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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他本身是不具备这种虚妄的力量的，他仍然得益于今天这个腐朽的价值系统，并且充当代言人和先行者的角色。
刘震云笔下的农民并不是这个民族的原生态。写农民、农村、农事的作家很多，刘震云偏向于说话的农民，而这些农民说的话，又都是他们的想象，乃至理想。但是刘震云的理想并不是那些农民的理想，刘震云追求那些农民关于理想的文化，这种文化，让刘震云感到喜悦，感到自己有幸能够享用，因为他认为，自己太笨了。
追寻文化，使刘震云忘记，农民本可以像昆虫那样生活。在刘震云的作品中，我们从来看不到自然，我们看到的，都是人、人、人，表现出他们不同的文化方式，表现出他们群落间不同的文化属性。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一只昆虫能够成为一个作家，并且是刘震云那样的作家，那将是对那种虫科来说多么恐怖的事情。
有一种说法是，作家要写农民，不必非到农村去体验考察，哪怕是在大城市里，只要看看街头巷尾，公司企业，楼上隔壁就行了，因为大家都基本上还是农民。作为一个笑话，这种说法一点都不好笑，但它却准确的说明了，农民文化是这个国家最根本的文化。看起来似乎现代化的进程已经撕裂了这种文化生态，但是，本民族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绝对是自生自灭的，所以，这个国家最根本的文化几乎是根深蒂固的，其人民的生存状况被这种文化制约，越发达，也只能是像刘震云一样越自我陶醉，自我迷恋，直至灭亡。
在刘震云的作品中，想象和演说过去，已经是他影射现实的一个手段。他在《温故一九四二》中描述了农民在过去的动荡生活中遭到的奴役，蹂躏和耻辱，记录他们呼号，挣扎最终归于平静的麻木和冷漠，强调他们的奴性，指出这种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刘震云沉浸在记录这些的心理氛围中，这成为他早期写作的基本心理积淀。但这种心理积淀具有多大的欺骗性刘震云却未可知，事实上在今天看来，这种心理积淀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好莱坞都可以成功运用它的全部，而好莱坞，就已经够懂得现实了吧？
刘震云的早期作品，并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一部与一部各有不同，每一部都在运用不同方向上的想象力。在《温故一九四二》前后的作品中，充斥着一种对人性扭曲的迷恋。对作家而言，通过这样的写作不知道是释放了压力还是得到了快感？ 。《头人》中的三姥爷与宋家掌柜来来回回的报复争的是一个村长的名号和吃热饼的权利。当刘震云笔锋一转回到现实的时候，仍然迷恋于前人的鲜血而不能自拔。
第二章批判刘震云 （2）
身份认定：写书的VS说书的
专门讲故事的人，让我们想到说书艺人，专门讲故事，还绕来绕去说废话的人，让我们想到相声演员。相声演员已经具备了演员的角色素质，所谓上得厅堂，其很大成分在于表演。说书艺人也是在表演，只不过更多的是要让人嘘叹，人们在嘘叹之余忽略了他的表演，因此他的表演往往是留给自己的享受。刘震云对废话很感兴趣，甚至把它当作一门手艺，当然，准确说应该是口技。但在他对废话感兴趣之先，他基本上也是一个传统的说书艺人，对讲故事这门手艺兢兢业业，只不过同有心有意的说书人一样，为自己留了一手，那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表演。
小说要会讲故事，小说也可以不讲故事，这是今天的文学青年都知道的道理，而在刘震云写作的初期，烦琐地记叙生活中的烦琐，却具有了与同时代反方向的单纯。在故事当中，充其量有对目标事物的印证与玩味，并且给了语言极大的自由，可以携带大量作者的聪明——如果他不感到乏味的话。
《一地鸡毛》，yi_di_ji_mao，这四个字的发音本身已经超出了一个小说家的心和意，脱口而出，带着刘震云的不老实的快感。所以作为一个藏拙的人，说到底他是藏不住的。
让我们来看看《一地鸡毛》的开头：
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一斤豆腐有五块，二两一块，这是公家副食店卖的。个体户的豆腐一斤一块，水份大，发稀，锅里炒不成团。小林每天清早六点起床，到公家副食店门口排队买豆腐。排队也不一定每天都能到豆腐，要点排队的人多，排到，豆腐已经卖完了；要么还没排到，已经七点了，小林得离开豆腐队去赶单位的班车。最近单位办公室新到一个处长老关，新官上任三把火，对迟到早退抓得挺紧。最使人感到丧气的是，队眼看排到了，上班的时间也到了。离开豆腐队，小林就要对长长的豆腐队咒骂一声：
“妈了个×，天底下穷人多了真不是好事！”
一开始，作者作为一个深有感触的“神”，笑看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后面详细说明了这块变馊的豆腐来源于何处，比较别处的豆腐有哪些优点。这种生活经验是市井生活中的大妈大婶深有感触的。而作者不仅停留于此，还要详细阐述一下人和豆腐的关系，甚至是人和豆腐乃至人身处的社会环境的关系。所以说，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在这个国家的市井小巷中有很多人都具备，而且如果换作他们来讲，肯定比刘震云讲的要轻松，因为故事到了刘震云这里，还要加上一层基于经验的想象，还要加上故事中人物的各种属性，各种文化习惯，指出人是社会动物、环境动物。但是可以说，老百姓所具有的讲故事的方式刘震云已经将之操作绝了，并且训练出了耐心，能够将这种模仿的满足延续下去，凑足一个故事。但作家毕竟是作家，而不是被模仿的生活中的对象，作家的脾气在于渲染出了生活中的无奈，或者说是生活本身的无奈。要把这种无奈给谁看呢？给有脾气的人看。这就是小说之外的事情了，并且放在1988年，一切，总归是比今天无奈的多吧：
——前几年刚结婚，小林对这点很不满意，哪能上床就入睡？问：
“你怎么躺倒就着，长此以往，可让人受不了！”
老婆不好意思地解释：
“累了一天，跟猪似的，哪有不躺倒就着的道理！”后来有了孩子，生活越来越复杂，几次折腾搬家，上班下班，弄吃喝拉撒，弄大人小孩，大家都很疲劳，老婆也变得爱唠叨了，这时小林倒觉得老婆上床就入睡是个优点，大家闹矛盾有个盼头，只要头一挨枕头，战争就停止了。所以小林觉得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优点缺点，优点缺点是可以转化的。
在二十年后的今天看来，都市化的进程似乎让这一切都过时了，但从对人的关注来看，永远还是这些事：〃钱，房子，吃饭，睡觉，撒尿拉屎”，庸俗，永远是庸俗，鸡毛蒜皮，永远是鸡毛蒜皮。刘震云很残忍，在他的小说中，庸俗也可以让一个人满足，庸俗也可以让一个人有自尊。
小人物的悲哀，永远是刘震云讲故事的一个核心要素，即便到今天的《手机》，小说中人物的生活似乎高档了不少，但刘震云很聪明地让他们的面目模糊不清，因为小人物的面目永远是模糊不清的。从《一地鸡毛》的“副局长”、“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到手机的电视节目策划、节目主持人，有了扮演故事的人，还要有支配故事发生发展的的线索，那就是权利与喜剧气氛。
可惜的是，这些故事模拟了刘震云内心中的真实，但却讲得不轻松，不老实。斗争，阴谋，沉重，虚伪，每个人都披着其中一间外衣，对号入座。即便生命是场苦难，故事中人物却都没有勇气承担，因为作者自己就已经无力承担。故事被讲得很压抑，说喜剧，更是为了突出悲剧氛围，故事在讲下去，人物的内心也在不停的损耗，他们的挣扎、反抗变的无耻而脆弱，看不到希望，这种情绪虽没有不加控制地绵延，但也丝毫谈不上一丝亮光，没有留下一丝精神力量成为后来讲故事的人的心理资源。
但狡猾的刘震云否定了这一点，他狡猾得把自己都骗了。《一地鸡毛》被拍成电视剧后知道的人很多，但刘震云却说它最初的名字是《阳光一缕》。并说虽然生活是非常乏味无情冷酷的，但仔细想想还是充满着许多乐趣的，尽管这种乐趣特别灰色。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玩笑特别悲凉，但大家彼此都是哈哈一笑就过去了。而且辩解，就个人的写作而言，从自身写作的愿望来说，像《一地鸡毛》、《单位》这类小说绝不是对人的嘲讽对人的漠不关心，而正是他发现了生活中一缕阳光的时候，才开始写的。
看，把自己骗得多好。
第二章批判刘震云 （3）
想象力：不骂你缺失
作为作家智商和职业态度的体现，想象力似乎从来就显得不可或缺，并且成为攻击同类的理由：想象力缺失。从语言再到一个完整的故事，似乎没有想象力，小说就不叫小说了，没有了想象力，一切叙述都是无趣的。想象力，经常成为作家评判自己喜好的标准。
刘震云小说中的故事都不是自己经历和见闻的照搬，没有了想象力，刘震云就不是刘震云了。在刘震云看来，一个作家学会准确生动的描摹生活，简直就像是练习描红这样的基本功，因此，今天流行的一切网络小说、自传小说在他看来都是等而下之的。
在中国，一个人的聪明往往遭人忌恨，若是自以为聪明，那就是遭人厌恶了。刘震云也很聪明，但他善于藏拙，也就是说，背后留了一手。他低调，声称自己很笨，最重要的，他在炫耀自己的想象力的时候，从来不提“智商”这个词，而说，“文化”。
要批判这个想象力，还是刘震云自己帮了大忙，因为图穷匕见，终于见到了这个似是而非的东西——文化。
想象力，在最初的人类活动中，体现为假设的能力，钻木可不可以取火？熟肉是不是更好吃？人类并以相应的实践验证了这种可能，从而为想象力的雏形找到了自信的根基，而文化，从来都是需要自信的。也就是说，从这一天开始，人类有了文化，从此开始了漫长不知所终的文化苦旅。
在以后的农业社会中，大脑皮层不断变得褶皱更多——智商增加了。同时，除了种地，有了专门化的职业——求知。文化变为吹气球，气球是早已有之的，还能越吹越大，多好玩啊，而且吹气球的实践让自古以来的文人都知道，不能把气球弄破了，若是弄破了，没有气球玩，要么还得去种地，要么陷入无聊且无法生存的境地。
吹牛耍嘴皮在民间从来都没有被看成过美德，而偏偏这些人是最有想象力的，五四运动带来的社会胜利使这些牛皮可以登堂入室，想象力在这个民族一时体会到了有趣带来的文化快感。胡适和毛泽东都是很有想象力的，小聪明从来都靠大聪明罩着混，有了文化，想象力似乎也有了自由。
一个勤奋的人似乎更有理由有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