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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语言同出一辙，像是大字报。
在《一般或特殊》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引起我的注意：
根据我个人的看法，对于“文化人”知识一般化的种种努力，和战争的通俗宣传，觉得固然值得重视，不过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在工作上具特殊性的专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
这一段话，与二十年后沈从文写作的《跑龙套》对照起来读，能读出晚年的沈从文的无奈、不满和沉痛，当然还有其他（见《反对神化》）。作为在当时公开发表的《跑龙套》，我以为是研究沈从文晚年心态的一份很重要的文献，他在开头是这样写的：
近年来，社会上各处都把“专家”名称特别提出，表示尊重。知识多，责任多，值得尊重。我为避免滥竽充数的误会，常自称是个“跑龙套”脚色。
《一般或特殊》一文中，还有“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话，可作沈从文以后为什么会进行文物研究的主要注解。
为了对反驳的反驳，沈从文又写了《文学运动的重造》，希望通过作家的共同努力，将文学从商界与官场里解放出来，使文学作品的价值，由“普通宣传品” 成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 也就是说，希望通过每个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将知识分子从商界与官场里解放出来，获得独立的价值，由“普通知识分子” 成为“自由知识分子” ——如果沈从文有这一想法的话，沈从文也是模模糊糊的。或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沈从文才会写出这么多作品。
左翼文学阵营把沈从文这两篇文章概括为一个观点：即“反对作家从政”。到了文革，也是扣在沈从文头上的帽子之一。
沈从文有没有他的政治观点？
我想有的话，也是大而化之的政治。沈从文是五四的真正受益者，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有一种畅饮真理、畅饮知识、畅饮新事物的气势，把需要的甚至是尚没捉摸透的，先拿过来再说。更像是勇气，大于胆识的勇气。当许多人开始狭窄的时候——勇气泄气了或对勇气怀疑的时候——沈从文却保持了这一点。不是说沈从文比他人勇敢，也不是说沈从文头脑清醒，只能说他好奇。好奇给他带来了变化的能力、自由的感觉。好奇也使他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既不左，又不右，沈从文的一生是动态的，像骑着自行车，重心偏左偏右都会倒地，他前进着，几乎是本能地保持住平衡。
沈从文和丁玲的关系，多年以来一直像个谜似的。我更愿把它看作象征：沈从文和左翼作家的关系。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只是个人私交，而与左翼作家组织却毫无关系，因为他变化的能力和自由的感觉，使他不能也不会停留在一种思想上，比如马克思主义思想。但他会受到影响，这在他写湘西痛苦的一面的小说时有所流露。但不会被这影响所左右。
谈论沈从文的政治观点，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沈从文没有执著的政治观点，只有一个大致倾向——这倾向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与徐志摩和胡适他们交往密切时，沈从文差不多是准自由主义。而一切主义施展到沈从文身上并对沈从文产生影响时，恰恰是这主义走样的时刻。他人格中几乎没有政治化的质地，就像你怎能要求一座银矿去出产破铜烂铁。从古到今，中国的文化人是不懂政治的——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政治这个现代概念比知识分子这个现代概念，在中国，是更为混乱的。传统文化中结晶出的政治颗粒，实在是权术的囊肿。我们有权术，没有政治，或者说政治匮乏；我们有官场，没有政治，或者说政治匮乏。
沈从文与巴金的交往——他们是一对挚友，我原先总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两人是太不相同了。巴金是“我控诉”，而沈从文呢？沈从文是我做梦——沈从文只想做一个梦，一个自由的梦，在梦中梦见了自由的创作。他当时与国民党政府的对立态度，也就是从他的创作自由的立场上出发的，与左翼作家的出发点并不一样。但是是什么使这两人成为一对挚友的呢？两人的文学趣味南辕北辙，更多的还是思想上的亲近——沈从文欣赏巴金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三十年代的沈从文，有点准无政府主义。这正是他们成为挚友的基础。沈从文对湘西的迷恋，不无有用地方性来抗衡政府的大而统之——凤凰的特殊地理人文环境，让沈从文觉得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沈从文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早轧出了苗头。沈从文写《边城》之际，正是与巴金同住的时期。《边城》在我看来，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
巴金写有一文，是哀悼追忆沈从文的，写于1988年10月31日——《怀念从文》——中有这样的话：
……我仿佛回到了一九三四年、三三年。多少人在等待《国闻周报》上的连载，他那样勤奋工作，那样热情写作。《记丁玲》之后又是《边城》……
这个时期的沈从文，是他一生与政府最为对立的时期。
随着与巴金交往的疏淡，沈从文又渐渐地回到以自我价值观为判断起始的个人主义立足点上去。如果说这就是政治观点或倾向的话，沈从文也有个潜藏的稳定结构——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沈从文一生的立足点。但这个个人主义，也是准个人主义——因为更多的是出自沈从文的天性。在没走出湘西之际，沈从文就是一个准个人主义者了，后来与徐志摩胡适他们的交往，受到自由主义的影响……与胡也频丁玲的交往，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最为微乎其微，家乡凤凰的相对平和没有给过他阶级尖锐的冲突的感觉，朴素淳厚的人伦关系与道德观也使他觉得没有需要革命的必要）……与巴金交往，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的天性选择着与天性较为合拍的主义，他的天性又使他难以融入某一个主义——因为他天性是个准个人主义者。
四九年以后，巴金像换了个人似的，沈从文却并没有多大变化，原因是无政府主义只是巴金的信仰，信仰是可以放弃的，而准个人主义则是沈从文的天性，天性很难改变。人的天性里都有一种准主义——主义的倾向，主义也就是人的天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发展并被归类抽象出来的价值观，所以信仰终究是可怀疑的，如果这公共的信仰与个人天性里的准主义——主义的倾向相违。为什么说沈从文的个人主义，也只是准个人主义——因为沈从文是个泛神论者，自发的泛神论者。这与他的故乡、家世与个人经历皆有关系。尤其是成年后他对一切理论的不感兴趣，更使他较为完好地保持了身上的这种自发性。他自发的泛神论一直保持和贯穿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他的都市小说，既不是他皈依现实主义，也不是他在创作中逐渐掌握了把握现实的能力，而是他对“神”在都市生活里的缺席而感到的慌乱、焦虑、不满和愤怒的自然流露。这“神”在沈从文看来，是湘西的大自然，也是湘西的人伦与湘西的道德。沈从文的泛神论，简直是“泛人论”，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沈从文，他也就只能是一个准个人主义者了。
第一章批判沈从文 （4）
1949年版《沈从文》
1949年，沈从文四十七岁。
1957年版《沈从文》
1957年，沈从文写了篇文章《跑龙套》，其中有这样的话：“近年来，社会上各处都把‘专家’名称特别提出，表示尊重。知识多，责任多，值得尊重。我为避免滥竽充数的误会，常自称是个‘跑龙套’脚色。我欢喜这个名分，除略带自嘲，还感到它庄严的一面。”这段话颇可玩味，除略带自嘲外，还有无奈与不合作的感觉——但这种不合作，并不是沈从文的刻意为之，更多的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和潜意识。既然社会上各处都把‘专家’尊重，那我沈从文并不稀罕这种待遇，我宁愿做我的“跑龙套”。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感到它庄严的一面。
“跑龙套”的说法，在我看来完全是以前沈从文常挂在嘴边的“乡下人”一词的转换。在不同的语境下，所用的词当然会不同。“跑龙套”也好，“乡下人”也好，都具有边缘的色彩。在这一点上，沈从文是很独立与自觉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色彩——就是——“边缘”。因为对所谓的“中心”，几乎是持有与生俱来的质疑。“乡下人”一词的内涵还更复杂些（见《乡下人》），因为“跑龙套”的说法沈从文并没有展开，就虚晃一枪，去大谈京剧的改革了。这是智慧。智慧的人才能够虚晃一枪，才虚晃得起来。
沈从文在谈论京剧的改革时，不是另有寄托，就是一个外行。他以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为例，沈从文写道：“几个宫女健康活泼，年青貌美……听她们如傻丫头一个个站在台上许久，作为陪衬，多不经济。如试试让几个人出场不久，在沉香亭畔丝竹筝琶的来按按乐。乐不合拍，杨贵妃还不妨趁醉把琵琶夺过手中，弹一曲《得至宝》或《紫云回》，借此表演表演她作梨园弟子师傅的绝艺。在琵琶声中诸宫女同时献舞，舞玄宗梦里所见《紫云回》曲子本事！如此一来，三十年贵妃醉酒的旧场面，的确是被打破了，可是《贵妃醉酒》一剧，却将由于诸宫女活动的穿插，有了新的充实，新的生命，也免得梅先生一个人在台上唱独脚戏，累得个够狼狈。”
如果《贵妃醉酒》真被改成这样，那已不是京剧，而是歌舞了。或许沈从文真是另有寄托，因为这段话写得够调侃的。
我现在在写沈从文，就尽量把沈从文往深处想——有时自己也觉得不免滑稽，比如我想京戏剧目那么多，沈从文为什么单挑《贵妃醉酒》呢！是不是他在暗示——他已在盛世里听到哀音，他已在景色撩人的花荫之中看到马嵬风雨？哪有这么复杂。我这种思维方式，说到底，和“文革”时的断章取义以及著名的论语“利用小说反党” 是一种套路。呜呼。
《跑龙套》里，沈从文还谈到京剧服装，倒很中恳：“目下杨贵妃的一身穿戴，相当累赘拖沓，有些里衬还颜色失调”，齐如山在台湾，也针对梅兰芳的戏剧服装的所谓的改革，说过类似的话。但沈从文接下去所说的“让历史戏多有些历史气氛”，顺着上文读下来，说的也是戏剧服装——只不过是引申了开来，这样地说，沈从文就不在“跑龙套”了，而是“专家”的眼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家的眼光。看来沈从文自己也会冷不防“跑”出“龙套”，当一回“专家”。可惜当错了，因为戏剧服装本来就是写意的。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对姚茫父、罗瘿公的批评，也是欠妥当的。
当代在对沈从文的研究中，在我看来，存在着或多或少神化沈从文的倾向。说得确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