，却被刘邦看破套牢，也让善于把握时机的刘邦看不起。柏杨先生说：“悲剧就发生在韩信并没有谋反之心，如果有的话就好了。”（柏杨：《柏杨曰》，第122页。）这话说得并不很对。柏杨说汉政府并没有抓住韩信谋反的任何证据，只凭举报者的口供就定之以罪，因此是“诬以谋反”。但据我看，韩信与陈豨的密谋，不像是编出来的。韩信死前说后悔没听蒯通的话，也不像是编出来的。当然这话既可以理解为错过了时机，也可以理解为有谋反之心就好了。但不管怎么说，韩信不是一丁点反意都没有。事情坏就坏在他既有忠心又有反意，而且两样都不彻底，忠不能尽忠，反不敢真反。如果忠到底，那么，即便刘邦、吕后诬陷他，栾布那样的正派人，也会出来为他说话、喊冤、打抱不平，或者日后会平反昭雪。可惜都没有。如果反到底，当然也很好。成功了不用说，失败了，也没什么可后悔的。那时，他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对刘邦说：老子就是要杀了你这人面兽心的东西！不也很好吗？没准刘邦依照贯高的例子，还真不杀他。贯高的罪多重啊，弑君，是要判凌迟处死的。然而他表里如一，始终如一，一方面一口咬定赵王并未与谋，另方面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要反。结果，他在所有人眼里都是英雄。哪像韩信这么窝囊：说冤吧，又不太冤；说不冤吧，又够冤的。既不是忠臣，又不是反贼；既没讨着好，又得不到同情，你说冤不冤！
总之，项羽是本色英雄，也是彻底的英雄；韩信是挣扎出来的英雄，是不彻底的英雄。所以，项羽死得壮烈，韩信死得窝囊。
五、项羽之死
项羽原本是可以不死的。
当项羽来到乌江边时，有一条船在那里等他。驾船的乌江亭长大约是一位崇拜项羽的人，因此早早等在那里，一心要救项羽过江。他对项羽说，现在整个乌江之上，只有臣这一只小船，请大王立即上船，汉军无论如何追不过江的。江东虽小，地方千里，数十万人，完全可以在那里再成就霸业。然而项羽却谢绝了亭长的好意。他只是请亭长把他心爱的战马带过江去，自己却和随扈亲兵全都下马步行，冲入重围，同前来追杀的汉军短兵相接。这无疑是一场寡不敌众的战斗，也是一场无济于事的战斗。然而，如果因此就放弃战斗，举手投降，束手就擒，那就不是项羽了。项羽是宁肯站着去死，也不会跪下求生的。他当然也不会放下手中的武器。从他拿起这武器的那一天起，就没想过要放下它。相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更应该把它高高举起，就像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一定要让演出在谢幕时达到高潮一样。这也是项羽随扈亲兵们的共识。于是这场敌强我弱的战斗就打得风云变色气壮山河，光是项羽一个人就杀了数百汉军士兵，自己也受伤十多处。这时，前来追杀的汉军越来越多，其中就有项羽当年的旧部吕马童。项羽笑了。他大声地招呼说：啊哈，这不是老朋友吗！背楚降汉的吕马童难以为情，不敢正视项羽，扭过头去对另一员汉将王翳说：这就是项王。这可是“新朋友”了。于是项王对王翳说；听说贵国出大价钱，赏千金，封万户，买我的人头，我就送个人情给你吧！说完，便一剑砍下自己的头颅。
不用多说什么了。谁都不难看出，项羽死得壮烈，死得英雄，死得气势磅礴，惊天地，泣鬼神，就连乌江之水也要为之呜咽，为之洪波涌起，浊浪翻腾。显然，项羽的死是高贵的。无论他是为什么死的，他的死，都有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和审美价值。
然而项羽死得也很惨。
就在王翳一把抢得项羽头颅的同时，其他汉军将士也一拥而上，争相纵马践踏，争夺项王的尸体，以至于互相残杀，死数十人。最后，王翳得一首，杨喜、吕马童、吕胜、杨武各得一体。他们分摊了刘邦封赏的那块土地，每个人都当了个小小的什么官。而我们的英雄，曾经让这些人闻风丧胆、不敢仰视的英雄，却在他们卑劣的争夺下竟不得全尸而终。
这可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
项羽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项羽以前的时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也是一个贵族的时代。高贵感和英雄气质，是那个时代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以虎和豹为象征的。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犬和羊。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用虎豹和犬羊来比喻两种不同的人格，并惊叹于虎豹之可能沦落为犬羊：“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鞹犹犬羊之鞹。”虽然，在孔子师徒看来，虎豹的精神是高贵的，当是审美的，它不该被代之以狗的粗鄙和羊的平庸。
然而，自从秦始皇开创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英雄的时代也就开始走向没落。君臣之间的促膝谈心没有了，而代之以行礼如仪、磕头如捣蒜；游侠谋士纵横天下各展才华没有了，而代之以拉帮结派、巴结权贵往上爬；诸子百家争鸣自由辩论也没有了，而代之以独尊儒术、只许一个人思想。权欲和利欲将成为主宰和动力，人格和灵魂则将被阉割和践踏，就像王翳、吕马童们践踏项羽一样。
于是我们看到的便是这样一个画面：一只代表着英雄精神和高贵感的虎或豹，在草原上孤独地死去，而一群代表着权欲和利欲的粗鄙的狼和平庸的羊，则一拥而上，恣意践踏着那只虎或豹，然后每个人都扯下一块豹皮或一根虎骨叼在嘴里，准备回去邀功行赏。而在不久之前，他们是根本不敢看那只虎或豹的眼睛的。
这群狼和羊的首领是刘邦。刘邦是他们的君，他们的牧。
就个人魅力而言，刘邦虽然既不可爱也不可敬，但也不可鄙。刘邦虽然出身流氓，难免有些无赖气，一些事做得也不地道，但好歹也是英雄，骨子里也有英雄气概，也是血性男儿。公元前1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