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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加拿大橹子，是甘振远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它原来的主人是国民党一位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师长。手枪制作得极为精巧，只有手掌大小，有效射程为五米，是一种自卫性武器。解放后收缴私人武器时，他恋恋不舍地让秘书去交公。不想秘书回来说，缴枪人员告诉他，这不是武器是玩具。甘振远的橹子才得以留下。他自然十分高兴。不料他以后从别人那儿得知，秘书将话只告诉了他一半，还有半句“侍请示后再做决定”被他贪污了。甘振远立即将这个秘书从自己身边调出，他就是后来给甘平买机票的那位乔叔叔。不过，加拿大橹子却一直留在了甘家，它那种特制的嵌有族徽的子弹已全部打光，无处补给，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玩具了。
服了“救心丹”，甘振远渐渐安静下来，大家松了一口气。
楼下，传来几声轻柔的汽车喇叭，像在通知主人它的到来。
老太婆走到窗前一看，惊喜地对甘振远说：“来了辆‘红旗’。大概又是哪个老首长老战友看你来了。怎么也不打个招呼？想让咱们突然高兴一下吧？”她知道甘振远心病还需心药医。
老太婆为甘振远抻抻衣服，搀着他去迎接客人。
张文跟在后面说：“我订了一桌便饭，请……”
没有人理他。快出楼门的时候，甘振远甩开老太婆，抢先迎了出去。
一辆漆黑程亮的“红旗”，像只硕大无朋的水鸟，栖息在花砖雨道上。在满街热带鱼一样续纷的车流中，它那海豚似的躯体，显得过于圆滚而粗笨。但在这远离尘世喧嚣的地方，它却十分和谐。以自己对空间和油耗毫不吝借的大度显示着与众不同。
奇怪的是并没人走下来，只看见方向盘边有只淡黄色的麂皮玩具狗，正一探一探地叩着脑袋。
一个穿粉红格衬衫的小伙子从车后走了出来，很有礼貌地对甘振远夫妇说：“请赶快上车吧，途中停驶等候是要照章收费的。”
甘振远听不懂这句话，愣着没动。
司机奇怪地说：“这不是您订的车吗？张文先生。”
十
长工资的消息，像一个美丽的神话，被人们口头加工得越来越美好。每过一天就像过了一个世纪，大家翘首以待。
甘平已经把她和伟白即将增加的工资数额打进了她的财政预算，他们似乎不应算穷人，按着报上公布的市民生活费人均统计指数，他们要居中等偏上。但他们却总是处于无法解脱的经济危机之中。哪一样东西不需要钱呢？况且，她可能真属于不会过日子的女人，如果世界上有一种“过日子学”之类的书，她一定会掏出仅剩的钱去买一本。这能怪她吗？妈妈从来不用精打细算。可她过了一辈子优裕富足的日子。谁教给过甘平把一分钱掰成两瓣花的艺术？埋怨牢骚谁都会发，但日子总得过下去。节流既不可能，开源就成了唯一的希望。每月十五日，他们会接到用计算机打印好的袋子装着的工资，数额相符，一分不少，但也一分不多。这是一股永不枯涸的泉水，流量稳定，涨落有时，甚至人死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好像惯性似的。可面对着“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它太涓细了，无法灌溉这样一片干旱的土地。甘平和伟白没有别的挣钱门路，他们不会养蜗牛，不会养蝎子，祖上也没有传下什么貌不惊人实则价值连城的宝物，也没有什么从小远涉重洋如今回来寻根的华裔亲戚，他们便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铁饭碗内容物的增添上了。
然而，长工资的名单采取了极严格的保密措施，好像是份绝密文件，而且迟迟不见公布。世界上的好事总是多磨，但焦急的人们开始惴惴然起来，每日到处打听。现代人自有现代人的烦恼。中国猿人也有他们的幸福，只要火种不灭，人类不是就延续下来了吗？
甘平安静得像一粒白色药片。她自信自己的勤勉与才干，肯定会在那份绝密的名单之上。
张文夫妇还住在她家。在发生了那件不愉快的事情之后，甘平实在不想再留他们了。爸爸妈妈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去赴张文的便宴。一顿海参全席，她吃得索然无味。她讨厌这种一遇强敌便连脏腑都吐出来的软体动物。但伟白却殷勤地挽留他们又住下了，还说他们 “姥姥”也是这个意思。
住就住吧，好在他们早出晚归地跑买卖，彼此应酬的时间并不多。
不知怎么，伟白对做买卖也来了兴趣，得空便围着张文问个没完。也许是想松弛一下为长工资绷得快断了的神经。
张文并不想说。哪个买卖人能把做生意的诀窍和盘托出呢？出于某种动机，他讲了些认为应该让伟白夫妇知道的事——
没做买卖之前，我是个养路工。只有这种又苦又累的活才能轮到我们这种人头上。在山的最高处，有几间破房子，那就是道班——我们养路工的家。吃的用的全靠不定期的交通车从山下运上来。生活很苦，有时几个月不见油星儿，再具体的怎么苦法，我都忘记了。我记得的，就是我在公路上走。天是黄的，到处是风沙；地是黄的，到处是沙石。在这天和地的夹缝里，我牵着骆驼往前走，用骆驼拉着一种像轮子似的东西把路耙平。
一天百十里，一年下来，比红军长征走的路还远了。我裹着件没有面的老羊皮袄，腰里捆着根旧电线，又结实又暖和，天天跟骆驼说着话，在路上走啊走啊……只要天上不下刀子，我们就得出去走。如果不是我后来得了一次很重的病，也许我这一辈子就这样走下去了。
也不是太大不了的病，就是发烧，大概有四十多度吧，山顶上海拔高，不赶紧送下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可我们的交通车谁知什么时候上来。大家商量着拦个便车，把我捎下去看病。第一辆是大轿车，先问我是不是传染病，听到说不知道，就说挤不下了。下一回来的是辆面包，明摆着车里有地方，可还是不让搭，说要到前头捎时鲜的山货。一连几辆车，都是这样屈服后头卷着尘土，跑了。弟兄们这个骂娘啊！我躺在那儿，烧得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糊涂的时候，自然是什么也不知道，明白的时候，我咬牙切齿地想：我明天就上班养路去！甭管出多大力，流多少汗，我也得把路整得跟地瓜地的垄沟一样。
后来、来了辆军车，听我们说完，二话没讲，司机助手腾出驾驶位子，自己去蹲大厢板。西北的冬天，大厢里能把人活活冻死。养路工都是粗人，不会说感谢的话，只知道一件又一件地往大厢里垫老羊皮袄，给解放军絮了个窝，把我抬进了驾驶室。从那以后，我对当兵的特别好，我那个店，一到星期天，你瞧好吧，头上脚下全是一片国防绿。有人说，当兵的光棍多，冲着大红来饱眼福。我看倒是冲着我来的。我从不欺瞒他们，不像有些个体户，专抓当兵的大头。不然，再漂亮的女人，看上一回两回也就得了，谁还老来。
这说的是后话了。那会我在家治病，还没好利索，继父又逼我上山。我们是干一天给一天的钱。我已经不小了，偏不听他的。他瞪眼，我的眼瞪得比他还大，他也管不了我。
我在街上乱逛。满街的招牌，这公司那中心，花花绿绿像雨后的毒蘑菇。怎么人们都一窝蜂地做开了买卖？我开始研究这事。其实就是为了赚钱，经商是一本万利的事情，西北和内地有地区差价，做生意的利润更高。我年轻，不怕吃苦，自认为脑瓜子也还活泛，为什么眼看着别人发时，自己就不试一试呢？养路工我是再不想干了，苦累姑且不论，在人们眼里毫无地位。我从小看继父的冷眼，长大了又遭世人的轻视，我难道就这样一直混到死吗？有人会说，你可以当兵立功，上大学当科学家什么的，都是骗人的鬼话！我能当兵吗？有着那么一个不光彩的继父。上大学，更是没门，别说我考不上，就是考上了，家里也出不起学费。天下好像大得很，其实留给我们这种人的，只是一条极窄的缝……
我决定从这个缝钻进去，大不了失败了重回山上当养路工！那个行当永远缺编，什么时候去都受欢迎。
做买卖赚钱的决心，我是下了，只是一没本钱，二没铺面，我打算先打进一家店铺做伙计，然后再篡夺它的领导权。我开始走进一家又一家商店。国营的、集体的、私人的，都转了个遍，没有一个人肯雇我。山里风大，吹得我像个放羊的，没人相信我能做买卖。我一赌气借了一提包书，又回到山上去做了养路工。
都是什么书？什么书都有，服装的、裁剪的、烹任的、化妆的、百货的、化工的……一边牵着骆驼一边看。几个月后，当我重新下山的时候，我已经“鸟枪换炮”了。
我走进大红她妈开的这个店，说要见店里主事的。大红说她就是。我已经知道了待业知青开业，可以免税三年，她就是再能干，也得有幕后操纵之人。所以我说要见主事的，而不是立营业执照的那个名字。正说着大红她妈走过来了。怎么形容我这位丈母娘呢？说好说坏都不合适，随你们想去吧，无非是那种家庭妇女式的女掌柜。听我说明来意，她一指门外： “你要能把这批货给我卖出去，我就雇你。”
我一看，一块破烂不堪的纸上写着：快来看快来买！跳楼货！不惜血本甩卖……底下的货名和价钱可就看不清了，贴出来的时间不短了。什么东西，值得老板娘和她的漂亮女儿跳楼？我顿时来了兴趣。等打开库一看，我也傻了眼，从贴出广告到我进来，或者说从买进那天到我进来，她们连一分钱的货也没卖出去，看来，这母女俩真得跳楼了……
“你别拿人开心好不好？广告上的话哪有当真的！”大红假嗔着打断了张文的述说， “也不看看几点了？姨夫和姨妈明天是要准时上班的。”
“我倒忘了。你们吃公粮的人，不像我们，时间是自己说了算的。”张文有些歉意地说。
甘平和伟白回到自己屋里。
“看来，张文也不容易。”伟白若有所思地说。
在这个世界上，谁容易呢？甘平没说话。
“我跟你说个事，你得提前做好思想准备……”伟白严肃地掉转了话头。。
甘平为之一惊，随之又有几分气恼，搞政工的人似乎有职业病，凡事不弄玄虚就显不出其重要性。能跟张文海阔天空聊半夜之后才谈的话题，谅也不是什么十万火急。
伟白见她不吭声，以为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接着说下去：“这次的调资名单已经内定了，马上就要公布。名单里没有你。”
甘平呼地从床上坐起来：“这不可能！”
“我还会骗你不成？消息绝对可靠！”
“为什么？不是说人人有份吗？”甘平已经记不得“按劳分配”之类的话，只觉得受到莫大的歧视。
“话是那样说罢了，你怎么能事事当真。因为你是大学生，比同工龄的工人已经高了一级，所以这次没有你。这话也不算错，总之不是因为你个人有什么表现上的问题，你也得想开点。”
想开�