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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natomy of Criticism；Princeton Press；1957，P。16。，同时也不排斥这四类因素并存于一本书中的情形。依照弗莱的分类，《北回归线》当然不是“小说”，更不是“传奇故事”，倒像是“自白”与“剖析”的结合。它所叙述的并非处于常规因果关系中的人物活动，而是混沌般乱哄哄的背景下一群不受寻常社会规范制约的叛逆者有悖常理的破坏性言论和行动。
换言之，本书属于严肃探讨人生重大问题的“实验小说”（experimental novel）。这类小说的远祖可追溯至塞万提斯、拉伯雷，甚至希腊、罗马史诗。例如，施咸荣先生就曾指明《北回归线》中的“拉伯雷笔法”施咸荣：《美国最有争议的作家——〈北回归线〉的作者亨利·米勒》，载《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1），22页。。通览全书，读者可在其中找到实验小说常用的多种技法，如从本文引述的几个片断中读者便可发现或归纳出“离题”（digression）、“罗列”（catalogue）、“叙事方式转换”（shift of modes）、“过度描述”（extravagancy）、“亵渎神圣”（profanation）、“神圣化”（sanctification）王忠琪等译：《法国作家论文学》，6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等技法。
第一部分痴人说梦（代译序）（3）
《北回归线》中梦呓式笔触可归于某种“自动写作”（automatic writing）。“自动写作”原指“在不受意识控制的状态下写作”。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自动写作”实际上只是指在人工的或人为的催眠状态中或药物（兴奋剂、幻觉剂等）作用下写作。在认识论根源上，“自动写作”似与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1859—1941）的直觉主义哲学有牵连。柏格森认为只有本能或直觉方可认识真理或真实，才能创造和欣赏美。在文学渊源上，“自动写作”是包括亨利·米勒在内的超现实主义文学家、艺术家的法宝之一。
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弗洛伊德关于人的意识层次的划分、作为文学流派的象征主义的兴起都对超现实主义理论的建立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一般认为法国象征派诗人兰博、马拉梅等人是超现实主义的先驱。1917年，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在其滑稽剧《蒂蕾齐娅的乳房》前言中首次用了象征主义这个词。1924年，法国青年诗人安德列·布雷东（1896—1966）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为其定义为：“一种纯粹的心理无意识化……这是一种不受理智的控制、排除一切美学的或道德的利害考虑的思想的自动记录。”Cleanth Brooks；etc：American Literature：The Makers and the Making；Vol。II；St。Martin's Press；New York；1973；pp。2238…2239。这一文件标志着超现实主义的诞生，它寻求的是超越处于现实之内的被掩盖的现实，通常通过摈弃意识、理性、美学或道德对人的束缚，表达其潜意识中的思想感情而实现。天生性格叛逆、具有无政府主义政治倾向和虚无主义人生观、身居超现实主义故乡法国巴黎的青年米勒自然成为美国作家中首批超现实主义者之一。米勒在《北回归线》中身体力行地体验了布雷东等人的理论，几乎表现出超现实主义的所有特征：催眠中的“自动写作”、梦境与幻觉的解析、入睡前似醒非醒状态下思维活动的再现、“旋转下降”（布雷东语）至不为人知的诡秘心灵深处去探究与日常行为大相径庭的古怪言谈举止，等等。
三
米勒的文学观同他读过的书一样，也显得纷乱而无头绪。存在主义的荒诞人生观、人生若梦的虚无主义思想以及同一切现存伦理规范和社会秩序唱反调的不合作态度使他成为“反潮流”的斗士、美国文学史上最偏激的作家之一。
在米勒那里，西方文明以至人类文明引以自豪的一切都是他冷嘲热讽、肆意攻击的对象。他在《北回归线》开卷处开宗明义地写道：“就‘书’的一般意义来讲，这不是一本书。不，这是无休止的亵渎，是啐在艺术脸上的一口唾沫，是向上帝、人类、命运、时间、爱情、美等一切事物的裤裆里踹上的一脚。”
关于文明，他说：“文明是毒品、酒精、战争发动机、卖淫、机器以及机器的奴隶、低工资、腐败的食物、低级趣味、监牢、感化院、疯人院、离婚、性变态、野蛮的运动、自杀、杀害婴儿、电影、骗术、煽动、罢工、停产、革命、暴动、殖民化、电椅、断头台、破坏、洪水、饥荒、疾病、土匪、大亨、赛马、时装表演、狮子狗、中国狗、暹罗猫、避孕套、子宫托、花柳病、梅毒、神经失常、神经病，等等等等。”他所罗列的这一大堆风马牛不相及的抽象概念和具体事物均暗示现存人类文明束缚了人（尤其是艺术家）的才能，不符合人性。所以他主张个人应尽力摆脱荒诞的人生之羁绊，避免人性的共性化或异化。因此，他笔下这些毫无信仰的人，丧失希望、爱心甚至“人生”的人，堕落透顶的人，几乎完全失去人的特性的人也都是言之成理的人、自然的人。
批评界对米勒的贬抑基于多方面的原因，既有言之成理的批判，也存在很深的误解。最主要的误解源于他对两性关系的随意态度和赤裸裸的、近乎病态的性描写。的确，性这个令人讳莫如深的话题在米勒笔下竟如一股一泻千里的流水，无处不到。书中以米勒本人、范诺登、卡尔及菲尔莫等人为轴心的一切人与事均直接或间接地与性有关。其实，性描写只是手段，米勒并不同于为写性而写性的色情文学作家。他并无意挑逗读者的情欲，这是西方司法部门辨别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淫秽”的标准。60年代末，米勒、D。H。劳伦斯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均依据此原则在美国解禁。
米勒的性描写是为他的人生哲学及政治观点服务的，充分表现出现当代西方人特有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米勒在2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恰好赶上以旅欧美国作家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的步伐。在承继性、教育背景以及审美情趣上，米勒与这些作家并无多少共同之处，但将他们共同怀有的虚无、绝望的情绪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到极致，那就是尽情满足人的动物性需求，在放纵的性交往和通宵达旦的宴饮狂欢中忘却苦涩的人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一代雄心勃勃、抱负远大的青年发觉自己已丧失了人生的目标，在动辄便会降临的死神面前一切努力和拼搏都已变得毫无意义。于是，在荒诞的、由摇篮到坟墓的短暂一生中，人的一切行为都变得合理而又合法，“善”与“恶”的界限已不再那么泾渭分明，而已沦为人为的空泛概念了。海明威的亨利（《永别了，武器》）在女友因难产死后冒着雨沿街踽踽独行，永远告别了残酷的战争和美妙的爱情。试问这一代青年“君欲何往”？我们会很自然地、符合逻辑地想到，战后心灰意冷、厕身于布满残垣断壁的瓦砾中的亨利之流很可能也会加入米勒们的行列，在烟花巷中、酒吧间里消磨这被辜负的青春。那不正是他们的必然归宿吗？尽管多数人对于一件令人开心的事的反应是哈哈大笑，个别人却有可能以截然相反的方式来表达类似的情感，如号啕大哭。米勒正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极端方式来表达与“迷惘的一代”类似的茫然、失望的感受。
巴黎，这个以“现代巴比伦”著称的西方文化之都是近现代史上无数青年艺术家、文学家向往的圣地，朝拜缪斯的神殿。对于亨利·米勒是如此，对于斯泰因、海明威、菲茨杰拉德、阿那依斯·宁等人亦是如此。这个崇尚浮华的城市既为美国作家们带来创作灵感，也增强了包括性能力在内的体验生活的能力。美国作家观赏异国风光、畅饮美酒、从事性冒险，这些经历无一不成为他们创作生涯的一部分，而绝不是米勒独有的。海明威在50年代写就的《漂移的盛宴》中表达了对于最终把自己造就为名作家的巴黎的终生眷恋之情。在第一章中，他叙述了自己在一家咖啡馆里写作的情形，承认自己的创作灵感源于性憧憬。由于身边有一位迷人的姑娘，“故事自己跃然纸上，我只是很艰难地竭力跟上它……每写完一个故事我总感到空虚，既悲哀又快活，仿佛刚刚做过爱……”菲茨杰拉德在《夜色温柔》中写了一位迪克，他刚刚同妻子发生过性关系便同年轻漂亮的电影明星接吻。后来这位登徒子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变得柔弱无能，先后被情人和妻子抛弃。他的性无能最终导致其事业上穷途潦倒、一事无成。在米勒的挚友兼情人、为《北回归线》作序的女作家阿那依斯·宁的日记（The Diary of Anais Nin；1931—1934）中，作为一种原始生命力的性能力多次与作家、艺术家的创造力相提并论。她在日记中记述，曾在1932年3月应米勒的建议一同去巴黎一家妓院看女同性恋者表演性技巧之事（近年来上演的传记片《情迷六月花》［Henry and June］亦再现了这一场面）。宁与男人和女人之间纷乱的性纠葛及她试图写一部研究D。H。劳伦斯的专著的计划使她觉得重新发现了自我，变得更加才思敏捷。在日记另一处，她写到同米勒做爱：“对于我，在米勒的旅馆房间里度过的最后那天下午像一只炽热的熔炉。在此之前我仅具有白热化的头脑和想像力，现在获得的却是炽热的血、神圣的完美。”Anais Nin：The Diary of Anais Nin； ed。 by Gunther Stuhlmann； Swallow Press； 1977。
第一部分痴人说梦（代译序）（4）
《北回归线》中的米勒们同海明威及其笔下的众多人物、菲茨杰拉德及其迪克以及宁本人一样体验到这“神圣的完美”即是创造力与性爱的相互认同：性能力是艺术创造力的表现形式，艺术创造力因性能力而被释放。倘若在性观念上米勒同别人有所不同，那只是他更直率、更坦诚。抛开一切伪装，在烟花巷中、酒吧间里寻找慰藉的米勒、范诺登、卡尔们比同时代人看得更“穿”。“哀莫大于心死”，米勒等的悲哀早已超越“迷惘”的程度，他们的心灵早已麻木、绝望。在《北回归线》中米勒写道：“就在此刻，就在新的一天到来的这宁静黎明之际，这个世界不是充满着罪恶和悲伤吗？可曾有哪一人类天性中的成分被历史无休止的进程所改变，根本地、重大地改变？”“我找到了上帝，但上帝也无济于事。我只是在精神上死了，肉体上仍活着，而在道德上我又是自由的……如果我是一条狗，我准是一条瘦弱、饥饿的狗……”作为客体的上帝仍活着，但已成为摆设；作为主体的“我”却已死去，成为一具行尸走肉，一条四处觅食的“狗”。
人的天性是自觉和自由，既然子虚乌有的上帝只是作为人的天敌的一整套社会价值观与道德取向而存在的，与之相对立的人的精神幻灭使其存在变得毫无意义。可见米勒这番话也就是尼采的“上帝死了”这一断言的翻版——在尼采那里是“上帝”死，在米勒这里则是自我之死，它也使我们看出笼罩在米勒身上的源于存在主义哲学的虚无主义阴影。克尔恺郭尔说“生活是一个黑暗的格言”、奥托·兰克说“出生也即被逐出伊甸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