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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染、林白和海男相比，王安忆的小说虽然少了一些矫情的因素，但是却缺乏了前三位女作家所具有的那种对生活的真挚描绘和对女性意识作彻底的表达的那种决绝的勇气与胆识。在想象力方面，我们虽然不否认王安忆靠的就是她这个不甚出众的能力才写出一部又一部的小说，但她与徐小斌和须兰这几位女性作家还是有差距的。
在描写女性的深刻性上，王安忆甚至还不如比她年纪小的先锋派男作家苏童所能驾驭得那样恰到好处，她没有苏童描写女性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彻底与铭心刻骨。哪怕就是对于妹头（《妹头》）、阿三（《我爱比尔》）等具有独特风格的女性，她也没有苏童在他的《妻妾成群》和《红粉》等小说中对女性描写的那样富有生活感与灵动感。
在女性写作的先锋性上，王安忆与残雪比较也有些相形见绌，残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表了《山上的小屋》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将她的那种鬼魅的神秘主义色彩极为浓厚的小说理念贯穿了写作的始终，现在还有继续先锋下去的趋势。而王安忆真正称得上是先锋的小说也就是《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与《纪实和虚构》，为了表现先锋性，王安忆还给《纪实和虚构》这部长篇小说加了一个副标题——“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但小说就是描写了一个女人与一个城市的关系，充其量也就是一部带有象征性与追忆性的家族小说。除了语言上与她的其它小说相比有所膨胀外，结构上也未见出有多么先锋，残雪的大部分小说都可与它有一比。
在描写女性上，许多的评论家认为王安忆有足够的资格站出来说话，对于这一点我认为王安忆有很大的局限性，她与女性意识极强的陈染、林白和海男相比，总是显得畏首畏尾而无所适从，她不能做到她们那样彻底地对男权中心意识的反叛与颠覆，她试图超越，可又在自己封闭的写作思维里越陷越深，最终不得不再一次地做“转型”的准备。
第三章批判王安忆 （5）
令人困惑的写作前景
王安忆的写作现在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训练有素，但是这样的写作只能是工匠气息极为浓厚的写作，这样的作家现在真是层出不穷，遍地都是。作为体制内的专业作家，王安忆是堪称勤奋的，她不断地为我们制造出那些良莠不齐的垃圾与精品，这些作品一旦看多了之后，人就不免有一种自我重复、味同嚼蜡的感觉。我想，这可能是熟读王安忆作品的读者或多或少都会有的印象。
在以前的写作中，王安忆虽然也竭力去挖掘自己笔下人物背后的种种人性的弱点，而她却没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而是像被什么观念束缚住了，她的视野同时也被遮蔽住了，无法更开放地去触及社会中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了，而受制于一种精致而四平八稳的叙述策略，这是王安忆越来越背叛自己而迎合大众的妥协政策使然。因为王安忆从来就没有愤世嫉俗的道德批判，她有的只是温温尔雅、悲天悯人的文人情怀。
对于自己的写作，王安忆这样说：“在我看来，写作是从内心出发的，是我心灵的需要。事实上，我是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写自己的作品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王安忆不是想表达当下，而是无法表达当下，因为她对当下发生的事情几乎就没有关注，她不关心时尚与潮流，也不关心周围的事情。而只是通过自己的想象来构造自己心目中的上海的风土人情与繁华都市。想象力丰富的作家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和讲不完的故事，王安忆也不例外，她讲清纯的少女，讲知青生活，讲打工妹，讲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为了生活而疲于奔命和垂死挣扎，写一些外地人来上海，怎样适应上海并融入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方方面面。除了这些，王安忆给我们带来的就只有那些历史故纸堆里的闺中怨女和旧上海的脂粉气。
让王安忆没有想到的是，就是那“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所写的作品已经带上了严重的程式化的倾向，几近于达到崩溃的边缘：《米尼》、《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话》、《上种红菱下种藕》和《富萍》等无不如此，现在几乎被人遗忘，那些模式化的环境，格式化的人物，始终是旧上海的那一套特定的场景氛围，王琦瑶、蒋丽莉、吕凤仙以及富萍等人都是一个个性格各异却同为上海这座城市里的一员的代表，她们作为王安忆笔下的女性组成了一部部带有个人特殊存在的寓言与神话。上海这座现代化的城市在王安忆的笔下总是略显陈旧，她想挖掘这座城市某种文化上的内涵，并赋予它一种特殊的存在意义。王安忆有这种驾驭建构纸上历史的能力，并且也能在她的虚构与幻想里做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这是一种本领，但是如果这种本领使用得不当，就会于不经意间留下了刻意雕琢的痕迹。
王安忆写完了她的小长篇《妹头》之后，褒贬之声不绝于耳，有的人认为这部小说是王安忆风格转型中比较成功的典范之作，它是生活化的，是反映当下的底层人的，是又一次对上海的真实的抒写，而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则认为，王安忆又在都“新写实”作家们的道路，专注于生活细节的那些琐碎与芜杂，似乎是走向通俗化了。而还有的人则认为，这部小说还是王安忆程式化写作的一个复制品，相对于她《长恨歌》以前的写作来说，毫无任何新意。
但是，王安忆还是非常自信地说她不怕她的小说没有读者，所以她能够坦然地服从自己的内心而成天盲目地制造一个个女人伤感的神话。由于王安忆自己也竭力想让小说作品富有理性，而一些读者也总是满怀期望地通过王安忆的作品来获得与自己共鸣的那种情调，以前我们还能感觉到那么一点真实的共鸣的空间，而现在我们越来越感觉不到王安忆真正想让我们了解到的理性究竟是什么东西。她的写作日益模糊化在这样具有时代感的社会里就有了作秀的嫌疑。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渴望王安忆给我们带来一个痛痛快快的故事，关于悲悯，关于善良，关于终极关怀，关于文化根底，我们都曾从王安忆的笔下得到过一知半解的答案，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看到过作为一个富有理性的思想者王安忆在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示人。
我以为，王安忆特立独行、另辟蹊径、推陈出新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她的每一次“转型”都以付出惨重的代价来作为结束，那就是对以前的写作进行全面的颠覆。而且她的任何一部长篇出来后都要被一些好事的评论家们爆炒一通，评论家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最后总是得出这样的冠冕堂皇的结论：王安忆又作了一次成功的“转型”。在我的印象中，王安忆似乎从来就没有一个定数，她总是在改变，就好像一个疲于奔命的人一样在阒无人迹的荒野上狼奔豕突，而且从来就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与征兆。
尽管如此，王安忆仍然在恋恋不舍做一些“远距离的凝望与选择”，她想尽力排斥这个世界的尘嚣与浮躁，心如止水、孜孜不倦地追求艺术世界的和风细雨与明媚灿烂。她有一篇不太为人注意的短篇小说《喜宴》，虽然写的是阴雨天气里知识青年去赴一对结婚的夫妇的喜宴，这样的气氛应该算是祥和而唯美的了，但是王安忆去以冷竣的笔调描写了那场无声无息的喜宴。她试图达到喜宴与环境的那种张力，但是这种现实中的不和谐却不以王安忆本人所希望的那样形成一种默契。相反，那样的描写只能以难堪的却又是做作的场面而结束。王安忆是最关于绕圈子的，她在小说中不断地提到“天阴冷得很”，这是一种暗示，但也是一种现实。这种现实与王安忆本人所理解的现实是格格不入的，她有的只是一种漫不经心感觉，一种张驰有度的氛围，而我们有的却是一种无聊的趣味与冷漠的感受。
从《长恨歌》以后，王安忆的一些中短篇小说都刻意地消解了故事性，我们无法再从她的小说中看到精彩的故事了，而能感受到的只是她对叙述的那种绵绵不绝的追求与探索。王安忆在一次访谈中也承认她的创作是追求审美的，她这样说：“我的小说创作是不太现实的，我对现实不很关心，我关心的是审美，什么样的生活值得我写？就是有审美性，而现实太没有审美性了。”在王安忆笔下，审美是最为主要的，但是这种审美的东西在王安忆那儿却成了想象中的东西，当然也就变成了王安忆想象中的美，而这种想象中的美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是不存在的。许多读者和评论家们从王安忆的这些小说中找到了高超的小说叙事技巧，找到了“才华横溢”的描写和叙述。是否真的是这样呢？我们拿她的一篇小说《发廊情话》来分析，这篇小说通篇讲的就是一个洗头的女子在发廊里回忆自己的故事，写她观察给她洗发的师傅从头到脚地描写了一篇，可以说是极其描写之能事，如入无人之境，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王安忆叙述技巧的娴熟与高超，但是看过之后，我们惟一的感觉就是：匠气太重。一种孤独感就会从心底油然而升，这种感觉会影响我们阅读王安忆的每一篇小说。王安忆的有一篇小说叫《角落》，看完了之后，我们不知道它到底应该叫作小说还是应该叫作散文，作品是这样开头的：
关于这街角，最早的记忆是布店。沿了街面的弯度，开有两个门面。这已经到了繁华马路的尾上，渐入清静，多是住户人家。所以，这布店卖的多是些普通布料，裁好的衣片，裤片，口袋布，鞋面布。看上去有些冷清，其实生意是足够做的。那时候，生活也比较消停，不像现在这样急和爆，什么都要做满。那时呢，有个三分，四分，就过得去了。看看都是些小生意，还时有时无的，可也没看它说要倒闭。月末的一天，照例是关门，门口挂了牌，上面写“盘点”两个字，以此可见，是有进账的。
读完第一段，总感觉有鲁迅的小说描写风格，似乎又掺杂了汪曾祺小说叙述上的技巧。追求一种淡泊、恬静的风格，语言简洁朴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王安忆总是在尽力描绘一些静态的东西，她想把那些静态的事物通过她的笔转换成一些她想象中的动态的事物，并且具有强烈的动感。此外，她好像与历史有了不解之缘，就是在《角落》这样篇幅极为短小的作品里，她也总是不会忘了描写一家布店的历史。或许在王安忆眼里，只有历史才能真实地再现她想象中的所谓的审美。王安忆还有一个短篇《轮渡上》，虽然也是以极其轻松的笔调描写了淮河轮渡上几个乡村艺人的情感和行为，希望和梦想。她并没有作什么惊心动魄的尖锐的矛盾刻划，而是以冷静的叙述平视着在轮渡上的所见所闻，叙述中不免带有一种平和散淡，超然物外的坦诚与悠闲。从王安忆这样的一些小说里，我们总能找到被模仿者的影子，她又走上了程式化的短篇小说创作道路。
由此看来，王安忆目前又热衷于描写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了，她说她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