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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让我最感兴趣的地方，是他的高产。他一个月要交一部书稿，养家糊口。我们常说一个作家的责任心、使命感，在我看来，一个作家最大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就在于养家糊口上。这比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更困难。能以写作养家糊口，一个天才是做不到的，能做到的只是苦力。五四的许多作家都是自由职业，靠的就是写作养家糊口，而沈从文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沈从文的秉赋，可能写诗的话成就会更大，但写诗是很难养家糊口的，不像现在有些诗人，有什么什么“鸡精”会提供的“鸡精”，把清汤寡水熬出了鲜味，然后把现实鸡奸一番，再说些不痛不痒的话。痛了，它就不让你再度鸡奸，痒了，它老惦记着你鸡奸，都是麻烦事，我们身边的那几个天才是最怕麻烦的。而沈从文完全是个苦力，在这点上最让我敬重。所以他最后不写小说，与时代当然不无关系，这个时代让他感到陌生，他不是不想融入这个时代，像当年在湘西那样，游水，赌博，但他苦力已作久了，力气乏了，也就力不从心。既然力不从心，那就随心所欲吧。放弃文学创作，对沈从文而言，倒是他一生与时代最为合拍的选择，这之前，他与时代好像从没合拍过。1949年后，中国的劳苦大众翻身作了主人，沈从文也翻了个身，不当苦力了，也就是说不写小说了，他有了个机会可以另找点别的干而照样能养家糊口。而这时养家糊口的重担已被减去一半——张兆和也有了稳定的工作。一个作家的写作，都是压力底下的挣扎，有的是社会的压力，有的是家庭的压力，有的是名气的压力，也就是虚荣的压力。卡夫卡就是家庭的压力，他倒不是要养家糊口，他企图通过写作来减弱他处身于家庭中的焦虑和紧张。一个作家的作品，是这一个作家向社会或家庭或名气的压力所能付出的减免税——既然要付税，就说明他有利可图。一切艺术都是有利可图的，一切艺术家都在为利而行事，哪有什么“为艺术而艺术”。
沈从文让我第二个感兴趣的地方，是他即使在“沈从文热”里，他也没有那种“老子先前阔过”的架势，从而对年轻的作家们骂骂咧咧。他对当代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想在一个媒体化、学院化氛围越来越浓烈的时刻，我们怎样保持自己的生命力，怎样保持自己的判断力——怎样保持自己的天性，在沈从文那里，既能学习到经验，又能接受到教训。
尽管沈从文经历了许多磨难，但在我看来，他得到了幸福。一个通过写作而功成名就的人，最后可能什么都能得到，地位，荣誉，钱，女人，男人，杜拉斯那么一把年纪了，还得到一个小男人，不写作她能得到吗？但就是得不到幸福。所以我看沈从文晚年的照片，产生出像是看到一尊菩萨的感觉——还年代久远，像是宋代匠人木雕的一尊菩萨头。沈从文说他自己是“出土文物”，就是。再过五六十年，我们看当代作家，更多的感觉或是像面对一只用旧的红塑料桶吧。可能也是文物，如果碰巧这一只红塑料桶被某位名人提过水，像鲁迅坐过的藤椅——不就是我们文学史里的一件著名的文物吗？
第一章批判沈从文 （2）
1933年版《沈从文》
1933年新秋，沈从文要结婚了（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在这喜庆的日子里，一个晚上，沈从文等人往新居搬东西，发现有一个小偷在他们的院子里。沈从文一见，忙从搬着的东西中抽出一件家伙，冲上前去。小偷爬上树跳上房，跑了。大家松了一口气，定神一看，只见沈从文威风凛凛，手中紧握着——
一柄牙刷。
牙刷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文明社会里，却又必不可少。牙刷的造型，有独来独往和挺身而出的姿态，更主要的是房子、汽车可以借人，但牙刷不能借人。牙刷是生活中最个人化的一个部分。
1933年10月，沈从文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针对文坛上的一些不良习气，进行了批评。有的作家视写作为“玩票”，但又自吹或互捧。沈从文认为这些作家败坏了文坛风气。此文发表后，引起上海作家杜衡的不满。几个回合下来，“京派”“海派”的说法就产生并流行了。第二年，沈从文《论“海派”》问世，他认为“海派”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结合，是“投机取巧”的，也是“看风使舵”的：
如旧礼拜六一位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
从沈从文方面讲，他指责的是一种文坛现象，他说：“海派作家与海派作风，并不独独在于上海一隅”，同时，他还把鲁迅、茅盾等人明确排除在外。现在看来，沈从文所指责的文坛现象，在当今文坛也继续存在——况且愈演愈烈愈趋繁多——只要有文坛，就有“海派”。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写得也不是太具体，因为还要给一些人一点面子。但往往就是这类争论，极容易引起文坛与文坛之外的注意。因为不太具体，就开了许多进口，大家都方便进来说话。沈从文与杜衡的争论，引起了文坛注意，鲁迅也参加了进来。鲁迅的文章可以暂且忽略，因为他谈的是另一方面。上至明清，下至当代，鲁迅是一网打尽了。也就可以说并没针对性。而沈从文是针对当时的文坛现状，有感而发的，这在前面已说过，与他的个人境遇有关。所以两个人不能谈到一起，也就是必然的事。但两个人却有相似之处：当时文坛，对鲁迅是看上去像供着，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其实是阴干；对沈从文是搁到一边去，由你自生自灭。
鲁迅在1931年有过一个演讲，叫《上海文艺之一瞥》，比沈从文的《论“海派”》的措辞更为激烈（让郭沫若耿耿于怀的“才子＋流氓”就出于其间），但鲁迅见到沈从文的文章，却并没有引为同志，而是相反还把沈从文隐隐约约地划到了“京派”的圈子——我想解释只有一个，即鲁迅由于个性的缘故，他并不需要同志，他把身外之物，一概视之为假想敌——他以恨的目光关注着世界，因为爱不能完成。在历史的哑雀无声时期，恨比爱更接近事实。在方法上，鲁迅他是把否定与怀疑紧握手中，先否定，先怀疑，先说出否定的话，先说出怀疑的话，置于死地了，后生不后生，并不是他考虑的问题。他也不考虑置自己于死地了，需要不需要后生——他是怀着大绝望的。一个怀着大绝望的人，不会说空话，也不会说实话（落实到具体事物上的话），说的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如果说郁达夫执意要做个颓丧的文人——有意无意给公众的形象，那么鲁迅则一意孤行，要做个孤独英雄。沈从文呢，沈从文给自己树出的形象：“乡下人”。
鲁迅以孤独英雄的形象独立于世，沈从文则以乡下人的形象与时代、人群和文坛保持着距离。沈从文挑起的京派海派之争，在沈从文看来，文学应该是独立与自觉的，它在政治、宗教之外。所以沈从文对作品是很看重的，在《给一个军人》中，他说：“应当具有教育第一流政治家的能力”，他并不是真想去教育政治家，无非是对文学应有的独立与自觉的—一一种品质上的强调。
“京派”“海派”，在沈从文是文学争论，到了鲁迅那里，被鲁迅发挥了，成为文化争论。可以这么说，由于鲁迅的介入，这一场争论也就不了了之了。因为在鲁迅看来，京派海派都不是好东西——帮闲的帮闲，帮忙的帮忙。鲁迅在《从帮忙到扯淡》的末尾写道：
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
帮闲也好帮忙也好，到末代只成了帮派。末代的“京派”“海派”无非是帮派而已。从这点上可以看出，沈从文在使用“京派”“海派”的时候，内心不无“帮派”的情结，一个作家的独立性总是有一个限度的，他总会对某种氛围某些团体产生出亲和力与依附性。沈从文使用“海派”一词——在《论“海派”》这篇文章中——还可以看到沈从文的策略，他是愿意与“京派”结为盟友的，其实他本身就是“京派”。因为“京派”人士心里清楚，这一说法的来路是含褒含贬的。而沈从文即使他自己不认为是“京派”，但在外人看来就是如此：
在北京的年轻一代的“京派”代表是沈从文同志，他在当时地位之高，今曰的读者知道的很少（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
我在上面说到，“京派”“海派”是帮派——起码有帮派意识，因为这是传统，在京剧界流传时就是如此。京剧界的“京派”代表梅兰芳，也讲究布景服装，但“京派”圈里的人不但不反对，况且还叫好——文学界不也是这样吗？首先看的不是作品，首先看的是谁写的作品。这一点，就是沈从文也不能免俗。
京派海派，现在来看这些争论，觉得算什么呵。但在当时，由于时代与个人的原因，都郑重其事。格外的郑重其事。争论是不能离开时代的，一离开，都无足轻重，甚至是无稽之谈。争论是一段时间里的大汽泡。也不能离开个人，因为个人郑重其事地挑起或介入争论，正说明这争论的休戚相关：说体面了，是为真理；说穿帮了，是为利益。利益总是会起作用。但只针对那个个人，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中的那个个人，那个个人所属于的那个时代。应该说这些争论与我们后来者的关系都不大了，但实际情况是离开这些争论，我们竟会无从说起。其中最大的原因——因为文本的匮乏。这是一个不免残酷的事实。我们现在来看这段历史，眼光常常也会非正常。把一切的争论落实到个人头上，比落实到时代头上更难。文学争论往往成为非文学争论，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有关“京派”“海派”的争论，鲁迅有段话非常著名，我当初读了，真觉得很棒：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在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亦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
但放在具体的争论中（虽说“京派”“海派”的争论，也并不见得就很具体，但相比之下），就未免有点大而无当了。鲁迅的文字，我是很着迷的，但不能把它看得太具体，一具体，就不着边际。鲁迅的边际是文化，是国民性，而不是一场争论。这是鲁迅的欠缺处，也是魅力。欠缺处是对我们后人了解那一场争论没多大帮助，魅力是离开这一场争论，他的文字还有力量。魅的力量。鲁迅通过他的文字，建立起他的个人权威，或者说个人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