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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没有谁答话，却把银珠吓哭了。她见奶奶要烙爸爸的腿，跑过去把爸爸的腿抱住了。
王安身子一软。
可就在那天夜里，学校丢了更多的桌椅，丢了一扇门，旗杆也丢掉了，在旗杆顶端飘扬的红旗，不知去向。那是学校唯一的一面红旗。那根旗杆是楠木做成的，粗壮，挺拔，深梢，外表金黄，那是南山上最好的楠木，当年为了找到这根旗杆，十几个山民不知转了多少片林子！
偷这些东西的人，都是那些辍学孩子的家长。
——这所学校是南山人集资修建的，凭什么只让那二十多个人体体面面坐在教室里读书！
那天上午，王安把学生集合起来，只说了一句话：“放学！”
学生离去后，他就去枸皮村找村领导。村支书和村长都是枸皮村人，但支书去百里外走亲戚了，村长前些天出门打工了。王安没有停顿，直接往镇上赶，反正去镇上还要从枸皮村过，他也不算走冤枉路。
闭校长听完王安的叙述，把头靠在椅背上，一言不发。他的头仰得太靠后，王安只能望见他满是褶皱的脖子。王安说：“闭校长，我去找镇领导。”闭校长把头抬起来，眼睛看着地面说：“算了，别去找了，为你收入的事，我不知跑了多少趟了，我就没有一次碰见他们。就算找到他们，他们会管吗？他们成天都在抱怨，说自从不收农税提留，镇政府那个算盘就打不转了，他们都快喝西北风了。”沉默了好一阵，又说：“王安哪，南山小学就那个样子……说真的，在我心目中，没把你当成下级，而是当成朋友和兄弟，是朋友和兄弟就要说真心话。对你个人而言，你教也是白教啊……当然，这个话你是不能外传的，即使你不教，也不能说是我劝你不教。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吧。”
。
。35：08
傍晚稍晚一些，王安回来了。
他首先去了学校。
学校空了。桌椅全都不在，连门板和黑板也卸掉了。白天，这里成了战场。偷盗演变为抢劫。
开始是那些没孩子读书的人抢，后来，有孩子读书的也跟着抢。
次日，学生继续上学，王安和学生都站着。王安没让学生分班站，而是站在同一间教室里，没上课，让他们自习。倒不是因为没有黑板，而是王安不想上课。他脑子里重叠着学校被偷被抢的幻影。他要等村支书回来，驱除这些幻影。
四天过后，村支书回来了。他到学校来转了两圈，说：“都成这个样子了，还叫个啥球学校？既然大家都在抢，找不出个人头，那就算了。反正学校是大家修的，现在合伙把它搞垮了，也算扯平了。”说完这几句，村支书就反剪着手，走出学校，上了长满车前草的田埂。
王安目送着村支书离去，直到他走进被林子遮没的小路。
七
南山小学只有一个空架子，王安也不去学校了。
该上课的时候，王安却扛上锄头，带着他的银珠，进了后山的田地。
那二十四个学生的家长，真像他们说的那样，无论如何都要让孩子读书。可王安不上课了，他们去学校跟谁读书？学校垮成那个样子，那些参与抢劫的人过后看起来，也很心痛，但并不让他们心慌。他们好像觉得那是一块地，庄稼被拔掉了，只要下了种子，就还会长出来。可王安不去上课，他们才明白，在那块特殊的田地里没有王安，就等于没有水分，没有温度，这块地就聋了瞎了哑了。在这样的地方下再好的种子，也长不出庄稼来！
家长们心慌了，觉得事情严重了，远远近近的，都来看王安。
当老师的时候，王安虽然穿得旧，但很干净，领子和袖口都洗得发白。而今的王安很不讲究了，衣裤上沾着草屑、黄土，还有零星的牛粪。
家长们说：“王老师，你好吗？”
王安说：“我当老师的时候，你们并不认我是老师。”
家长们无言。他们中间，即使没趁乱抢过学校，也为书学费的事跟王安吵过架，有的人甚至跟向倩兰的爷爷一样，唆使恶狗追咬过王安。
一时间，双方都没言语。过了一阵，家长们说：“王老师……”
王安打断他们：“我现在不是老师了，你们别叫我王老师。”
家长们说：“王老师，我们就是想把你请回去。”
王安自己没回答，他母亲帮忙回答了，母亲说：“他是人，不是狗，你们想把他赶走就赶走，想唤他回去就回去！”
说这话时，母亲最大限度地把腰挺起来，脸扬起来，眼睛翻向天空。母亲的脸被岁月揉得又松又皱。她是那样衰老了，走平路也要拄着棍棒。她已经永远不可能有一张光润的脸，永远不可能在她挣扎了一生的土地上快步行走。
人们总是静静地，不知不觉地，与那些平平常常的事物和平平常常的行为告别……
家长们低声说：“我们没有赶王老师。”
母亲跺着脚怒吼：“你们做的桩桩件件，不就等于是赶他吗？！”
近处沉寂着，远处的山山岭岭，却响着母亲怒吼的回声。
听者的身上像爬满了蚂蚁，蚂蚁都钻到他们骨头里去了。一个个脸上发烫。
难堪的沉默之后，家长们说：“我们负责去把学校修好，再来请王老师。”
王安哼了一声，王安说：“你们有什么权利去修学校？学校是公地，不是我的，也不是你们的，你们有什么权利去动那块土？”
家长们对了一下眼神。他们听出来了，其实王老师还是想去学校教书的，只是希望他们去征得政府的支持，把学校修复之后，不要再发生被偷被抢的事件。
大家的心里又暖和过来了，站起身，跟王安和他怒气未平的母亲打了招呼，还把小银珠抱起来，说上几句好听的话，才信心百倍地离去。
王安表面上很冷静，可他的内心比家长们还激动。他，一个没有女人的残疾人，贫瘠的土地和不灵便的身体，能供养他一家人的生活吗？能为他女儿的未来提供什么保证吗？他是高中毕业生，是山里的文化人，在这片荒凉沉寂的土地上，他感觉得到有一种东西活着，而这个活着的东西正在沉睡，如果没有人去把它唤醒，它就会永远沉睡下去。在这当中做一些事情，正是他的价值，是他内心的渴望。
他躁动不安地等着重返学校的那一天。
然而，不知是政府并不支持，还是家长们自己内部心不齐，反正快十天过去，也没人再吭一声。
学校彻底垮了，需要砖块造屋的人家，就去学校的墙上取。它已经是个废物，取它的骨肉既不算偷，也不算抢。那些背着背篼拿着瓦刀去取砖块的人，干得光明正大、从从容容。
要不了多久，校园就会被耕成田地，到那时，这所创办了百年的老校，就会长玉米，长稻谷，长南瓜或红苕，牛的脖铃就会替代那个破旧的铃铛，蛙鸣声就会替代读书声——这多好哇！
只是读书的孩子犯了难。
附近没有学校，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跟山下那些孩子一样，去镇中心校上学。
中心校没有学生宿舍，包括南山脚下的孩子，都是当天去当天回，山腰和山顶上的，绝不可能这样。几十里路啊，孩子又那么小！天天接送吧，守在家里的，都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走路一步三歇，平时上街买包盐，也是打早出发，天黑才归。他们没能力跑那么远接送孩子，只能靠孩子自己。孩子自己怎么行呢？家长们最担心的，倒不是爬坡上坎。孩子生在山里，像猴子一样敏捷，爬坡上坎难不住他们，家长们担心的是山下那段平路，那么多摩托车，疯了一样开来开去，谁不怕？几个月前，一辆摩托车把山下一个孩子撞飞了，飞在路旁一块尖削的石头上，剖开了肚皮，热气腾腾的肠子流汁一样淌出来。现在大多为独生子女，有多少肚皮能给它们剖？有多少肠子能像水一样往外流？
家长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镇上租房子，陪孩子读书。当然不能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同去，两个人同去，家里的田地就荒了。房里久不生烟火，也会遭虫蛀，遭虫蛀的房子，很快就会垮掉，成一片废墟。要是那样，连一个窝也没有，哪怕儿女在外面挣再多的钱，这个家也算破败了。总之只能去一个人。在他们进入暮年需要相互搀扶的时候，为了家里的第三代人，他们必须分开。
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时候，他们讥笑镇上人，同情镇上人，可是现在，他们还没去镇上租房子就胆怯了。如果家里只有一个老人，那没什么好说的，愿不愿去都得去，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只是免不了有些伤感。这种伤感就像骨头里发痒，你只感觉到发痒，却挠不着。如果是两个老人，那就得有一番争吵，男的说：“你去。”女的说：“你去。”男的说：“你编不来绳绁，挖不来田埂，使不来牛，我走了让鬼来帮你做？”在南山上，男人女人的活分得很清楚，上面那些活都是男人干的，女人的确不会。但女人并非无话可说，她们照样有自己的优势。她们说：“只有你能干！你会管菜园子吗？会摇筛子吗？会摸鸡屁股（检查是否有蛋）吗？”
这样的争吵，从议定孩子去镇上读书那天就开始了。谁也占不了上风，因为谁也离不开谁。到头来，两人就同时骂自己的儿女。儿女们远着呢，骂得再狠也不顶事，再说要不是儿女在外面辛苦挣钱，这个家就更不成样子了。到必须成行的时候，两人又开始对吵。
但最终，其中一方妥协了，他们将带着孩子，带着必备的生活用品，带着沉甸甸的心事，到镇上去。
此前，有家长去镇中心校联系过，中心校决定，这些孩子的成绩参差不齐，谁插进好班（他们称“快班”），谁插进差班（“慢班”），得给他们一套卷子考考才行，所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因此，中心校要求他们定个时间，统一到学校报到。
他们本来应该星期一去报到的，但这个星期二是赶场天，山里人总习惯在赶场天才往镇上走，因此他们决定星期二去。
王安怎么也没想到，在他们去镇上报名的前一天，二十四个学生的家长，带着各自的孩子陆陆续续来到了他的院坝里。他们来的时候，王安正在坡上，邻居跑上他屋后的田埂，高声呼喊：“王安，你的学生看你来了——”王安听不见邻居的喊声，但这没关系，那些散布在田野山林中的农人，会把这喊声一个接一个地传下去，最终传到王安的耳朵里。王安手里的锄头扬上半空，这喊声就被风吹来了。风里有热。王安把锄头一撂，蹲下身，哭了……
当他回到家，谁也看不出他哭过。但他没给任何人打招呼，学生和家长问他好，他也没答应，连银珠跑过来叫爸爸，他也没理。他放下农具，这儿摸摸，那儿摸摸。
他没有摸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想要的东西丢失了，永远地丢失了。站在院坝里的这群孩子，明天，也就是这个白天过去，再过一个夜晚，他们就要去镇上读书了。他们再也不会坐在教室里，挺着小脖子，睁着大眼睛，听他讲课了。
王安显得有些惊慌失措。他望着院坝里的孩子，就像望着一艘渐渐远去再也不可能回来的船。孩子们看不透老师内心的痛苦，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