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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邀“外交部”几位司处长在国宾饭店二楼为他接风，饭前我俩坐在一个角落里有说有笑，非常开怀而亲切，在场采访的《中国时报》外交记者张慧英看在眼里，有感而发地问孝武：“你们看起来聊得蛮开心的，真是情同手足！”孝武立即笑笑地反驳她说：“你错了，我和章次长不是‘情同手足’，我们本来‘就是手足’！”这是孝武第一次公开而自豪地承认，我们是兄弟。
介入处理“江南案”
“江南案”改变了孝武一生，但是他私下多次坦诚地跟我说，他确实与该案完全无涉。在岛内外媒体强大压力下，他无从辩解冤屈，最後，他只期望整件案子能够早日成为过去。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我由“外交部常次”转任中国国民党海外工作会主任。一九九○年一月十五日，孝武从新加坡调升“驻东京代表处特任代表”。我接任“海工会”主任後，即密集展开海外的访视，短短几个月，走遍了所有国民党的海外总部、支部，甚至分部。出访的第一个行程涵盖了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从二月二十六到叁月十叁日，十五天当中走访了十五个城市。抵达旧金山时，却意外地直接介入了“江南案”的处理。
我访美各地的行程是公开的，当地华文报纸均有报道，侨胞只要稍微留意，便知道我的行踪。叁月十日当天，我在凯悦饭店突然接到《联合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施克敏的电话，他和江南夫妇（刘宜良与崔蓉芝），在华盛顿时是多年好友，“江南案”发生後，他仍与刘宜良的遗孀崔蓉芝时有联系。施克敏在电话中告诉我，崔蓉芝从报上晓得我人在旧金山，而她就住在附近的大理市，希望我能抽空和她见个面，有要事相商。当时若只顾虑到“江南案”的敏感，我一定会犹豫或推辞，但是一想到若能协助当局早日将全案平息下来，是件好事，尤其对孝武更为紧要，於是答应在隔天离美赴日前，在饭店晤面。
第二天上午十时整，崔蓉芝准时前来，开门後，看到她身旁站着一位个头魁梧的男士，他自我介绍叫陆锵。他俩进到小客厅坐定，略做寒暄，就直接表明来意。崔蓉芝说，虽然“江南案”在台北地方法院初审她已获得胜诉，但经多方面考量，仍愿与台湾当局进行“和解”，有两个条件：一、台湾当局要对江南案表示“歉意”或“遗憾之意”；二、赔偿叁百万美元，并以 密方式进行。这是“江南案”发生後，国民党方面相当阶层负责人，第一次直接和当事人碰面。
我态度很客气，却也十分谨慎，我未多言，仅应允将她的建议和条件，完整地带回台北并向当局反映。他们离开後，我即将谈话内容做了完整的记录。
当天下午，我离开旧金山直飞东京和孝武碰面。我视察的行程十分紧凑，只在东京停留不到两整天，但保留叁月十二日晚上和孝武单独长谈。我把前一天跟崔蓉芝在旧金山的谈话内容叙述一遍，他当即赞同尽速和解，并再一次向我强调且语带埋怨地说，他从未介入该案，为什麽有人总是要把他拖下水？我看得出他心情很差，可能由於当时岛内“主流”、“非主流”的争论闹得火热，他又以公开信方式，反对自己的叔叔纬国将军，引发若干“非主流”人士的指责甚至围剿，自然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忿忿然地跟我说，他“驻日代表”都
不想做了，想辞掉一切职务，预定在当年五月二十日提出辞呈回台北。我只有好言相劝不要匆作决定，等台北政情略为平息後再议。我强调一动不如一静，他算听了进去。
从东京返抵台北，我立即把在旧金山发生有关“江南案”的最新状况，面报“外交部”朱抚松“部长”和“总统府 书长”蒋彦士，随後於叁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叁十分到“总统府”，向李登辉报告。李登辉告以“江南案”已由“外交部”签办，并批示了“一面上诉，一面和解”，赔偿金额以一百万美元为度，不能同意由当局道歉，可以考量其他方式为之，既然对方表达了和解的意愿，则可积极进行。於此，整个迟滞不前的“江南案”，注入了正面解决的动力。叁月十一日我和崔蓉芝的会面，是关键之一。
直到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江南案”才结案。最初，崔蓉芝透过美国律师孔杰荣（Jerome Cohen）与台湾方面接触，要求民事赔偿两千万美元，还在加州法院提出民事赔偿之诉叁亿零五百美元。台湾方面於一审胜诉後，并没有“趁胜和解”之意，後来崔蓉芝向美国上诉法院上诉，和解之议也暂缓。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上诉法院判台湾方面败诉，和解之议再兴，但并不了解对方的意图，我和崔蓉芝於一九九○年叁月在旧金山的会面，在时间点上十分重要。最後当局是以支付一笔为数一百四十五万美元的“人道恩赐金”（Exgratia Payment）给崔蓉芝，而完成“和解”。所谓“人道恩赐金”是英美法上的专有名词，也就是一般通称的“抚慰金”。
“江南案”打乱了孝武的後半生。孝武在卷入“江南案”叁年後，於一九九一年七月病逝荣总。如果没有“江南案”，他的一生怎会如此快速落幕？到底是谁害了他？或是，只因为他生长在蒋家？
父亲手绘图相赠
记得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经国先生过世半年後，孝武获在新加坡就地由“副代表”升任“代表”。第二年的农历春节，孝武就邀我们全家去新加坡过年。他的官舍还算宽敞，我们全家五口全住了进去，他和惠媚，两个孩子友兰、友松，另加上惠媚的哥哥蔡绿峰一家人，大大小小一共十九个人，都挤在一起，热闹非凡，玩得十分尽兴。
大年初叁用过早餐後，孝武从房里出来，手上拿着一样东西找我，说他有一幅多年前收藏的父亲亲手画的一幅梅花要送给我。他感性的说：“孝严兄，你身边至少要拥有一件属於父亲的东西作为纪念。这幅梅花画得很好，送给你保存。”我望望他，接过这幅画，说了句谢谢，当场让我想起了父亲，也追忆起一路走过的风雨，泪水夺眶而出，站在一旁的美伦和惠媚也被这一幕迟来的手足情深，感动得偷偷拭泪。这幅国画成了我来自父亲的唯一遗产。自从把它带回家後，就一直挂在客厅，我会把它一代一代传下去。
那天，孝武还补充说：“父亲的画，几乎全被孝勇收走了，孝章大姐和我也只有几幅；而且在父亲过世当刻很混乱，父亲在七海官邸及在办公室里的一些重要文物，都由孝勇一人收齐保管……，有些被装箱运往了瑞士。”孝武说到这些时，显然对孝勇有所误会，但他也难做干预。孝武可以从“驻新副代表”坐升“代表”，在“外交部”没有前例，当然是当局的提携；而孝勇却在父亲过世後，与当局渐行渐远，与孝武间的龃龉由是更为加深，且日趋表面化。
孤单的身影
父亲病故时，孝武到新加坡任职还不及两年，闻讯即於第二天兼程返台。抵台次日，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五，他办公室林尚谦 书来电说，孝武本想到“外交部”来看我，但因“外交部”记者太多，希望我能抽空在下午一点到仁爱路叁段松树园大厦八楼和他碰面。我准时前往，他显得非常疲惫，两眼布满血丝，不停抽着烟，见面坐定後，他就直接而诚恳地问我：“孝严兄，父亲前天过世了，有没有什麽我可以为你做的事？从前我们谈到这件事，可能觉得有些不方便，以後应该坦然了。”我感受到他的诚恳，也看到他良善的本质。我更感到安慰，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这重要时刻他接纳了我。我回答说：“在父亲生前，我和孝慈从不愿意让这件事，增加任何人的困扰或心理负担，以後也是如此。”
孝武接着说：“我们应该顾及到中国人的伦理和亲情，不知道你要不要到荣总去瞻仰父亲最後一面？”
我答 ：“孝慈昨天就来找我，谈了很多，当然希望能够见到父亲最後一面，只是不晓得该怎麽进行，不能贸然前往，怕引起谈论；既然你主动提起，我很感谢，希望能尽快安排，在晚上都没关系。”
孝武立即允诺：“我会马上和孝勇联络，要他安排好後尽快告诉你。”孝武是在前往新加坡之後，和我的交往才慢慢密切起来。起先，每谈到经国先生时都还是用“总统”称呼，到他升任驻新代表後，交往更多了，感情也随着增进，不久很自然地会在我和美伦面前改口以“父亲”来称呼经国先生。
那天孝武显得异常失落，情绪更是低落到无以复加。他告诉我，元月十二日晚，他不知道为什麽几乎彻夜难眠，清晨四点就起床了，十叁日当天，他告假在家，中午去参加一个餐会，回程就接到台北传来的噩耗。他十分感慨也感伤地对我说：“以前因为身份特殊，被很多人所利用，以後这些事情可以少了。日後要怎麽走下去，我不知道，我需要思考一下；可能等丧事过後，搬到海外去住。我只挂念母亲的身体，她几乎走不动，而且有气喘。”
最後，他语重心长地要我和他联系：“往後，需要相互帮助的地方会很多，要能彼此多照应。只要我能做到的，你尽管说，我都会尽力。”语句中，透出阵阵袭人的孤单。
孝勇告称父欲火葬
一九八五年起我和孝勇就开始接近，虽然只是断断续续，彼此相处倒也相当自然。我任“北美司”司长时，他也曾就对美关系事项， 聊间问问我的看法，包括他想知道正在美国担任“代表”的钱复表现如何等等。
当时，外界都知道他是最接近经国先生且被信赖的人，尽管他没有一官半职，只不过是中兴电机工程公司董事长，但是他每天都陪侍父亲，而且经国先生最後几年糖尿病日益严重，体力日差，到外县市的巡访也停了下来，孝武又人在海外，孝勇成了“七海”官邸内最有权势的人。当时就有传说，不少重要公文，都由孝勇亲自携进在病榻前摘要报告请示，然後再口头转述有关裁示，就算定案。大家对他无不敬畏叁分。
一九八七年钱复从华盛顿返岛述职，向经国先生报告双方关系现况，在搭机返回华盛顿前，要我向孝勇索取他私人专线电话，以便遇到紧急状况可及时联系。但当我向孝勇转达钱复的要求时，他居然要我转告，请他打“长途台”（二叁七一七一七）即可，这个电话是当时许多高层官员都晓得的一支专线，透过它就可在紧急状况下代为查出各要员的家中电话，甚至辗转直接联系到本人接听。显然孝勇并不愿将他家中电话或他自己的专线给钱复。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孝勇那时的自视了。
叫我“孝严哥”
我在一九八六年出任“外交部”常务次长之後，和孝勇的交往日益增多，我本身的表现可能是促使他改变态度的原因。我在“外交部”的工作普遍受到民众肯定，一旦形成了社会形象，我就不再是几年前可以轻易压制或排挤的了。我和孝勇在事业上更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我是谨守本分地在“外交”领域里努力，而他则是在商界发展，性质上河水不犯井水，也就容易相互接纳，进而共生共荣了。
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