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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该走了，在清晨的光线下看这个城市又是另一番景象。站在那儿等火车驶出站时我们谈论的最后一个话题是爱达荷州，我们三个都是美国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我们却有共同之处，而且可以说有很多。我们变得多愁善感了，美国人在分手时常会这样。对于奶牛、羊、那个人能成其为人的广阔天地以及所有这些空谈，我们萌发了非常愚蠢的遐想。如果驶过来的是一条船而不是一列火车，我们准会跳上去告别这一切。可是柯林斯再也不会见到美国了，这是我后来听说的，然而菲尔莫……唉，菲尔莫也得受到惩罚，其方式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料到的。最好还是让美国就这样，总处于不可触及的地方，这有点儿像在身体虚弱时看一张绘有图画的明信片。那样你会想像它一直在等待你，没有变化，没有遭到破坏。一大片爱国者的广阔土地，那儿有牛、有羊，有情欲难禁的男人看见什么都奸，奸男人，奸女人，也奸牲口。美国并不存在，美国只是你给予一个抽象观念的名称……
第四部分《北回归线》第十一章（1）
巴黎像个婊子，在远处看她非常迷人，叫你迫不及待地想把她搂到怀里。可是过了五分钟后你便觉得空虚，你厌恶自己，觉得自己受骗了。
我衣袋里装着钱回到巴黎，好几百法郎，是临上火车时柯林斯塞在我衣袋里的。这笔钱足够租一个房间，至少还可以吃一个星期好饭。我已有好几年没有一次拿到过这么多钱了，我兴高采烈，也许一种新生活就要在我面前展开了。我又想把钱存起来，于是找了城堡街上一家面包店顶上的一个便宜旅馆，离旺夫街不远，尤金有一回曾给我指过这个地方。走几步便是连接蒙帕纳斯铁道的桥，这块地方我很熟。
我本可以租一间一个月房租才一百法郎的屋子，这种房子当然是什么设备也没有的，甚至连窗子也没有。也许本来我仍会租下来的——只是为了有个牢靠的地方睡一会儿——若不是进这个房间前不得不先穿过一个瞎子的房间。想到每天夜里要从他床前经过我极不痛快，因而决定到别处找找看。我来到塞尔街，就在公墓后面，我看到一幢东倒西歪的破房子，围着院子有一圈阳台，阳台上还吊着鸟笼子，下面一层都吊满了。也许这是振奋人心的景象，可我却觉得它像医院里的集体病房，旅馆老板也显得不很像一个智力健全的人。我决意等到晚上好好四下看看再说，然后再到一条僻静小巷里挑一家有点儿吸引力的小酒店。
吃饭时花了十五法郎，这是我给自己规定的饭钱的大约一倍。这使我很不安，甚至不允许自己坐下来再喝杯咖啡了。尽管这时已下开了毛毛雨，我情愿走一走，然后在一个不太晚的时辰静静地上床。这样节衣缩食地花钱本来已经使我很不愉快了。这种事我一辈子没干过，我天生就干不了这种事。
后来小雨变成了倾盆大雨，对此我很高兴，这提供了一个我正需要的可以躲到某个地方去伸伸腿的借口。这会儿去睡觉仍太早，我加快脚步折回拉斯帕伊林阴大道去。突然一个女人过来拦住我，就在暴雨中，她问我几点钟了。我告诉她我没有表，这时她喊叫起来，“啊，好先生，你讲英语吗？”我点点头，她便滔滔不绝地说开了，“我的好人，或许你能发发善心带我去一家咖啡馆。雨下得这么大，我没有钱找个地方坐坐。请你原谅我，亲爱的先生，可你的面容那么慈祥……我马上就知道你是英国人了。”说着她朝我笑了，这是古怪的、半疯半傻的笑。“或许你能给我出点儿主意，亲爱的先生。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我的上帝，没有钱真是太可怕了……”
这一串“亲爱的先生”、“好心的先生”和“我的好人”差一点儿叫我发歇斯底里。我怜悯她可又非笑不可，我真的笑了，我当着她的面哈哈大笑。于是她也大笑起来，这是一种怪诞的尖声大笑，笑声走了调，是一种叫人万万料想不到的狂笑。我抓住她的胳膊，我们一起朝最近的一家咖啡馆奔去，进了那家小店后她仍不住地格格笑。她说，“亲爱的好先生，也许你认为我没有说实话。我是一个好姑娘……是好人家女儿。只是”——说到这儿她又病态地、时断时续地笑了一阵——“只是我太不幸，连一个可以坐坐的地方也找不到。”这时我又大笑起来，我忍不住要笑——她用的词儿、古怪的口音、她头上那顶奇怪的帽子、那种半疯半傻的微笑……
我打断了她，“喂，你是哪国人？”
“英国人，”她说。“是这样，我出生在波兰，不过父亲是爱尔兰人。”
“这样你就成了英国人？”
“是啊。”说着她又傻笑开了，很忸怩，做出一副害羞的样子。
“我想你知道一家可以带我去的小旅馆？”我这样说并不是有意要同她一道去，只是为了替她免去那一套她们惯用的开场白。
“啊，我的好先生，”她说，好像我犯了一个最最令人痛心的错误。“我知道你说的不是心里话！我不是那种姑娘。你在跟我开玩笑，我看得出来。你这么好……你的面容这么慈祥。我不敢对一个法国人讲对你讲过的话，他们一定会立刻叫我难堪的……”
她用这种口气又讲了一阵，我想甩掉她一走了之，可她不愿一个人待着。她怕，因为她的证件不符合要求。我能不能行行好送她回旅馆？或许我能“借”给她十五或二十法郎叫旅馆老板闭嘴？我送她回到她说她住的旅馆，给她手里塞了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她不是非常精明就是非常天真，有时这很难判断，总之她叫我等她跑回酒馆去换钱。我告诉她不必了，她便冲动地抓起我的手举到唇边吻了吻，我受宠若惊，马上乐意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给了她。这个疯狂的动作感动了我，我自忖有时当个阔佬还是不错的，可以感受到这种很新鲜的刺激。不过我并没有昏了头。五十法郎！一个下雨的夜里浪费五十法郎未免太过分。我走开时她挥舞那顶稀奇古怪、她根本不会戴的小软帽向我告别，好像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感到自己很蠢、很轻率。想起她说的话，“我亲爱的好先生……你的面容这么慈祥……你真好。”等等，我又觉得自己是个圣人。
心里扬扬得意时很难马上上床睡觉，你觉得自己应该报答这没有料到的好心夸赞之辞。经过“丛林”饭店时我瞧了一眼一楼的舞场，光背、戴着快把她们勒死的一串串珍珠的女人——看起来真会把她们勒死——正在朝我扭动她们美丽的屁股。我径直到柜台前要了一杯香槟酒，音乐一停便有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坐到我身边，她长得像挪威人。这地方其实并不像从门外看起来那么挤、那么欢快，只有六七对男女，刚才他们准是一起跳舞来着。我又要了一杯香槟酒，以免丧失勇气。
站起来同这位金发女郎跳舞时舞场上没有别人，若在平时我一定会有些不自然，如今香槟起了作用，还有她贴在我身上的姿势、昏暗的光线及那几百法郎给我的踏踏实实的安全感，不过……我们又跳了一场，像是在举行个人表演，然后我们便交谈起来。她一开始便哭，引出了这场谈话。我认为很可能她是喝得太多了，于是便装出不介意的样子，同时看看周围还有没有别的女人，可是店里已经全空了。
第四部分《北回归线》第十一章（2）
中了圈套后要逃，而且要马上逃，否则你就完蛋了。我所以没有逃，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想到我为买帽子的支票付了两次款。因为某件琐事，人常常卷入麻烦中去。
我很快便弄清了，她哭泣的原因是刚刚埋葬了自己的孩子。她也不是挪威人，是法国人，而且还是一个助产士。我得承认她是一个俊俏的助产士，即使是在这脸上热泪涔涔之时，我征询她的意见：喝点儿酒会不会好受一些，她便立即叫了一杯威士忌，一眨眼工夫便喝完了。我柔声问，“还要吗？”她说要，她觉得十分难过，非常沮丧，因而还想要一包“骆驼”牌香烟。她又说，“不，等等，我想还是要一包‘帕尔麦尔’牌子的好。”我想，要什么随你的便，只是看在基督分上别再哭了，你一哭我就心里直发怵。我又把她拉起来跳舞，一站起来她就好像换了一个人。或许悲伤会叫一个人变得更淫荡，我说不上。我低声咕哝说要离开这儿，她急切地问，“去哪儿？好，随便。找个能说话的安静地方。”
我钻进厕所又数了一遍钱，我把一百法郎的钞票藏在裤子上的表袋里，把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和零钱放在裤子口袋里。我回到酒吧里，决定要言归正传了。
她自己谈起了这个话题，这样我就比较容易启齿了。她遇到困难了，还不仅仅是失去了孩子，她母亲病在家里，病得很厉害，要付给医生诊费、要买药，还要买这个、买那个。当然，她的话我一句也不信。我反正得替自己找个旅馆，我便提议她跟我一道走，一起过夜。我暗想回到我那里能节省些。可她不干，坚持要回家，说她自己租了公寓，何况还得照顾她妈妈。仔细一盘算，我认定睡在她那儿会更便宜一些，便应允了，提议马上就走。走之前我认为最好先叫她知道一下我的财政状况，这样到分手时便不会有什么埋怨。我告诉她我口袋里有多少钱，我看她听完后快要昏过去了。她说：“你竟然是这种人！”她像是受了极大侮辱，我估计她会大闹一场……然而我毫不畏惧，根本不为所动。我平静地说：“好吧，那么我走开就是，也许是我误会了。”
“我看你是误会了！”她嚷道，同时仍拽着我的袖子不放手。“亲爱的，听着……公道点！”听到这话我又恢复了信心，我明白这只不过是要我答应再给她一点儿，以后一切就都妥了。我疲惫地说：“好吧，我会对得起你的。走着瞧好了。”
“那么，你刚才是在撒谎喽？”她问。
“是的，我是在撒谎……”我笑了。
不等我戴上帽子她便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听见她给司机的地址是克利希林阴道。我自忖，到那儿去的车费比租个房间还多呢。唉，算了，有时间……咱们走着瞧。我不知道车子是怎么开动的，不过，她很快就对我大谈起亨利·博尔多亨利·博尔多（1870—1963）：法国小说家、批评家。来。我还不曾遇见一个不知道亨利·博尔多的妓女！不过这一个是真正有才华的，现在她的语言也文雅了。她是那么温柔，那么聪明，使我不断地考虑该给她多少钱才合适。我仿佛听到她在说，“没有时间了。”原文是法文。——译者总之听起来是这话，处于我目前的境况，这话值一百法郎。我诧异这是她自己的话还是从亨利·博尔多那儿拣来的。这也无关紧要。是蒙马特尔街了，我自言自语道：“你好，老妈妈，我和你女儿会照顾你的——没有时间了！”我记得，她还要给我看她的助产士执照。
进屋一关上门她就显得十分惊慌，她乱忙一气，两只手拧来拧去，摆出萨拉·伯恩哈特萨拉·伯恩哈特（1844—1923）：法国著名女演员。——译者的姿势。她的衣服脱了一半，不时停下来催我快点儿脱，催我干这干那。最后她脱光了，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