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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武则天决定重奖告密者，并从告密者当中选拔一批酷吏。这些酷吏之所以要从告密者当中选拔，是因为不屑于告密的人也一定不肯搞逼供信。不搞逼供信，又怎能把告密变成案件，置反对派于死地？在尝到告密的甜头以后，武则天已不满足于仅仅通过这种手段获取情报了。她还要通过对所有密告的处理，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冤案，以便把反对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事实上，只有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案件被不断揭露出来，才能证明建立告密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就非有酷吏不可了。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出身，是否读过书、有学问，或者是否懂法律、有能力，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会看武则天的脸色，以及有足够的卑鄙和残忍。
可见，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冤假错案，这三个东西是一环扣一环的。有人出来告密，就有了情报和线索，也就有了整人的理由和借口；有人充当酷吏，告密者的举报才可能被“坐实”，也才可能制造冤假错案；有了冤假错案，才能不断宣称“国家受到威胁”，从而使告密制度和酷吏集团显得合理合法。既然国家安全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就更需要鼓励告密，重用酷吏了。如此恶性循环，恐怖的气氛也就自然形成。其实，国家何曾受到威胁？只不过武则天自己神经过敏，或者只是她杀人立威的一种借口。
尽管武则天这一手段极其卑鄙无耻、肮脏下流，却挺管用。几年下来，已没有什么人胆敢对她的所作所为说三道四，有的只是一片歌功颂德和阿谀奉承之声。呈报所谓祥瑞的绿纸书和言说所谓天命的劝进表雪片般飞往宫中，飞到武则天的丹陛之下。在装模作样进行了一番推让辞谢以后，载初元年亦即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九日，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女野心家，终于如愿以偿，戴上了那血染的皇冠。这一年，她六十七岁。
四、左右开弓
武则天赢了，但赢得并不光彩。因为她在这一场较量中，使用了最可耻的手段——告密，建立了最卑劣的机制——告密制度。
告密肯定是人类社会中最卑鄙下流的行为之一。无论武则天是出于何种动机奖励告密，无论这些动机如何地被说成是迫不得已或冠冕堂皇，也无论武则天登基后做了多少好事，有过多少贡献，为她奖励告密而作的任何辩解都是最无耻的谰言。我们可以不苛求武则天这个人，但不能不谴责告密。
告密和举报是不同的。举报出于公愤，告密出于私欲；举报出于正义，告密出于邪恶。告密的动机无非两种：或是陷害他人，以泄私愤；或是邀功请赏，讨好卖乖。反正不是为了损人，就是为了利己。而且，告密往往意味着出卖。因为只有告发最隐秘之事才是告密，而若非关系极为亲密者，这些事情又何以知晓？可见告密不仅是报告秘密，也是告发亲密，或者说是出卖。历史上那些告密者，不是卖主求荣，便是卖友求荣，不是出卖亲人，就是出卖同志。所以，告密之风一开，社会风气就会迅速污染，人类那些美好的情感，如亲情、爱情、友情，便都荡然无存了。
武则天当然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她的告密制度，便是以举报之名出笼的。她最初的做法，是在庙堂的四周各放一个类似于信箱的东西——铜匦，分别收集劝农务本、朝政得失、申冤告状和天象军机四个方面的常人表奏，颇有些广开言路、下情上达的意思。她自己也声称：“铜匦之设，在求民意畅达于朝廷，正义得张于天下。”可惜，在专制政治体制下，这些说法即便不是掩人耳目，也会变成一纸空文。真正的民意并不可能反映上来，反映上来也不会被采纳，邪恶反倒可能假正义之名横行于天下。原因就在于体制是“君主”而不是“民主”。民作主，民意当然就是天意；君作主，则天意也无非君意。这样，即便有种种广开言路的措施，也完全不顶用的。因为说不说固然由民，听不听却完全由君。君主既然是言论是非的最高仲裁者，则君主一人之好恶，也就成了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样一来，大家当然都拣君主爱听的话说，投其所好，以谋私利，以防不虞。如此，则所谓“民意畅达，正义伸张”云云，也就成了自欺欺人的鬼话。
君主们爱听什么话呢？无非吹牛拍马和挑拨离间。因为专制君主都有两个通病，一是自以为是，二是疑神疑鬼。所以，专制君主的身边，总少不了两种人，一是马屁精，二是告密者。马屁精保证他感觉良好，告密者保证他不遭暗算。即便所告之密，不过臣下们的相互攻击，也很不错。臣子们越是互不相让，互不相亲，皇上的君位就越安全。臣子们如果团结一致，那他这个君可就真是孤家寡人了。所以，历朝历代的君王，几乎没有一个不爱听人吹捧，也没有一个不爱听人告密的。不过，歌功颂德的话不妨公开来讲，投入那铜匦之中的，便十有八九是告密。
武则天不一定欣赏告密，却需要告密。她必须查清哪些是暗藏的反对派，也希望朝廷的大臣们狗咬狗。对于这一类的权术，她是很在行的。因此她故意把举报和告密混淆起来，而且故意对举报不实者不予追究。这就不但是奖励告密，而且是鼓励诬告了。道理很简单：告别人一下，运气好一点，没准能扳倒仇人，或捞他一把。运气不好呢，也没什么损失，岂非不告白不告？
其实在这最黑暗的年代，几乎没有什么人会“白告”。因为武则天不仅建立了告密制度，而且豢养了酷吏集团。这些人比武则天还要喜欢告密者。他们自己就是靠告密起家的，是“告密专业户”，对告密自然有一种“职业兴趣”，和其他告密者也原为一丘之貉，很欢迎他们加入自己的队伍，结为狐朋狗党，或雇为打手耳目。再说，如果没人告密，他们就没有事情做，岂不是要砸饭碗？这些王八蛋原本就恨不得没事找事，无风也兴三尺浪，现在既然有人告密，岂有不炼成大狱之理？结果，某人只不过撇了一下嘴巴，到他们那里就变成了诽谤朝廷；某人不过只是发了几句牢骚，到他们那里就变成了妄图谋反。犯人不肯招供么？他们有的是办法。一是集体诬告，即买通雇佣一批告密者，在不同的地方一起告发，众口一辞地诬告某人谋反，使不明真相者信以为真，被诬告者有口难辩。二是严刑逼供。比如索元礼、来俊臣的刑具，光是大枷就有十种，名称也十分吓人，有“死猪愁”和“求即死”等等。常言说“死猪不怕开水烫”，又说“好死不如赖活着”。酷吏的刑法既然能让死猪发愁，恨不能马上就死，可见比开水还厉害，比死亡还可怕。第三种办法更便当，就是一刀砍下犯人的脑袋，然后在预先写好的供词上按下犯人的手印。有这么多办法，什么案子不能小题大做，变成必须从重从快的大案要案？
实际上酷吏们不把案子做大也是不行的。因为武则天嘴巴上说要听取民意，其实只对谋反案有兴趣。既然是谋反，那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了，非得有谋反集团不可。于是，只要有一人被密告谋反，他的亲人、朋友、同僚也都得跟着倒霉。这样一来，恐怖的气氛便立即传遍全国。没有人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某一天被告发，也没有人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某一案件中被牵连。除酷吏们外，每个大臣在上朝时都要和家人作生死诀别，散朝时都要庆幸今天又能活着回家。一个王朝的政治气氛到了这个份上，按理说恐怕就离垮台不远了。
然而武则天的政权并没有垮台。相反，在她登基之后，新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还当真出现了新的气象。这些成就甚至连武则天的敌人也无法否认，而且被视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其实这事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武则天一当上皇帝，便迅速地调整了政策，由高压一变而为怀柔，由恐怖一变而为开明。这既是武则天高明之处，亦无妨看作她本性所然。武则天毕竟不是嗜血成性的杀人狂，而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她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用处，不同的时候应该有不同的政策，就像人们头顶上的天空一样，有时候和风细雨，有时候雷霆万钧。生与杀，爱与恨，宽容与忌刻，抚慰与整肃，全都取决于政治的需要。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这个非凡的女人不惜翻云覆雨，左右开弓，也不惜出尔反尔，翻脸不认人。
武则天在临朝称制之初曾对臣下说过：“朕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素心之所鄙。”这话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武则天确实并不真心喜欢苛政，也不真心喜欢那些卑鄙下流、阴鸷歹毒的小人、酷吏和告密者。任何一个可以称得上“雄”的人，无论他是英雄、豪雄、枭雄、奸雄，在内心深处都不会喜欢这些东西。所不同者，仅在于有些雄者完全拒绝这类下流角色，有的则把他们视为粪桶便器一类的东西，不可没有，但可利用而不可重用。武则天就是这样。她手下最有名的三个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官阶都不高，职位都不重。除了罗织罪名、诬人谋反，也没别的什么权力。道理很简单：第一，这些家伙能力不强，学问不多，人望不高，靠他们治国根本就不行，而女皇陛下并不愿意自己的国家紊乱无序、民不聊生。第二，这些家伙都是鹰犬，而鹰犬是不能喂得太饱的。喂得太饱，他们就不抓狐狸和兔子了。
武则天对告密者的厌恶使她忍不住要捉拿一下这些王八蛋。当然，只能挑那些不太重要的事来发难，挑那些不太重要的家伙来开涮。如意元年亦即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武则天为了表示虔心礼佛，心血来潮，下令禁止屠杀牲畜和捕捞鱼虾（这项禁令在八年后因凤阁舍人崔融的劝谏而被废止）。右拾遗张德因为喜得贵子，违禁杀了一只羊，宴请同僚，结果被一个前来赴宴的人告发。武则天却在朝会上将告密信交给张德观看，还对他说：以后请客，最好先看清人头，不要把好酒好菜拿去喂了背后咬人的狗。众目睽睽之下，那个名叫杜肃的告密者当众挨了一耳光，脸上火辣辣，心里灰溜溜，从此抬不起头来，再也没脸见人。
武则天这件事做得似乎不怎么地道。禁屠的命令是她下的，告密的风气也是她鼓励的，现在却把告密信交给被告看，岂非存心推翻自己的主张，而且故意出卖自己的走狗？但对待那些卑鄙下流的告密者和出卖者，没有什么比当众揭露他们出卖他们更大快人心了。正如战争只能由战争来消灭，出卖也只能由出卖来遏制。而这种大快人心的效果，又正是武则天的政治需要。
此刻的武则天，已不是当年那个临朝称制、名不正言不顺的代理皇帝，而是堂堂正正的大周圣神皇帝了。新王朝要有新气象。当务之急是要刷新政治，调整政策，改善形象，是让人们感到幸福和安宁。黑暗、恐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