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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当的。
当代在对沈从文的研究中，在我看来，存在着或多或少神化沈从文的倾向。说得确切点，是存在着美化沈从文的倾向。鲁迅是被神化的，沈从文是被美化的——有一种美化的趋势，这点，我是反对的。我反对对一切人的神化与美化。沈从文的独立和自觉无可置疑，但他的矛盾、主观，他的模模糊糊，也很明显。在他写于五十年代的文章《跑龙套》中，我是读到了牢骚——一种失宠的牢骚。他在文章里选择了对《贵妃醉酒》这出戏的改革，我以为是个暗喻。沈从文或许是模模糊糊的，我或许在捕风捉影。
《贵妃醉酒》这出戏，说的是这一个故事：杨贵妃在百花亭候驾，但玄宗皇帝转驾去了西宫梅妃处，失宠的杨贵妃百无聊赖，寂寞中以醉酒来打发这一段光景。
五十年代的沈从文，在心理上应说也是朝气蓬勃的，有大干一番事业的憧憬，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政府，这是整个的时代氛围，很真实。像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只是许多人发热的头脑随即模模糊糊有了点冷——他们觉得失宠了。因为无形中有许多团体——客观的主观的——有了团体——也就意味着将有一部分人得宠，另一部分人的失宠。虽然说到底，全在“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之中，没有本质的区别。比如胡风与周扬，但因有个皇上在，性质就不同了。后来的争论也罢，鸣放也罢，知识分子真没什么恶毒用心，也就是说对现实并没多少清醒的认识，还很幼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由于历史原因，是很简单的，不是拥护什么，就是反对什么——但到了五十年代，既说不上能拥护什么，也说不上能反对什么——拥护与反对都是本身所需要具有的实力——实力没了——就只得邀宠——甚至到最后是只会邀宠了。而失宠的人就说些怪话。一般来讲，皇上是听不到失宠人的怪话的，但因为得宠者的缘故，皇上就会听到失宠者的怪话，皇上也就不得不注意到这些怪话……如此反反复复，如此得而又失失而又得。因为吃到了甜头，又吃到了苦头，邀宠的心态是更变本加厉了。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应该为自己负一半责任。不反思这一点的话，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话，中国知识分子将永远不会有出息。
沈从文在五十年代，也有邀宠的心态——他把自己看成跑龙套的，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有一个原因也不能忽视，即觉得失宠了，就说了些牢骚话。因为在沈从文的心里，“专家”的分量向来是很重的，就是在题为《跑龙套》这样的文章里，沈从文也不免有所流露：
乐不合拍，杨贵妃还不妨趁醉把琵琶夺过手中，弹一曲《得至宝》或《紫云回》，借此表演表演她作梨园弟子师傅的绝艺。
1960年版《沈从文》
1960年，沈从文和一些作家上井冈山，同伴中有人玩牌，他愤愤不平。
“文革”版《沈从文》
沈从文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之际，就被揪了出来。从“文化”中揪出，“大革”知识分子的“命”。“文化大革命”并没“革”文化的“命”，否则专制文化也不会这么越演越烈。想“革”的，早就是预谋好的知识分子的“命”。我们如果不狭隘的话，会看到，其实更想“革”的是人民的“命”：“革”掉日常的世俗生活，然后让人民听天由“命”——听一种话，这种话就成了大家的命运。因为知识分子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是从人民中产生。这是斩草除根。使人民沦为愚氓，而愚氓之中，产生的不是傻瓜，就是笨蛋了。于是就能造出个世世代代的安全系统——专制者本身是感到最缺乏安全感的。“文化大革命” 是一个人一个政党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侮辱。揪出来的沈从文，由于与胡适等人的交往，由于在抗战中所谓“反对作家从政”，由于在第三次国内战争中所持反战立场，他就被莫名其妙地定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于是，沈从文也就成了“反共老手”，当然也就是“历史反革命”。现在，我们来看看沈从文的历史。沈从文的家乡凤凰——这个地名与地方决定了沈从文作品的性格。“作品性格鲜明的一面，事实上还有比个人秉赋更重要的因素，即所生长的地方性……生长地还是从二百年设治以来，即完全在极端变态发展中一片土地，一种社会的特别组织的衍生物（《一个传奇的本事》）。”地方性对于沈从文，也是很可一说的。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脱不开地方性——从地方性上得到恩惠，又受到地方性的制约。而沈从文还有点不同，他的地方性除了以上谈到的话，还有一个民族问题。沈从文的父系母系都有少数民族的血统：苗族，可能还有土家族。据说沈从文在填个人履历表时，在“民族”一栏中从没填过，他对自己的家族世系保持沉默。所以有一阶段在沈从文的民族问题上，我见到两种说法，一种说他是土家族，这是我最先见到的，所以印象里沈从文是铁打的土家族。后来见到另一种说法，沈从文是苗族，我也就没往心里去了。在湘西那个地方，后来的汉族凭借权势，占据了水边码头，把土家族和苗族往山上赶，土家族占据了山脚，而苗族只得退据到自然环境恶劣的山顶上去种些苞谷为生。苗族是受到很大伤害的，在湘西，属于被压迫和最底层的阶层。母亲被孩子恼怒了，骂孩子就骂“小苗子”，这是很凶狠的骂，就像汉人骂“小畜牲”一样。沈从文对自己的民族问题沉默寡言，是什么原因呢？推测起来，可能是这么几点吧。
一是沈从文的家族因为有多种民族的血统流传，对于他自己而言，已很难分清，也没有分清的必要，所以他保持沉默；一是沈从文觉得要确定自己的民族问题，无疑是很痛苦的——因为现代人最痛苦的莫过于对自己身份的确认，沈从文的性格，是既软懦，又很刚强，可说是坚韧，于是在民族问题上他就像一条橡皮筋被拉大了，而当时和以后他所处的环境，并没有一种压力使他必须做出选择，民族问题也就像一根拉大的橡皮筋宽松地悬置在那里了，所以他保持沉默；一是沈从文天性善良，他觉得一旦把民族确定，会伤害家族世系中的其他祖宗，他们如果被排除在外，是不公平的——因为自己的身上，的确有他们的血液流淌——当他一旦把民族确定下来了，就像汉族占据了水边码头，而把土家族和苗族往山上赶。在这里，还能看到沈从文的童心——就像你问一个小孩子妈妈好还是爸爸好，小孩子不会去比较，他说——绝大多数的小孩子都会这样说：妈妈好，爸爸也好。这倒不是狡黠，而是很自然的情感流露。
沈从文对自己的民族问题的保持沉默，在我看来，多半是自觉的意识。
在他的文化记忆中，他出生地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争斗，在现实里总会激发出鲜血淋漓的联想。他的性格之所以养成，正因为他的敏感，还有他的回避。从中也能看到沈从文非暴力或者反对暴力的倾向，这在他的文学语言上尤其明显。
沈从文对自己民族的不确定，在暗处，支持了他的文风，使他的文风流动而不凝固。
另一方面，沈从文对民族的放弃，其实是他接受了这样一种文化——汉文化是产生不了民族主义分子的，汉文化只能产生出地方主义者。沈从文看待现实的眼光，是地方主义者的眼光，而不是——从来不是民族主义分子的眼光。所以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尽管体裁与风格多变，但总体感觉还是不免单一的：地方性牢牢地抓住了他，他的文学创作一直仿佛他的出生地湘西——美丽，又贫困。
只是为什么沈从文的地方性似乎比他同时代的作家都更为强烈呢？一个原因是他的地方性就是他的民族性——他已把地方性与民族性合而为一了，他能把凤凰与湘西合而为一（尽管凤凰只是湘西的一部分），他能把汉族、土家族、苗族和民族合而为一（尽管汉族、土家族、苗族只是民族的一部分），—一种涵摄后的叠加，就像湘西的民居建筑吊脚楼是水的形态与山的意象的叠加，这与山叠加的水，已涵摄了瀑布的形态——吊脚以瀑布的形态直泻入流水；这与水叠加的山，已涵摄了峰巅的意象——楼或者说楼顶以峰巅的意象疾奔向群山。还有一个原因，正如金介甫在《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所说：
沈从文把他对家乡的爱带到了北京。这点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他的题材和他的一些社会准则，这些社会准则出现在他一生各阶段作品的重要章节里。他轻而易举地把他对湘西和苗人的特定的、排他的爱同他在北京获得的普遍的观点协调起来。沈从文在湘西，在他最爱戴的人们中间看到了现代人道准则的化身，而学术城北京本身的宽容气氛助长了他对地方色彩、社会习俗甚至部落人们的真正兴趣。就这样，沈从文人道主义理想的具体社会定义，被蒙上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地方色彩。
第一章批判沈从文 （5）
乡下人版《沈从文》
沈从文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我首先想到他常挂在嘴边的“乡下人”。他自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其中有自卑，这一点是肯定的。但在自卑以外，还有他的对抗心理：你们都是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城里人，又怎么啦，让我这个乡下人也来干出点什么给你们看看。所以沈从文最早的写作，既是为了糊口——这生存的需要，也不无虚荣心作怪。这虚荣心来自他深层的自卑。这种自卑在湘西就有。在湘西尚武的环境里，沈从文为自己的瘦弱感到自卑，这个自卑感使他离开家乡——这是我认为的是促使沈从文离开湘西的重大原因：由于自卑，沈从文离开湘西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后的沈从文，开始处于兴奋之中：北京真大！这是他在他的散文中告诉过我们的感觉。他觉得远离了家乡，瘦弱的身体在这个地方并不是件坏事。他心中甚至还有点沾沾自喜，当他在沙滩附近转悠，他觉得自己瘦弱的身体与一种文化合拍了，与大学生没什么两样——有些大学生还比他瘦弱呢。这时候，自卑暂时离开了他，他天性对美的追求——这一种幻想，也可以说是幻想吧，就开始逐步抬头了。我想沈从文离开湘西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到北京后要以写作为生，他到北京不无盲目性。到了北京后，他的自卑感在他的兴奋之中隐遁了，这时周围的环境唤醒了他内心隐隐约约的愿望，也是冲动：沈从文要写作了。但接连地投稿无门，贫穷，饥饿，受冻，遭到打击（有一次，一位编辑把他投寄的十余篇稿子粘贴成一长条，说：“瞧，这大作家的作品！”然后一揉，塞进了废纸篓里），沈从文真有点顶不住了。这时，自卑就不请自到——其实一直没有消失过——又悄悄地网络起他的身心。他想——我想他是会这么想的——“我一个乡下人跑到北京来，这是何苦呢？”于是“乡下人”这一称号，这一情结，就跟定了他。既是自卑，又是对抗——“既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