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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还是情不自禁地喜欢他。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人，一个脑子里除了绘画什么都不想的人，而且还狡猾得像一只山猫。正是他启发我想到去发展与菲尔莫的友谊，菲尔莫是一个在外交界供职的年轻人，他也加入了围着克鲁格和斯威夫特转的那一小批人。斯威夫特说：“让他帮帮你，他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
当一个人把自己的钱全花在自己身上时，当一个人用自己的钱过得十分舒适自在时，人们便总会说：“他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至于我，我看不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花钱的地方。对于这些人，人们不能说他们大方或吝啬，他们毕竟把钱投入流通了，这才是要紧的。菲尔莫明白他在巴黎待不了多久，他打定主意要在这段时间里玩个痛快。由于一个人有朋友陪着玩得更有趣些，他自然会来找我这样一个有充裕时间的人充当他所需要的伙伴。人们说他是一个令人生厌的人，我想他的确也是，不过需要食物时比厌烦更糟糕的事情你也可以忍受。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在其他方面使我的夜生活变得有意思多了，尽管他喋喋不休地说话，通常是谈他自己或他一味崇拜的作家，净是阿纳托尔·法朗士和约瑟夫·康拉德康拉德（1857—1924）：出生于波兰的英国小说家。之流。他喜欢跳舞，喜欢喝好酒，喜欢女人，于是别人就能原谅他还喜欢拜伦拜伦（1788—1824）：英国诗人。和维克多·雨果了。他刚出大学门才几年，有的是时间去改掉这些爱好。我喜欢的是他的冒险精神。
第四部分《北回归线》第十章（3）
由于我同克鲁格待在一起的那一段时期内发生了一件古怪的事情，我和菲尔莫更熟了，也可以说更亲密了。这件事情是柯林斯刚到后不久发生的，柯林斯是菲尔莫从美国来时在路上认识的一个海员。我们三人去吃饭前常在圆形露天咖啡座定期会面，总是喝茴香酒。这种酒使柯林斯心情舒畅，也为后来灌下去的甜酒、啤酒、白兰地等垫了底。在柯林斯待在巴黎的这段时间里我过的是贵族的日子，只吃鸡，喝名贵葡萄酒，吃以前听也不曾听说过的甜点心。过上一个月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我就只好去巴登—巴登、维希或艾克斯莱班均为德国和法国的休养胜地。——译者了。那时我在克鲁格的画室里过夜，我正在成为一个讨人厌的家伙，因为我从未在凌晨三点钟以前回来过，不到中午很难把我赶下床来，克鲁格从未公开责备过我，不过他的态度很清楚地表明我正在变成一个讨厌鬼。
有一天我病了，好饭菜在我身上生效了。我不知道自己生的是什么病，总之不能下床，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也丧失了勇气。克鲁格不得不看护我，为我煮汤喝，为我干别的。这对于他是一段很艰难的日子，尤其是他马上就要在画室里举行一次重要画展了，这是为一些有钱的鉴定家举办的私人画展，他指望从这些人那儿得到赞助。我睡的帆布床就摆在画室里，再没有其他房间可以安置我了。
要举行画展那天早上克鲁格一醒来便十分不快，若是我还能站起来，我知道他准会照我下巴上揍一拳，然后把我踢出去。可我直挺挺地躺着，衰弱得像一只猫。他想哄我起床，想等参观画展的人一来便把我锁进厨房里。我也意识到自己这是在给他捣蛋，有一个垂死的人躺在眼前，人们不可能有兴致看绘画和雕塑。克鲁格打心眼儿里认为我快死了，我自己也这么想。这就是他提议叫救护车拉我去美国医院时我提不起一点儿劲来的原因，尽管我也有一种负罪感。我只想舒舒服服地就死在画室里，我并不想被人赶起来找一个好点儿的地方去死。我不在乎自己死在哪里，真的，只要不叫我起来就行。
听我这样说，克鲁格吓坏了。假如参观的人到了，画室里摆着一具死尸比睡着一个病人更倒霉，那会彻底毁掉他的前程，不论这种前程是多么黯淡。他当然不会这样对我讲，不过我从他焦虑不安的神情中看出这是使他烦恼的原因。这使我变得固执起来，我拒绝让他往医院打电话，我不让他打电话叫医生，我什么都不让他做。
最后他被我惹火了，不顾我的抗议便开始给我穿衣服。我身体太弱，无法抗拒，只能有气无力地低声咕哝——“你这个狗东西，你！”屋外很暖和，可我还是像条狗一样不住地发抖。他给我完全穿好衣服后便又在我身上盖了件大衣，然后溜出去打电话。“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停地这样说，可他只是砰地关上门走了。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了，一句话也没对我说便忙着收拾画室，这是最后的准备工作。过了一会儿有人敲了敲门，是菲尔莫，他告诉我柯林斯正在楼下等着呢。
菲尔莫和克鲁格两人把手放在我身下将我扶起来，拖着我朝电梯走的路上克鲁格态度柔和些了。他说：“这是为了你好。再说，这样对我不公平。你知道这些年来我是怎样挣扎过来的，你也该替我想想。”他真的快掉眼泪了。
尽管我觉得很不幸、很苦恼，他这番话还是差点儿使我笑起来。他比我年纪大得多，是一个糟糕的画家、一个糟糕透顶的艺术家，尽管如此他也该交一回好运——至少一辈子该有一次机会。
“我并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喃喃道。
他答道：“你知道我一直是喜欢你的。等你好些了可以再回到这儿来……住多久都由你。”
“当然，我明白……我一时还死不了。”我勉强说了一句。
不知为什么，一看到柯林斯在楼下我的精神就好多了。如果有谁显得充满生气、健康、快活、豁达，这个人便是他。他把我抱起来放在汽车座位上，好像我是个洋娃娃，而且动作很轻柔，被克鲁格粗暴地搬了一回后我很欣赏这一点。
我们驱车来到旅馆——柯林斯下榻的旅馆——柯林斯同旅馆主人谈了几句。我听得见柯林斯对这位主人说，没有什么病……只是有一点儿累了……几天就会好的。我看到他把一张皱巴巴的钞票塞在那人手里，然后迅速、灵巧地转身回到我身边说：“来，振作起来！别让他以为你快死了。”说着，他把我用力拉起来，用一只胳膊撑住我的身体，带我朝电梯走去。
“别让他以为你快死了！”显然死在别人手上是不得体的，一个人应该死在自己家里，也可以说是悄悄死去。他的话很鼓舞人，我开始把这看做一个拙劣的笑话了。上了楼，关上房门后他们脱掉我的衣服，给我盖上被子。柯林斯热切地说：“你现在不能死，他妈的！那样你会叫我难堪的……再说，你到底有什么病？过不惯好日子？拿出点儿勇气来！过一两天你就能吃上等腰肉牛排了。你以为你生病了！别急，等你生了一回梅毒再说！那才叫你胆战心惊呢……”他又幽默地谈起他沿着长江的旅行，路上头发掉了，牙齿也烂了。处于这样的衰弱状态中，他讲述的这段往事对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安慰效果，使我完全忘记了病痛。这家伙胆子真大，也许为了我的缘故他有几分添油加醋，可我当时听他讲故事时并不想挑刺。我全神贯注地听，仿佛看到了长江肮脏混浊的河口、汉口的灯光、众多的黄面孔、穿过三峡飞流直下的舢板和被龙口中吐出的带股硫磺味的火舌映红的湍流。多么奇异的经历！苦力们如何每天围在小船周围，打捞被船上人扔下水的垃圾废物；汤姆·斯莱特里如何在弥留之际从病榻上撑起身子再看一眼汉口的灯光；那个英俊的欧亚混血儿如何躺在一间屋子里往自己血管中注射毒药。还有千篇一律的蓝褂子和黄面孔，他们中有千千万万的人被饥馑弄得憔悴不堪，忍受着疾病折磨。他们靠吃老鼠、狗和树根为生，他们啃光了地上长的草，吞下了自己的孩子。很难设想这个人身上曾一度布满了伤疤，曾因是麻风病人被关起来，然而他说话时的声音平静、和蔼，好像经历过的磨难已荡涤了他的灵魂。他伸手去端酒，这时他的面容变得越来越柔和，他的话真的宽慰了我。这会儿中国自始至终像命运之神那样悬在我们头顶上，直到最后一刻仍保留着它的魅力、新奇、神秘，它的残酷古老的传说。
第四部分《北回归线》第十章（4）
我再也无法继续听他讲下去，我的思绪回到头一回买了一包爆竹的那个国庆日，还有点燃爆竹用的长长的引火棍。这种引火物很容易断，一吹便呈现出一点明亮的红光，它的气味会留在手指上好几天，会使你联想到一些古怪念头。国庆那天街上乱扔着颜色鲜艳的红纸张，上面盖着黑色和金色的印记，四处是细小的爆竹，里面裹的东西是最最稀奇古怪的。这些爆竹一包包多极了，全用人脑浆色的又细又扁的肠线穿成一串串的。整天空气中都弥漫着火药和引火棍味，艳红色包装纸上的金粉始终沾在手上。一个人永远也不会想到中国，可它一直沾在你的指尖上，叫你的鼻子直发痒。很久以后，当你几乎全然忘记了爆竹的气味之后，某一天你会被金箔呛醒，破碎的引火棍又送来刺鼻的气味，艳红的包装纸使你对根本不了解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土产生了眷恋之情。尽管你并不了解它，它在你的血液中流动，神秘地流动。像时间或空间这类时隐时现却又永恒的概念，越年老你便越仰慕它，试图用脑子去理解它，可是却不成功。这是由于中国的每一件事物中都蕴涵着智慧和神秘，你无法用双手抓住它，也无法理解它，只得由它去，由它沾在你手指上，由它渐渐渗进你的血管里。
几星期后我收到已回到勒阿弗尔勒阿弗尔：法国地名。——译者的柯林斯写来的言辞恳切的邀请信，于是一天早上我同菲尔莫上了火车，打算同柯林斯共度周末，这也是到巴黎后第一次离开它。我们精神振奋，一路喝着安茹葡萄酒来到海边。柯林斯给了我们一个酒吧的地址，我们就在那儿见面。那是一个叫做“吉米餐馆”的地方，据说在勒阿弗尔人人都知道它。
我们在火车站搭上一辆四轮马车快速赶往约会地点，在车上我们边走边喝光了剩下的半瓶安茹葡萄酒。勒阿弗尔是一个欢快、充满阳光的城市，空气十分清新，那种强烈的咸味差点儿使我思念起纽约的家乡。桅杆和船身处处可见，还有鲜艳的船旗、宽阔的广场和只有在外省才见得到的屋顶很高的咖啡馆。我立即产生了很好的印象，这个城市在张开双臂迎接我们。
不等走到酒吧我们便看到柯林斯急匆匆地沿着街道走过来，肯定是要去车站，而且同往常一样迟到了一会儿。菲尔莫马上提议喝点茴香酒，我们都在互相拍背、笑、喷唾沫星子，阳光和带咸味的海边空气已经使我们陶醉了。起初柯林斯拿不定主意喝不喝茴香酒，他告诉我们他得了淋病，不太厉害，很可能是“太累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瓶子给我们看，这玩意儿叫做“花柳灵”，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海员们用来治淋病的药。
去“吉米餐馆”之前我们在一家馆子里先垫补了一点，这儿铺面很大，椽子粗大，被烟熏得很黑，餐桌上摆满了吃的。我们滥饮柯林斯推荐的甜酒，以后又坐在一个露天咖啡座上喝咖啡和烈性酒。柯林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